我们终将无法征服北极：《极地恶灵》与人类世写作

（算是影评+书评混合吧，看剧的人更多一点，就当影评发了）

这几天，一则关于北极极端气候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让身边的许多朋友从晒娃、集赞、分析股票、讨论社会事件中短暂地抽出身来，将视线投向极北的远方。

新闻讲的是今夏欧洲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班纳克测到32摄氏度的气温，北极圈内烧起数十场森林大火，有专家预测，北冰洋上的冰层可能在2040年前的某个夏天完全消失，北极熊也濒临灭绝。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难得北极登上热点，不失为一个自我警醒的好时机。炎炎夏日，当我们躲在空调间，挖着西瓜上网搜寻更轻便的夏装、更解暑的食物和更清凉的度假地时，这样的新闻让我们心中一紧：再怎么足智多谋、善于适应，有些事情都是我们难以掌控的，也许大自然正在积聚起某种力量，等待着有一天无情地反击，哪怕与我们同归于尽。

这时，今年美国AMC电视台出品的新剧《极地恶灵》（The Terror）就显得尤为应景了。

乍一看这只是个血腥的探险故事。剧集改编自美国科幻大师丹·西蒙斯（Dan Simmons，代表作《海伯利安》）2007年的同名长篇小说，讲的是大英帝国历史上一次人类征服北极的失败尝试：1845年，英国海军军官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爵士带领“幽冥号”（Erebus）和“恐怖号”（Terror）从英格兰启程，载着130多名军官和船员前往北极，探索西北航道最后一段无人问津的部分。如果成功打通北极航线，这将大大缩短欧洲到亚洲的航行时间，为更多贸易和征伐创造条件。然而，两艘船在加拿大威廉亲王岛上被冰围困，此后杳无音讯。

故事的主人公是船队的二号人物弗朗西斯·克洛泽（Francis Crozier），是少数懂得当地语言、深谙北极凶险的军官。在富兰克林死后，他得到指挥权，带领剩余船员弃船徒步寻找出路。但这并没有一个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救的圆满结局，我们眼看着这100多人是如何一个个死去，直到最后一人。

极寒的环境、被困的绝望、稀少的食物，这些生存困境可想而知。标题中的“恶灵”系西蒙斯杜撰，是一只紧追船队不舍的超自然怪兽，杀人方法极端残酷乃至邪恶，构成了故事中最明显的矛盾冲突。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基于史料半真半假的人祸：导致集体铅中毒的劣质罐头和水管、造成人吃人惨剧的饥饿和私怨，以及引发领导层分裂和船员叛乱的偏见和贪欲。

这场“北极大逃杀”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但更有趣的是，西蒙斯之所以能写成这个故事，AMC的改编之所以能吸引观众，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在真实历史中，富兰克林远征队的下落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探险家。从19世纪到21世纪，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次组织搜寻行动，起初由海军牵头，后来又引来了考古学家、摄制组和非政府组织。他们陆续找到死者的残骸和遗物，最终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确认找到了那两艘遗失的大船。西蒙斯的原著写于2007年，参考了大量当时已有的线索，AMC在2016年决定改编，更是蹭了一把“百年谜团终解开”的热点。

也正是在这两个世纪里，北极的地图越画越精确，在地缘政治中也越来越重要。富兰克林爵士梦寐以求的西北航道已从传说变成了现实，其中自然有科技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正在扩大北极的水域，北极正从想象中可怕的“无人之境”变成理所当然的经济要道。西北航道将如何改变全球航运、它应该由某几个国家独占还是开放给所有人、又会对贸易大国的相对实力造成多少影响，如今都是国际会议上的重要议题。

富兰克林远征队作为先驱的惨败，仍在那些关于北极开发的讨论中一遍遍回响着。文艺创作者和普通观众对此的兴趣，可能也离不开近年来的“极地热”。

这样看来，《极地恶灵》就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演绎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它可算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世写作。

“人类世”（Anthropocene）是西方环境界近年来炒得很热的一个概念，在2000年由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指的是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而不可逆转，以至于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地质力量。2016年，“国际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建议，将“人类世”标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取代1万多年前至今的“全新世”（Holocene），不过这尚未得到官方认可。

通俗点说，在人类世，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客人，而真正成为了它的主宰者之一。如果说过去人类对自然的作用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消退、逆转，那现在人类的饮食、旅行、生产、消耗，都已达到了彻底改变地球面貌的规模。北极如今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例。

听上去很大很远，但对创作者和读者、观众来说，这提供了一种描绘人与自然的全新可能。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在2017年的《大错乱：气候变化与不可想象之事》（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中写道，过去的文学作品大都聚焦人与人的交往，写人与自然的小说往往被归为科幻，但如今，自然主题正在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洪水、暴风雨、极端天气等种种“不正常”现象，更对理应描绘“正常”现象的“正统”小说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为科幻作家写的历史小说，《极地恶灵》的题材和演绎，就在有意无意间反映了人类世的诸多特点。它所依据的富兰克林远征发生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已使英国成了世界霸主，而工业革命恰恰是克鲁岑等一些学者提出的“人类世”的起始点（对此有不少辩论，不在此赘述）。而富兰克林远征本身也是由工业革命的引擎推进的：这是最早用蒸汽船进行的大型北极探索行动之一。

西蒙斯在书中准确抓住了工业发展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富兰克林坚信船队拥有最先进的蒸汽船技术，还屯满了烧不完的煤炭，所以才一次次无视克洛泽的警告，执意深入前人未曾探索的危险地带，这最终导致船队被困，煤炭也消耗殆尽。

与工业革命并列的是帝国扩张。富兰克林曾在大洋洲任殖民地总督，其他军官的履历上也不乏鸦片战争那样的殖民掠夺。对他们来说，北极只是又一块等待征服的土地，他们也许要在过程中受苦、流血，但这终将成为女王的土地——当然，这一计划惨烈地完败。

而在寒风与坚冰之外，大自然也有了具象的角色：那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怪兽。它长得像一只巨型北极熊，潜伏时仿佛与白茫茫的大地融成了一体，又有着人类的智力，一次又一次打破船员们等待的安宁和求生的尝试。但在懂它的习性、为它献祭的因纽特人面前，它又成了一只温顺的宠物，甚至帮忙捕杀猎物，使其在荒原上存活下来。在故事中，割去舌头被视为对怪兽的服从，这是否意味着，要是人们停止聒噪，便能打消自然的敌意？

《极地恶灵》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应该是美国19世纪小说《白鲸记》（Moby Dick）。西蒙斯在小说题记中就引用了《白鲸记》对白色之恐怖的描写，文中又多次提及《圣经》中约拿被鲸鱼吞入腹中的典故。但《白鲸记》更重大自然之不可捉摸，《极地恶灵》则加入了工业人的主动性。

在我看来，《极地恶灵》更类似探索边疆的幻想故事，最典型的是H·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其中的人类在试图理性解释未知世界时，遭遇了无法掌控的（超）自然力量。《异型》系列则是影视剧对人类努力与自然回击的经典诠释（《异型》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正是《极地恶灵》剧集的执行制作人之一）。如果说大多数科幻小说总是洋溢着一种“人定胜天”的乐观（多为探险题材）或“不作不死”的批判（多为反乌托邦题材），那这些以悲剧收尾的故事则令人心情复杂：哀叹人类的局限，但又不愿全盘否定那些前进的尝试。

如今，行驶在西北航道的船只自然不会遭遇富兰克林远征队的灾难，不是说航道没有危险，而是当前的科技水平已可以让人规避许多曾经致命的风险——这本身也是人类世的一种体现。

但《极地恶灵》提醒我们，在地缘政治之外，还有许多问题是我们更急需考虑的。在气候变化使极地环境发生剧烈改变时，那里的人类活动是否会面临新的挑战？越来越多人走向极地，要如何处理和当地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我们这些远在极地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是否也有怪兽蛰伏在身边，正像“气候变化”这个宏大而混沌的词汇一样，似乎不会对生活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但随时有可能突然跳起，咬住我们的咽喉？我们能否模仿那个驯服怪兽的因纽特人，学会尊重和服从，哪怕做出一点牺牲……即使我们做得到，是否还来得及？

正像高希在2017年反思的那样，随着环境危机越发迫近，必定会出现更多类似或超过《极地恶灵》的文艺作品，以全新的方式探究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希望这能让更多人看清那些征服、惩罚和搏斗，反思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为，不管它的起点在1万年前、300年前，还是70年前，人类世都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