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叫《北京人在纽约》，但它无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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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一部电视剧横空出世，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观剧热潮：街头巷议、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轰动性的电视剧层出不穷，但能够掀起如此社会性轰动，并且深刻地改变着国人观念的电视剧，或许只有两部，一部是1990年播出的《渴望》，另一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北京人在纽约》。

【西洋镜】

    《北京人在纽约》能够火遍中国大地，理由当然有很多：

    这是第一部全程在美国拍摄的影视剧，对于当时还没能真正意义上“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都那么“奇观”：曼哈顿岛耸立的混凝土森林、满口中文的美国资本家、以汽车为主的交通体系、装潢风格现代的居家内景、霓虹闪烁的布鲁克林街头...主创用在1990年代还很少见的银行贷款的方式，斥资150万美元、历时三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拍摄了这部电视剧。由于这种贷款出国拍摄的方式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拍摄贷款的申请甚至一路上呈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手中。

    彼时，中国也恰逢“出国热”，1990年坊间风传当年将会是托福最后一次在中国举办考试，报名考试的人将驻京的美国考试中心围得水泄不通，出国念书、出国淘金，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但是美国领馆高居不下的拒签率、外汇兑换限额、高昂的出国成本...所有这些，使得出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北京人在纽约》就成为近距离“接触”美国的最佳途径。

    当然，《北京人在纽约》以其在当时人看来大胆的故事主线（情人、异国恋、离婚等话题，在彼时的中国影视剧里还不多见）、对异国文化“异域性”的呈现，以及几位主演（尤其是姜文和王姬）性格鲜明的出色表演，使这部电视剧获得了高达67%（一说57.3%）的收视率，可谓万人空巷。之后更是被删减成了两个小时的电视电影，在美国PBS电视台播放。

    在大洋的另一边猎奇、窥探、凝视美国——从表面上看，《北京人在纽约》给了全体国人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如看西洋镜一般地，沉迷在异域世界之中。

【电视版《海国图志》】

    1993年之前，中国人想要了解美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从海外归来的亲友，以及以《加里森敢死队》（Garrison's Gorillas）、《神探亨特》（Hunter）为代表的纯商业影视剧（但是这类影视剧，对于想要了解当代美国社会的生活与文化的观众来说，几乎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成长的烦恼》[Growing Pains]）。

    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三种热潮：西方文化热，中国文化批评热和文化寻根热——这三种热都与《北京人在纽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0年代出国热潮中的很多人，都在回国后把美国描述成了天堂一般的存在。在当时北京各大高校风靡一时的讲座中，很多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形容成一个“完美社会”：制度完善、机会均等、社会文明。当时的学生对于那些身临其境大谈“出国感受”演讲的热情，要远超过对僵化老套的专业课的兴趣。很多留洋的人，未必真的在国外混得很好，但或是出于“报喜不报忧”让父母妻儿宽心的心理，或是出于面子、自尊，或是真的不太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运作，在归国的人口中，美国，确实充满了机会和希望。

    而经过报纸、媒体和亲朋好友的口口相传，全社会对于西方文明的向往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各种世界文学名著、学术名著、哲学名著的翻译如火如荼，排队购买的读者也是人山人海，国人对于“开眼看世界”、拿来主义所抱有的热情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中国1980年代广义上的“西方文化热”。

    而彼时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也弥漫着一股“自我仇恨”的情绪，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产生了怀疑，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华文明的落后性等话题。电视纪录片《河殇》可以说就是这种“自我仇恨”的重要表现——这就是“中国文化批判热”。

    而第三种“寻根热”，我们将会在最后一部分详解。

    《北京人在纽约》可谓是对这些“崇洋媚外”思潮的反动。这部电视剧对美国社会崇尚强者、弱肉强食、利益至上的商业环境直言不讳：第一集中王起明和郭燕刚落地美国，就被郭燕的姨妈丢在了地下室中，还没有结束一天的旅行，就已经身背900美元的债务，两个满怀憧憬和希望的追梦者就遭遇了“无情”的下马威。而之后，郭燕更是遇到了大胆示爱的美国老板大卫，大卫后来明知郭燕是有夫之妇，但仍然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可与此同时，大卫又“爱慕归爱慕，生意归生意”地对郭燕的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美国人这种将亲密关系与职业态度截然两分的处世哲学，无疑也与中国重人情味的人际惯习格格不入。

    电视剧开始的那句题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当年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也从原来的天堂，变成了践行者赤裸裸丛林法则的商业社会。

    《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美国，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残酷险恶、冷漠无情、成王败寇、崇拜强者，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简化成钱，金钱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哪怕夫妻、血缘也不能逃脱其外。在这个意义上，《北》确实以其超高的收视率，给当时所有中国人都好好上了一课：美国，或许是天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更像是地狱。

    但今天的我们，就算没有出过国，也对美国有了更多、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它枪支横行、社会分裂、价值观冲突严重、种族歧视或隐或现、贫富差距严重、中产阶级非常恐慌；但另一方面，美国仍旧是世界第一强国，坐拥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很多美国小镇虽然不至于花团锦簇，但也安详和乐，社区关系融洽，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真诚、善良、友好、乐于助人。

    事实上，《北京人在纽约》所表现的美国，也仅仅是另一个极端的美国，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地对美国的呈现。就算是美国最无情、最冷漠、最商业化氛围浓重的纽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在911事件发生时，也不尽然是唯利是图、惜命如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自私鬼。事实上，当1997年《泰坦尼克号》（Titanic）上映时，报刊媒体上所引用的“资本主义也是有人情味”这句话，其“反击”的潜文本，就是《北》中给无数中国人留下极端深刻印象的资本主义的无情。

    《北京人在纽约》不单单是一部电视剧。它无疑是新时代的《海国图志》，让有幸生活在影像时代的中国人，能够更加具体、感性地感知到“美国”乃至“资本主义”的面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仅仅是国人对于剧情的热烈讨论，同时还有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观感上的巨大裂变和逆转。很多热烈拥抱“西方文化热”和“中国文化批判热”的国人开始重新调整立场来看待西方，而“出国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降温。《北》对于西方近乎妖魔化的“极端”描绘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直到2000年之后才渐渐消散。

    如果说西方人以奇观化和妖魔化的视角来看待东方人，这是所谓的“东方主义”的话；那么《北京人在纽约》也呈现了一个极度东方人视角的、被扭曲的西方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北京人在纽约》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而这种西方主义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这部电视剧更为隐蔽的内核：

    《北京人在纽约》，虽然全程在美国拍摄，但其实与美国无甚关系。《北京人在纽约》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电视剧，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奋斗生存和性格内核的电视剧；更进一步讲，它是一部关于“寻根”的电视剧。

【寻根】

    《北京人在纽约》反响热烈，但是关键词不外乎：美国文化、资本主义，以及在美国的中国人所承受的生存压力，以及他们去美国后所发生的性格转变。就连学术界在讨论这部《北》时，多半也是将其放在东西文化冲突的视角中，比如刘禾、杨美惠、罗丽莎（Lisa Rofel）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也更多关注的是《北》中的跨国性、postsocialism、大众传媒等。

    但实际上，《北京人在纽约》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美国化失败”的电视剧，它所关心的，更多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传统，而非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出版《剑桥中国史》以及很多海外汉学著作，这些以西方人视角来阐释中国历史的书，迅速在中国走红。很多中国人一方面震惊于西方人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些视角，一方面也觉得很多自身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事情，原来在西方人眼中会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通过一场地方性的迷信活动来研究清廷政府的运作体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回忆主题来研究中国文人的心态......所有这些，都让当时的中国读者觉得耳目一新。很多事情，似乎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也从没有人点破过；反而是站在外国人的视角上，却能对那些在中国人来说不成问题的地方，问出有意思的问题，捅破那一层窗户纸。

    《北京人在纽约》也同样如此。《北》中的那些中国人之间的人情世故，那些处世哲学之于中国人来说，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流水之于河鱼，本身无足为奇；但是将他们放置在资本主义的坐标语境之后，本来那些就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的中式人际社会，就一下变得清晰异常：亲戚之间可以不讲情面，跟情人借钱也一定是要还的，没有人在乎你是否是个才华横溢的大提琴家......中国人所讲究的面子、关系、人情，似乎在美国都行不通了（其实美国人也是讲面子、人情、关系的[看看他们现在的总统吧]，这也是《北》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地方）。

    借助美国的重商文化、强者崇拜，以及美国人之间的“人情淡漠”，中国观众得以在这个坐标体系下，清楚地将自己投射在这部电视剧中。《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将非常典型的四个中国人，放在了美利坚的社会语境下，在生存能力和情感适应的坐标维度上，来看他们之间的爱恨沉浮。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北》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式type，然后将自己代入其中。我们可以来看看《北》的四位主要人物：

 

    首先，王起明，我们的一号男主角。来美国后，经过短暂的不适应后，他立刻开始融入资本主义的文化当中，他在情感上鼓励老婆郭燕，在事业上开始从中餐馆的洗碗工开始干起，一路发家成为老板——他就像是中国第一代的“下海族”，勇于拼搏，希望能混出个人样来。但当面对好友去世、女儿叛逆时，他又变成了最传统的中国人，他希望能对朋友讲义气，获得女儿的尊重和认同......电视剧行将结束时，王起明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但他已经能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去应对，这是他在美国生存能力“养成”的最好体现；但好友老李的去世、女儿对他的恩断义绝，又让他在情感上逐渐开始质疑美国。

    然后，郭燕，王起明的前妻。她从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能力和情感上无法适应；哪怕最后和大卫结婚，她依然无法分清公和私之间的界限：对前夫的愧疚之情，使她在无意之间把大卫公司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了前夫，导致了大卫破产；而在与大卫离婚后，她又非常中国式“不蒸馒头争口气”地不要任何大卫的财产，以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钱才嫁给大卫。郭燕在美国仅有的一点工作上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勤勉和韧性；她努力想要在情感上接受美国文化，但终究宣告失败。在剧终字幕对剧中人的交待里，她在攻读完学位后，选择回国工作。

    阿春，王起明的情人。无疑，她是全剧最适合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能力上。她能迅速洞悉美国文化，并且利用美国式的规则为她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她既是王起明的情人，也是王起明在美国的导师；通过她的口，观众得以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且也通过作为中国人的阿春，我们得以看到中国人的文化惯习在美国屡屡受挫的文化根源。

    最有趣的，是宁宁，王起明和郭燕的女儿。她像一张白纸，来到美国——她不会像父母初来美国时那样只有华山一条道，父亲在美国打下的基业和她的年龄，赋予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但是就是处于坐标原点的她，最后却选择了最叛逆、最可悲的一条路，不仅完全背弃了中国传统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甚至也成为了美国意义上的边缘人群（一说她吸毒后遭遇枪击身亡，一说她去了非洲或澳大利亚）。

    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四位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了1）不甘于后的中国（王起明）、2）踏实勤恳的中国（郭燕）、3）可塑性极强的中国（宁宁）以及4）在西方游刃有余的中国（阿春）。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并且能够感同身受般地预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境遇。

    同时，片中的美国角色其实非常少，能数得上的也就是男二号大卫和配角安东尼两个人，而就这两个人也充斥着“脸谱化”的外表。男二号大卫的角色，其实在原剧本中也是一个华侨（原计划由陈道明扮演），而非“纯正意义上”的美国人。因为剧组内部的原因（一说陈道明不喜欢剧本，一说姜文提议找个“纯美国人”以凸显东西文化冲突），最终剧组才选定了会说中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戴博来饰演这一角色。

    根据访谈，戴博在《北》之后，也曾接到很多中国影视剧的邀约，但他基本都拒绝了，因为这些影视剧，只是需要他那张美国脸和“符号化”的洋人身份——可事实上，戴博在《北京人在纽约》中，也同样是一个较为“脸谱化”的美国人，我们很难在他身上发现那种“人物成长”的轨迹。大卫和安东尼在《北》中，几乎就代表着全部的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北京人在纽约》就像《剑桥中国史》一般，它用非常西方化的视角坐标（哪怕是伪西方），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同类型的人情世故、文化惯习和个体性格。它与1980-90年代的“寻根文学”（如阿城的“三王”、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一样，《北京人在纽约》在本质上也是一部拷问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电视剧，只不过它全程美国外景拍摄的外壳，完全遮蔽了这一点——它的本质，无关美国，而是处于巨变中的中国人和他们无法改变、无从改变的文化之根。

    或许也正是如此，这部电视剧才让如此多的国人如痴如醉，因为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更是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