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块广告牌》之前很多年，我们有这么一部国产片
《有话好好说》是一部的神奇电影。这首先体现在卡司上。按比例算，片中著名演员的出场频次堪比“三建”。且不说姜文、李保田两位主演和在楼下仰着脖子狂喊“安红，我爱你”的导演本人，就在不经意间，你还能看到穿警服、戴眼镜，有且仅有两次出现在下楼梯场景里的葛大爷，大大咧咧、无比奔放的方青卓，以及近似“小鲜肉”的梁冠华等等，临了临了，那个几乎没露过正脸的打酱油司机一开口说话，诶呀我去，李雪健！
排除掉拍“三建”这种为了光辉使命而共同奋斗的情况，影片的华丽阵容大抵是乐得给导演捧场，也似乎刚好从侧面展现了整个主创团队“玩儿票”的状态。我拿这个词打比方，重点当然不是在“票”上，因为他们都是在专业领域里拔尖儿的人。用“玩儿”来形容这部电影，在于无论把它放在张艺谋的作品序列里还是同时期直至现在的院线片中，都显得那么地与众不同，相比于不苟言笑地艺术创作，更像是一次愉快的、解放天性的玩闹。
晃动的推拉镜头和变形的人脸特写或许是影片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它看上去与精致无关，而有着和主演姜文极其角色如出一辙的粗粝气质，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抑制不住地躁狂，亦如同它诞生时的年代。当镜头跟随赵小帅匆匆行走在昏暗狭长的ktv过道里，从被推开的一扇又一扇门里传出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音乐，组成了奇妙的混响。这众声喧哗的一幕自然天成，映射着现实的模样。再加上时不时来上几句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琴书，一种失序的错乱感就在空间与时间中共同生发。
如果说声画风格依然称得上是主创的有意为之，影片在叙事上的随性更能显现它荒诞不经的色彩。它讲述了一个由一连串意外连缀而成的故事。赵小帅被前任的现任刘德龙当街殴打，他便憋足了劲儿要剁刘的手。这时，一个认死理儿的小知识分子张秋生找上门，让他赔自己在围观打架时被当事人抡坏的电脑。可自打张知道了赵的剁手计划，特别是赵自掏腰包给了他电脑时，他被感动了，于是拼尽一己之力来阻止对方。之后又是一系列阴差阳错，刘德龙的手是没剁成，张秋生反倒因为遭到羞辱而拎着刀四处暴走，赵便反过来劝张……影片的情节和镜头语言一样狂野，没有严整的结构，不在乎什么起承转合，单是酒馆儿一场戏就占去小一半的篇幅。但是，一些必然似乎早就在混沌里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在偶发事件中一一应验。
执拗并且心地善良的张秋生非得拦着赵小帅不可，有着同一秉性的赵小帅也一定会拦着张秋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事的结局是人物的性格使然。在这两轮“比拼”上，“刽子手”胜出“秀才”一筹，他知道这个干瘦的小知识分子一定不会拿菜刀去砍一个不相干的人。而到了最后，张秋生到底也从内心深处打动了赵小帅，两个本来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因为彼此赤诚的善意相认相知。这两个“好人”的执拗与善良是影片光怪陆离的混乱中唯一恒常的存在，也是最感动观众的点。正是从这个角度考量，我认为本片与马丁·麦克唐纳的诸多作品，比如《三块广告牌》《枕头人》《杀手没有假期》等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格外珍视主体间的善，不过，马丁的善总有些上帝在人间的意思，是为了反对人性的恶，而《有话好好说》则与宗教话语无关，只针对现实的乱。
在作者看到的现实里，人心的浮躁、欲望的膨胀、交流的失效，是导致“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原因，也是症结本身。影片没有直接批判什么，但它无疑成功地呈现了问题所在。
归根结底，这部片子尽管看上去很“俗”，却依然牢固地保有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这还是得从张秋生说起。起初，他与赵小帅事件无关，之后，从旁观者被迫转变为参与者，再之后，又从参与者主动转变为干预者，最终，他自己竟被置换到赵小帅的位置上，成了另一个事件的主角。由此，影片的一条深层叙事线呼之欲出，即知识分子在保持独立与和人（世界）交往的夹缝中的生存自况。其中，张秋生的受辱与反抗甚至隐隐透出些历史的印记。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可是兔子终究咬不死人。关于这一点，影片告诉我们原因其实不在于它软弱，而主要在于它知道咬人不对。张秋生出拘留所后，赵小帅没有再直接出场，而是化身为谦谦君子，用一封书信向这位曾经劝阻了自己犯错的“导师”表达谢意和敬意。至此，两个人不仅达成了和解，并且完完全全按照张秋生的理想方式进行。不妨想象，他们再见面之后还会为了什么是“德”再次开战，然而那已是后话。狡黠的作者早已在结局里让张秋生取得了彻底胜利。
这是秀才的胜利，却不是所有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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