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恶非道3》：“不合时宜”的天鹅之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北野武的《极恶非道》三部曲，那大概就是“不合时宜”。

但这不是说北野武不应该七老八十了还在拍黑帮电影，而是说《极恶非道》所呈现的道义与忠诚之信念早已随着旧派日本黑帮文化——及其相关类型片——一并陨落。正如第一部中北野武所饰演的大友切了自己的小指头来谢罪，却被帮派组长讥讽这种做法早已过时，江湖的风气已经不复当年。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极恶非道》三部曲本身的叙事手法在当今追求奇观的消费时代也是“不合时宜”的。不同于其他黑帮片或警匪片，三部曲并没有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大场面，没有飞车与枪战，甚至也没有帮派火并。

相反，镜头中基本是一群又一群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在一个房间里面色凝重地计划着什么，再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互骂“この野郎”，大舌音此起彼伏；再加上角色数量众多，人名又往往是各种“中”（naka）、“野”（no）、“田”（da），加剧了西方观众辨认的难度。于是第一部在当年戛纳只得到了4分中的0.9分。

但北野武并没有因为这一否定便改弦更张，而是在2和3中沿用了这一叙事模式——有趣的是，一旦观众接受这样的叙事模式，从1到2再到3，大概会奇妙地感到，似乎找不到比这样更连贯、更妥帖的推进方式。或者更具体地看，1中尚有花样迭出的暴力（电钻凿嘴、筷子插耳、断舌暴毙），但在2和3中被有意地用更多的言语暴力取代，除了必要的残虐（例如水野、石原、花田之死），更多的是干净利落的枪决，一弹一杀。暴力是“角色行动的逻辑结果，但绝非影片的焦点”。

对于《极恶非道》系列这样一个黑吃黑吃黑吃黑的故事，似乎血浆爆炸更能激荡观众“快意恩仇”的期待。但显然北野武对于拍摄处刑指南又兴致缺缺。当然这是北野武一贯的路数。在他的前期代表作，同样作为黑帮片的《小奏鸣曲》就明确抑制了动作场面，略去暴力的过程，波澜不惊却又惊心动魄地递出暴力的结果。

可以说在《极恶非道》系列中，北野武对暴力的运用始终是有节制的。但请注意，节制不意味着克制。因为上述施暴场景说来也是夺人眼球，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动作游戏所追求的“打击感”，在感官效果上并不“克制”。

正如北野武自述：“我希望让观众感到剧烈的疼痛和恐惧，这种感觉就是暴力的本质。”暴力不美，也不应该被塑造为美，因为暴力就是伤痛。换言之，在北野武看来，诉诸视听语言的暴力意在于制造压迫感，从而达到一种警世的作用。因而用所谓“暴力美学”之词来描述北野武的电影，恐怕是对他的严重误解——当然，《座头市》是个幽默的例外。

之所以说《极恶非道3》节制，原因还在于北野武调整了冲突的表现形式。暴力杀戮的场面在数量上明显少了，就连北野武所惯用的静止画面——以及他著名的大海和那标志性的蓝色——也都少了。而承担本片冲突的工具变成了语言、对话本身。西装革履的谈判交易正是当今社会各类机构的运作形式。北野武有意创造更加写实的黑帮谈判场景（事实上，火并恰恰是帮派之间所竭力避免的），并通过口音和说话方式的差异来体现不同帮派乃至不同角色形象的区别。

例如西野若头带着花田来到张先生的宅邸道歉一幕，西野的关西腔、张先生手下的韩语以及东京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满了张力。尤其是张先生一派将计就计，并说出了“我们并不是黑帮”时，画面迅速切转成极度冷漠的张先生和一脸惊愕的西野的蒙太奇。寥寥三个镜头和几句台词就绘制出了那个房间内乃至整个东京黑社会势力的地形图。

花菱会的现任组长野村非常厌恶西野若头，以至于东京出身的他对手下的关西腔也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这些容易被观众忽略的语言文化细节事实上生动地暗示着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的矛盾。在《北野武的小酒馆》一书中，北野武曾说，一部两小时长的黑泽明电影有17万2800帧，其中的任何一帧截取出来放大冲印都将是无比精美的照片，这也就是说黑泽明的电影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而他自己的电影则都是空洞无物的废镜头。事实已经证明绝非如此。

但如果把《极恶非道》系列是为北野武对黑帮片或任侠道义的一种追思，恐怕忽视了北野武在作品中一贯的对现实的关注。

在1和2中时不时冒出来的北野式幽默——例如1中牙齿被搅烂了的村濑，头上缠着机械装置，穿着银色西装，成了一个滑稽的机器人——在3中已经难寻踪迹。北野武说，拍摄《极恶非道2》时正好遇上311大地震，在他对福岛地震的关注过程中，他发现一些政客大发灾难财，而在那些政客的世界中，背叛和利益冲突比电影所表现的残酷得多。他说现实生活对《极恶非道3》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这正是北野武让大友再度复活并杀回东京的原因，亦是他让松重丰所饰演的正义警官愤然辞职离开体制的原因。

然而最终，在大友颠覆了东京花菱会并为拜把兄弟木村复仇之后，他选择的是饮弹自尽。但就算他没有自杀，张先生的二把手也将出于避免大友继续制造麻烦的理由解决掉大友。问题在于，大友的自杀意味着什么？

在日本历史中，赤穗事件十分著名，为家主复仇并慷慨就义的忠臣藏与四十六义士在反复讲述和演绎过程中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忠义”即为其内核。大友之死乍一看似乎也是武士道所谓忠诚、道义这一套。然而在《极恶非道2》中便已识破险恶棋局的大友，早没有了尽忠的对象——张先生对他而言是一个恩人，但非主人。既然如此，将大友追封为“义士”恐怕不够妥当。

更重要的是，诚如论者指出的，赤穗义士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秩序内的反叛，事实上是在强化（不义的）秩序的存在。大友的复仇恰恰与此相反，从他干净利落地杀死黑白通吃的片冈警官再到他冷酷地对小弟笑着说“第一件事，打倒东京的花菱会”，他已然从“以叛逆姿态出现的顺从者”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规则破坏者。

然而说《极恶非道3》“不合时宜”的原因还在于大友之死这件事上。大友这样的老派雅库扎对于株式会社化了的黑社会而言早已显得“不合时宜”，对花菱会而言如此，对收容他的张先生一派而言更是如此。或者应该“悲哀”地说，不合时宜的根源在于无济于事。

大友明白，他对组织已经丧失了价值，而作为个体，也再无冲击残酷社会现实的力气，此非对江湖道义的缅怀，而是对黑暗的悲鸣，尽管他正是黑暗的代言人。因此，自杀才能彰显大友这样的硬汉所具备的压力下的气度（grace under pressure）。

从这个角度看，《极恶非道3》的大友便应当理解为刺杀丰臣秀吉失败的侠盗石川五右卫门，最终在铁釜的热汤中从容死去。作为结果，是一种生死看透与人格尊严，但实质恐怕是廉颇老矣的无奈。

不过，尽管大友已经死透，纵使明确“全员恶人”，且《极恶非道3》已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天鹅之歌，但北野武势必不会放弃斗争。这不，他即将再度折回纯爱的极端，用催泪弹冲洗观众的心灵。

本文首发于《虹膜》微信公众号 2018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