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電影、小說對比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在去年的十二月,馮小剛所導演的芳華上映之後激起了一陣觀影的熱潮,這一部電影改編自作家嚴歌苓的同名小說,《芳華》,主要講述的是在十年文革期間,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在“文工團”之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的重大歷史事件,兩個作品雖然都講述了一個故事,但是相比較起來風格迥異,馮小剛在電影的敘事以及對於原著情節上都做了較大的改動,以至於在我看來沒有了嚴歌苓筆下的對於那個時代的荒誕的闡述以及對於人性的反思,而是著重體現了戰爭的殘酷以及對於那個時代背景下那些“青春的美好”的緬懷,體現出了馮小剛自己的浪漫主義。總體來說,看馮小剛的電影,雖然過癮,但是得到的只不過是一時的熱淚盈眶,唏噓不已;但是讀完原著,卻能讓讀者深入那個時代,看到美好之後的狼狽。
在詳細的說我自己對於兩部作品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對比一下兩個人,導演馮小剛以及作家嚴歌苓。從他們的早年經歷來看,兩個人都在“文工團”中服役過,這也是這部電影的源頭,但是,兩個人在之後的經歷確實完全不同。馮小剛出生於普通的家庭,在從部隊退一下之後在國內先做的文化宣傳工作,后專職為導演、編劇,在近幾年也參選了全國人大代表,可以說是深刻的受到了文革以及改革開放時代的影響。再觀嚴歌苓的一生,出生於美國父親以及爺爺都是知識分子,雖然在國內經歷了十年文革,但是文革帶給她的,卻更多的是痛苦以及思考,在改革開放以後與外交官勞倫斯于美國結婚,現居于德國,是著名的作家,編劇。兩個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閱歷以及政治立場導致了電影以及小說之間存在的差異。雖然在國內,馮小剛算得上是“心直口快”的代表人物,但是一旦到了涉及公眾影響力大的事件、電影時卻又時長認慫,顯得膽怯而不安,這一點可以從他在真正在電影里討論政治立場以及時代議題時的侷促不定,看出,馮小剛想要逃避對於政治的討論,不在電影里體現出任何的立場,只是在整篇電影對於青春的緬懷之餘,渺渺幾筆到過。反觀嚴歌苓,因為身份背景以及個人經歷的不同,在寫作時與國內作家(例如賈平凹,陳忠實,路遙,王小波等)在涉及到“文革”這一議題的拘謹態度是截然相反的,嚴敢於去揭露那個時代的荒謬,以及人性的丑惡,將真是的故事展現出來。
在敘事的方面,電影和小說也有著很大的差異。嚴歌苓在小說中以第一人稱來敘事,但是她也說了“这个人很像我自己,但她并不是我。”, 而馮小剛則以群像的方式展現了整個故事,在電影的拍攝角度來看是十分合適的,在電影中也使用了何曉曼“甘愿在上百号尸体袋里挨个翻找刘峰的名牌,只为确认他安好。”這樣的長鏡頭片段來渲染情感,但是這樣卻又導致了整個電影在對於人性以及時代的挖掘上過於平淡,在電影中,馮小剛將何曉曼得精神病的真正原因(一生沒有收到過一個“好”字的她被作為榜樣“神化”的反差,體現出了那個時代的荒唐)給寫出來,以及在原著中劉峰在前線受傷時想要“一了百了”的報復似的心理活動給體現出來。雖然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在影片中所有小過錯都是可以被“後來我理解了”這一事也是影片的一大槽點)但是在我看來是有缺陷的。
在觀看了電影以及原著之後,我還利用閒暇的時間閱讀了嚴歌苓的其他作品的閱讀(陸犯焉識、寄居者、無出路咖啡館),嚴歌苓的文字給我的感觸很大,相比于國內的作家所寫的鄉村、人性,嚴歌苓這樣對於時代的討論以及揭露無疑是更加引人入圣的,而且嚴歌苓沒有現在中國文學的通病(我自認為的可以舉出很多反例)“HE(happy ending)”看嚴歌苓的小說時會讓讀者有很壓抑的感覺,這種感覺的源頭便是因為在嚴歌苓的筆下,沒有人是沒有污點的,所有的角色都是貼近真人的,甚至沒有人的結局是完美的,一如《芳華》中所有女兵都做著的庸俗的夢,想要當首長的兒媳,亦或者是小曼想要掩飾自己身體的不美好,被無情的指出來(這裡馮小剛曖昧處置也佐證了前面的觀點),這樣的狼狽,讓看慣了美好的我們不適,但是這就是那個時代以及人性的真正的面目。在《寄居者》中,may為了救自己的愛人而偷竊了“未婚妻”的護照,將彼得帶離上海一事;《陸犯焉識》中最後陸焉識的離去,也正是她的文字的特點以及吸引人的地方。在訪問中,嚴歌苓曾說過:“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在一方面看來,嚴歌苓的文字是尖銳的,帶有傷害性的,但是這樣的文字卻是中國文壇所缺失的。
在詳細的說我自己對於兩部作品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對比一下兩個人,導演馮小剛以及作家嚴歌苓。從他們的早年經歷來看,兩個人都在“文工團”中服役過,這也是這部電影的源頭,但是,兩個人在之後的經歷確實完全不同。馮小剛出生於普通的家庭,在從部隊退一下之後在國內先做的文化宣傳工作,后專職為導演、編劇,在近幾年也參選了全國人大代表,可以說是深刻的受到了文革以及改革開放時代的影響。再觀嚴歌苓的一生,出生於美國父親以及爺爺都是知識分子,雖然在國內經歷了十年文革,但是文革帶給她的,卻更多的是痛苦以及思考,在改革開放以後與外交官勞倫斯于美國結婚,現居于德國,是著名的作家,編劇。兩個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閱歷以及政治立場導致了電影以及小說之間存在的差異。雖然在國內,馮小剛算得上是“心直口快”的代表人物,但是一旦到了涉及公眾影響力大的事件、電影時卻又時長認慫,顯得膽怯而不安,這一點可以從他在真正在電影里討論政治立場以及時代議題時的侷促不定,看出,馮小剛想要逃避對於政治的討論,不在電影里體現出任何的立場,只是在整篇電影對於青春的緬懷之餘,渺渺幾筆到過。反觀嚴歌苓,因為身份背景以及個人經歷的不同,在寫作時與國內作家(例如賈平凹,陳忠實,路遙,王小波等)在涉及到“文革”這一議題的拘謹態度是截然相反的,嚴敢於去揭露那個時代的荒謬,以及人性的丑惡,將真是的故事展現出來。
在敘事的方面,電影和小說也有著很大的差異。嚴歌苓在小說中以第一人稱來敘事,但是她也說了“这个人很像我自己,但她并不是我。”, 而馮小剛則以群像的方式展現了整個故事,在電影的拍攝角度來看是十分合適的,在電影中也使用了何曉曼“甘愿在上百号尸体袋里挨个翻找刘峰的名牌,只为确认他安好。”這樣的長鏡頭片段來渲染情感,但是這樣卻又導致了整個電影在對於人性以及時代的挖掘上過於平淡,在電影中,馮小剛將何曉曼得精神病的真正原因(一生沒有收到過一個“好”字的她被作為榜樣“神化”的反差,體現出了那個時代的荒唐)給寫出來,以及在原著中劉峰在前線受傷時想要“一了百了”的報復似的心理活動給體現出來。雖然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在影片中所有小過錯都是可以被“後來我理解了”這一事也是影片的一大槽點)但是在我看來是有缺陷的。
在觀看了電影以及原著之後,我還利用閒暇的時間閱讀了嚴歌苓的其他作品的閱讀(陸犯焉識、寄居者、無出路咖啡館),嚴歌苓的文字給我的感觸很大,相比于國內的作家所寫的鄉村、人性,嚴歌苓這樣對於時代的討論以及揭露無疑是更加引人入圣的,而且嚴歌苓沒有現在中國文學的通病(我自認為的可以舉出很多反例)“HE(happy ending)”看嚴歌苓的小說時會讓讀者有很壓抑的感覺,這種感覺的源頭便是因為在嚴歌苓的筆下,沒有人是沒有污點的,所有的角色都是貼近真人的,甚至沒有人的結局是完美的,一如《芳華》中所有女兵都做著的庸俗的夢,想要當首長的兒媳,亦或者是小曼想要掩飾自己身體的不美好,被無情的指出來(這裡馮小剛曖昧處置也佐證了前面的觀點),這樣的狼狽,讓看慣了美好的我們不適,但是這就是那個時代以及人性的真正的面目。在《寄居者》中,may為了救自己的愛人而偷竊了“未婚妻”的護照,將彼得帶離上海一事;《陸犯焉識》中最後陸焉識的離去,也正是她的文字的特點以及吸引人的地方。在訪問中,嚴歌苓曾說過:“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在一方面看來,嚴歌苓的文字是尖銳的,帶有傷害性的,但是這樣的文字卻是中國文壇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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