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献给谁

谈论《芳华》，首先需要提出的是审美问题。纵观冯小刚的作品谱系，除去贺岁喜剧，在其他几部宏大题材的作品中，体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他个人的审美品位与作品主题的巨大鸿沟，他似乎既没有掌握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又没有冲破结构创造新表达的能力。不客气地说，就像一个民科，从思路到范式再到结论都是错的，充沛的表达欲和自信就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而到了《芳华》，给人以惊喜的是，大概是因为对文工团有过真正的“我把青春献给你”的经历，冯小刚的审美和表达终于跟题材有了极高的契合度。比如何小萍被刘峰第一次带到文工团，目睹排练场景的那场戏，在电影化的表达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文工团作为“集体”的一次相当凝练的出场仪式：用大光源营造的一种光明、美好（却虚假）的氛围，迅速将这个充满着集体主义的环境与外界隔开。而整个排练场的光也刻意做得充满阳光感，用整齐划一的青春的美好肉体部分消解了舞蹈本身强烈的政治意味，使得这场舞蹈成了纯形式而非表达意义的“集体”，它像一个游荡的幽灵，照在大白腿上的和煦阳光是它，指导老师代表权威和秩序的画外音也是它。而更具意味的是，指导老师最后抱怨的是乐团的速度太快，要累死这帮姑娘。

之后剧情中也不乏类似精美的片段，冯小刚的审美品位和所想要传递的感受终于合拍了。他的题材终于落入了他熟悉和曾经投入的情感领域，最用心观察的青春时期，给他积累了太多精确的感受，就连偷窥式地拍女兵洗澡，都因其审美和情感上的精确复原，充满了真挚的美感。因为对这主题的感受最用心，他的电影才华也就能得到最适应的发挥，可以最精确地传递青春的美好和幻灭。如果说导演要让观众对“（逝去）芳华”的情感体验产生共情的话，他显然大获成功。

冯小刚心里或是《芳华》中的青春，具备青春普遍性的所指，懵懂、悸动，压抑，幻灭时刻以及幻灭之后无休止地对青春的怀想。但时代必然赋予《芳华》中的青春幻灭以更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意味。导致幻灭的创伤性事件，可以是无望的爱情，权力对人生可能性的压迫，而这种折射在一代人身上的幻灭，更是一种结构性的坍塌，青春所反抗和浸入的结构本身已经不存在了，青春也就变得缺乏回溯自证的能力：它成了现实和过去割裂困境中的无缘之木。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导演为何要不顾视点之混乱，大张旗鼓地拍了一场文工团告别的戏。这场戏的尴尬不同于以往审美和技巧与题材的不匹配，而是一种所表达情感本身的尴尬，这尴尬也是这一代人青春回念中最核心的部分。与怀想和沉溺相比，尴尬更令人百感交集。

但当这种共情被每个人的情怀填满，在每一个议题上充满抚慰性地表达时，也就让表达变得无比混乱，只有共情而没了审视。其实我非常喜欢对刘峰的改动，原著中他是一个有点矮不被尊重，故而拼命做好事的充满现实感的农村青年，而电影里他没有了任何因自卑而奋发的迹象，他跟男兵们相处融洽，他做好事是真的发自内心，这就让这个角色完全意识形态化了，“活雷锋”的三字定语让他成为了时代的完美化身。因而林丁丁拒绝他的理由就不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式的阶层鸿沟，而是因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充满美好的东西，怎么会有这种物质化的表现，就好像照在身上和煦明亮的阳光突然有了质量，让她不堪重负，让她感到恶心和背叛。这一刻，林丁丁率先体会到了从想象界坠入现实界的不适与忧伤，如果在这种角度继续审视下去，刘峰的个人悲剧就具备了“万里河山一画卷”式的宏大。

当然《芳华》没有沿着这样审视角度走下去的导演，将重逢的戏码拍成了通俗电视剧的水平，好像刻意要把艺术水准和戏中人物生命的丰度相契合一般。权力诗学在戏里戏外同时体现着，交待人物最后命运的依然是画外音，说刘峰和何小萍比其他人更加平静。如何解释这点？大概因为何小萍青春的幻灭更大程度是个人经历上的，她的青春中有过装病独舞的对抗。而其他人，他们的青春是突然死亡的，没有对抗和拥抱的机会，恶龙和太阳都被黑布遮盖，回头望去，不知青春献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