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月几时有的散点叙事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原载于文慧园路三号
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
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
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
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
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
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
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
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
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
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
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
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
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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