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子牧师与环保极端分子
威尼斯是对地球变暖反应最敏感的地方之一,水位线越来越高,许多历史大宅终将没于水底。在这儿谈论环保以及放映环境相关题材的电影,就再合适不过。在关于变小节能救地球的开幕片《缩身》之后,第二部竞赛片《第一归正会》,也跟着讲述了一个极端环保分子对身边人群的决定性甚至自毁性的影响。
保罗.施耐德早期的编剧成就(《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远远大于其后来的导演声誉。他年轻时一度热爱那些深耕内在精神的电影,从不敢想象自己能拍到同样的深度。直至前些年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者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修女艾达》)吃饭,才觉得“是适合写个这样的本子了。”
由于没有信仰和基督教知识,我不敢妄言这部“走心的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导演的精神表达欲望。但从电影故事的流畅度、可观性和与之相关的拍摄表达技巧上,《第一归正会》显然与启发导演的《修女艾达》差距甚远。后者固然有着东欧剧变的大时代背景优势,但精妙的剪辑,才真正形成牵引角色情绪和行为达到最合理逻辑的漂亮节奏,国家公诉人和立誓修女、荡妇和贞女的角色对立设置,让故事殊途同归地进到家庭悲剧,巧妙诉说出可能被遗忘之平庸的恶。而保罗.施耐德则做出了一个不让人愉快也难让人深思的“囚牢”,把角色框于正方形画幅中,喋喋不休地以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说教以及牧师痛苦日记的画外音,去推动故事发展。
伊桑.霍克扮演一位牧师Toller,曾在军中服务,儿子死于伊拉克战场后,转到地方上一个更像历史名胜的教堂兼任“导游”,“在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曾据守这里,南北战争时,黑人也在一块颜色明显不一样的木地板下躲藏”,他为学校孩子和给小费的游客进行着详细讲解。与《海边的曼彻斯特》试图传达的丧子之痛相似,Toller与在慈善机构任职的妻子离了婚,并且相信这么大的人生灾难后,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与此同时,一位怀孕的教友Mary(阿曼达.塞弗里德)找上门来,希望Toller能帮帮她那对环保议题走火入魔的丈夫Michael。电影的前半小时几乎都是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一场垦谈工作,大意是想让其与妻子一道,把孩子生下来,“相信我,失去孩子的痛苦将远远大于孩子来到这个糟糕世界的痛苦”。影片拍摄时,恰是阿曼达怀孕期间,因此表演经验远逊于伊桑.霍克的年轻准妈妈,在以人物脸庞大特写和展现身体技能近景为主要时间的电影中,还算不错的完成了这次“本色演出”。
(以下涉及剧透)
不过,电影故事几乎全由伊桑.霍克一人支撑。在拒绝被拯救的环保激进分子Michael以极其可怕的方式自杀后,本来在努力筹备教堂250周年庆典的Toller,却在对教会现实能力的失望(其严重仰仗于Michael所激烈对抗的化工厂)以及自身健康现状的灰心丧气中,传染病似地选择了同样极端的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去跟随他头脑中认定的那个上帝。杂糅而入的恐怖片类型音效,不断将情节推向自毁性的高潮。
然而,除去极端选择到来前,一场从逼仄室内困境中“双修双飞”的幻梦好戏之外,Toller的情感和行为转变,尤其是对环保极端主义突如其来的信仰,还是铺垫得非常没有说服力。没有了马丁.斯科塞斯,保罗.施耐德没能力再造一场《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对镜自说自话的经典场面,也没本事如伯格曼“神之沉默”三部曲那样,去制造出一些关于“上帝缺席”的奇妙意象。角色的重大转变欠缺说服力,也就让那个本该可以叫绝的结尾——在“基督教圣战”和“耶稣式牺牲”中被迫摇摆——玩弄得有些刻意和做作了。
保罗.施耐德早期的编剧成就(《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远远大于其后来的导演声誉。他年轻时一度热爱那些深耕内在精神的电影,从不敢想象自己能拍到同样的深度。直至前些年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者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修女艾达》)吃饭,才觉得“是适合写个这样的本子了。”
由于没有信仰和基督教知识,我不敢妄言这部“走心的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导演的精神表达欲望。但从电影故事的流畅度、可观性和与之相关的拍摄表达技巧上,《第一归正会》显然与启发导演的《修女艾达》差距甚远。后者固然有着东欧剧变的大时代背景优势,但精妙的剪辑,才真正形成牵引角色情绪和行为达到最合理逻辑的漂亮节奏,国家公诉人和立誓修女、荡妇和贞女的角色对立设置,让故事殊途同归地进到家庭悲剧,巧妙诉说出可能被遗忘之平庸的恶。而保罗.施耐德则做出了一个不让人愉快也难让人深思的“囚牢”,把角色框于正方形画幅中,喋喋不休地以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说教以及牧师痛苦日记的画外音,去推动故事发展。
伊桑.霍克扮演一位牧师Toller,曾在军中服务,儿子死于伊拉克战场后,转到地方上一个更像历史名胜的教堂兼任“导游”,“在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曾据守这里,南北战争时,黑人也在一块颜色明显不一样的木地板下躲藏”,他为学校孩子和给小费的游客进行着详细讲解。与《海边的曼彻斯特》试图传达的丧子之痛相似,Toller与在慈善机构任职的妻子离了婚,并且相信这么大的人生灾难后,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与此同时,一位怀孕的教友Mary(阿曼达.塞弗里德)找上门来,希望Toller能帮帮她那对环保议题走火入魔的丈夫Michael。电影的前半小时几乎都是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一场垦谈工作,大意是想让其与妻子一道,把孩子生下来,“相信我,失去孩子的痛苦将远远大于孩子来到这个糟糕世界的痛苦”。影片拍摄时,恰是阿曼达怀孕期间,因此表演经验远逊于伊桑.霍克的年轻准妈妈,在以人物脸庞大特写和展现身体技能近景为主要时间的电影中,还算不错的完成了这次“本色演出”。
(以下涉及剧透)
不过,电影故事几乎全由伊桑.霍克一人支撑。在拒绝被拯救的环保激进分子Michael以极其可怕的方式自杀后,本来在努力筹备教堂250周年庆典的Toller,却在对教会现实能力的失望(其严重仰仗于Michael所激烈对抗的化工厂)以及自身健康现状的灰心丧气中,传染病似地选择了同样极端的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去跟随他头脑中认定的那个上帝。杂糅而入的恐怖片类型音效,不断将情节推向自毁性的高潮。
然而,除去极端选择到来前,一场从逼仄室内困境中“双修双飞”的幻梦好戏之外,Toller的情感和行为转变,尤其是对环保极端主义突如其来的信仰,还是铺垫得非常没有说服力。没有了马丁.斯科塞斯,保罗.施耐德没能力再造一场《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对镜自说自话的经典场面,也没本事如伯格曼“神之沉默”三部曲那样,去制造出一些关于“上帝缺席”的奇妙意象。角色的重大转变欠缺说服力,也就让那个本该可以叫绝的结尾——在“基督教圣战”和“耶稣式牺牲”中被迫摇摆——玩弄得有些刻意和做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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