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

我和男朋友是同年的高考生。

那一年，他坐在和徐佳的咸宁高中差不多的地方高中头悬梁锥刺股，窄小的枣木色课桌布满裂痕，桌上堆满了比头还高的书籍；我则在几百公里外武汉的省重点度过高中最后的几个月，抬头望出去就是学校七八层楼高的科学中心、自带音乐厅的艺术中心和波光粼粼、鱼儿四下游窜的小园林。傍晚我往往会和好朋友去那儿散个步。

不过，生活对于他并不是徐佳那样的hard模式。他吃穿不愁，父母在学校旁买了房子，半自住半支持他读书。

生活对我也不是那么慷慨。我的同学们有不少已经提前离校，筹备申请国外高校；而出国读书从未进入我当时的视域之内。我别无选择，要和千军万马一同淌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好在我们都是应试教育中的幸运儿。尽管都有超过30分的发挥失误，但也都考上了（不同的）985高校，顺顺利利开始大学生活。

虽然top2自主招生的分数用不上了不过「起码不用复读了啊啊啊」！！！

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

现在回过头来，却发现「生活背景」和「生活环境」依然狠狠地形塑着我们。

小城市出身带来的「谨慎」感，束缚着他的人生。在「稳妥」和「冒险」中，他有时会下意识地、在考虑收益之前就规避了风险，尽管有时候「冒险」才是更理性的选择。

高中生活中隐形的「比较」则限制着我的选择。看到了很多家庭条件比我好的朋友，让我没有办法和「虚荣」割裂。时至今日，我还是会做一些「一时爽」但长期肉疼的消费决定，一边在理智上反对消费主义，一边用实际行动拥抱它。

看看我的同学们，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家庭优渥的小孩早早出国，在温莎等地过上了我不熟悉的奢靡生活。赌场里消耗掉的钱一样用来抵抗「无聊」。只是他们选择了比袁寒来说更容易被大众诟病的抵御方式。

也有和马百娟相似出身的同学，他其中一只手上有两个断指。这是他在工厂打零工留下的痕迹。学生年代，他努力的方式往往接近势利，尤其在利益冲突之际，他向上爬的一些行为可称「不齿」。但看到他少了两个指节的手指，我们又能怎么责怪他呢。

还有同样从二本院校毕业、生活却很不一样的同学。小城市工薪家庭的孩子往往选择留在武汉，租房打拼，陷入「徐佳」式困境；我的几个闺蜜，虽然家庭条件算不上富贵，却都在父母的支持下出国读研，同辈结婚生子买房的问题对她们来说很是模糊。当然，她们也有自己相当真实的烦恼：在家庭能提供的有限支持下，「如何留下来」或者「如何回去」。

整支影片里，徐佳面试的故事最让我感同身受。我学校比他好，学历比他高，但也没能脱离群面阴影。我们一样被迫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绞尽脑汁回答一些没有意义的垃圾问题。

不同的是，他的船票是富士康；我的船票是BAT。

当然了，我们都不一定能上船。

六月三十日，颐堤港CGV观影现场，同事临时让我帮忙在提问环节递话筒。观众很热情，有很多迷茫，大部分都投射在自己的人生上。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大家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是否实现了自己向上的人生？我的出路在哪里？

提问者的脸在投影仪光芒中明明暗暗。导演表示无法回答，我在一旁有些感慨。真实的人生永远比电影更丰富，也更复杂呀。

那就不要再期望他人对你的人生下定义了吧。放弃这种没有意义的「安抚」，脱离一个评价与被评价的序列。自我怀疑的时候，只有你能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