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的战国时代
秦昭襄王，原名嬴稷，是秦国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王，也是战国中期影响力最大的国王，即使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康熙和乾隆在位时间超过了他。在他生前战国时代的前期为几个大国相继完成政治体制的变法运动，战国前期的诸侯争霸主题是齐魏争霸，在孙膑与庞涓决战于桂陵与马陵道之后，魏国一蹶不振。
之后进入战国中期，他的人生前半部分在母亲宣太后芈月与二舅魏冉的把持下平安度日，后半生让范睢主理朝政、白起主管军事，其在位时期处于战国中后期交替阶段，而《大秦帝国之崛起》（后文简称《崛起》）基本上以秦昭襄王56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为主线，表达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三大特色——政治家的合纵连横、思想家的百家争鸣以及军事家的穷兵黩武。
政治家的合纵连横
战国中期的历史主题是秦、楚、齐三国争霸。先是楚国灭越统一南方，但是楚怀王被骗去秦地之后，秦国攻破楚国郢都，楚国衰落，战国变成了齐秦争霸的态势。之后秦昭襄王和齐湣王互称为西帝、东帝。核心事件便是由张仪、苏秦、公孙衍所主导的合纵连横运动，以《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张仪与苏秦的对决，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竹简《战国纵横家书》的问世可知，与张仪对决的是公孙衍约在秦惠文王时期，而苏秦却是活跃于秦昭襄王时代。
《崛起》最终在网络上呈现的完整版是40集的篇幅，前三分之一的重点人物是纵横家苏秦。他虽挂六国相印，但一心向燕。秦昭襄王多次向苏秦表示出他礼贤下士，爱才如命之饥渴，但仍旧不能更改苏秦对燕国的赤胆忠心。这与《战国纵横家书》的前十四章所表达的观点一致。《战国纵横家书》指出苏秦始终是燕昭王的亲信，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诸国之间，进行游说进谏，目的是使齐赵关系恶化，齐不攻燕，成就燕昭王之霸业，造成“弱燕强齐”之假象，继而让齐南下灭宋，成就燕南下攻齐之态势。之后又合纵五国攻秦，缓解秦国在北方与燕赵北边拓展相争之态势。使得燕昭王乘机攻灭东胡，占领辽东。但是本片主要着眼于秦国视角来面对战国历史，另外也是筹备方为了节约成本，故而乐毅攻齐、田单火牛阵、燕昭王伐辽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著名战例均在旁白过程中一笔带过。
苏秦能够游走于各国之间，也与战国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关。大量分封诸侯国的灭亡，国已不国使得各属地人群对本地国家的忠诚认同度下降。贵族对人才的苛求程度超越了对奴隶的需求程度。各国贵族蓄养有才名士，使得阶级分层遭受冲击。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才得以大行其道。春秋时代像孔子周游列国，这种并非政治事件败亡而四处为官的现象并不多见，但到了战国时代几乎是随处可见。精于机变的游士随处可见，无论是早年的苏秦、张仪、公孙衍，还是战国四君子及其宾客，大多勤于外交辞令，这些种种史实在《战国纵横家书》中均可一窥门径，作者孙皓晖在书写《大秦帝国时》是，择取此中最新观点值得肯定。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历史研究经典著作——《战国史》中指出，《战国策》与《史记》等传世史料在有关苏秦的年代和事迹的记载方面很是絮乱，不足为信，应从《战国纵横家书》第1-12章和第14章所见。由此可见近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为历史重写提供了坚实之依据。
思想家的百家争鸣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纷争、礼崩乐坏时代局面的形成，春秋后期渐渐出现了维护政治礼制的孔子思想，以及推崇自然哲学的老子思想，以及推崇战略哲学的孙子思想。时至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彻底形成，仍然愿意坚持君子之道的贵族却成了稀有人才，故而“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与楚国春申君黄歇四位仁臣为世人所推崇。正巧以上四位扬名立万的时代虽有先后，但都在秦昭襄王的在位时期有所发迹。本片伊始以宣太后芈月之口认为孟尝君是徒有其表虚荣爱慕之作为，之后又在长平之战前后贬低平原君赵胜为好好先生般之修为。继而在郑安平大败降赵之时，又故意独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三人极尽羞辱郑安平之行为，均是对于所谓君子之道所不齿，这与传统中国推崇的仁义道德相悖。历史上郑安平降赵得封高官，而未被羞辱，此处改编，足见作者思想境界有限。
四君子虽为战国中后期影响历史走向的著名政治家，但是他们身上展现的却是时代思想的大变革。彻底的礼崩乐坏之后，产生了思想的分途。应用于战场的兵家衍生出精于权谋的纵横家，战国最卓越的纵横家张仪与苏秦的老师鬼谷子其人虽不可考，亦没有反映张仪、苏秦与公孙衍纵横思想的著作流传于世，但是展现其锋芒的纵横家思想著作《鬼谷子》却在战国秦汉之际成书问世，而且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也书写了这段传奇。
此时，儒家至少分为三派——墨子、荀子和孟子。墨子一派因其防城术而著称于战国的各大战役，坚持性本恶理论的荀子为齐国学术思想传宗结脉。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制，为战国百家争鸣奠定了学术氛围，《崛起》中苏秦出使齐国，舌战群儒之现象，即为展现稷下学宫之兴盛，也为齐国霸业的振兴添油助力。荀子一派后又衍生出了推崇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旗舰人物——韩非子活跃在秦王嬴政时代，但是《崛起》中却出现了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慎到在楚怀王之子——先后质于秦、齐两国特别窝囊的楚顷襄王时为官。片中为了突出慎到的推崇法家的正名观念，特意描绘其在楚怀王未亡的状况下，毅然决然推举顷襄王登基，以此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形式。即便这种做法是非常丧失国家尊严，甚至是违背人伦道德，对外直接诈称怀王已亡而推新上位，为屈原所不齿，故而为屈原的悲壮沉河，成为传统国家伦理道德的殉道者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崛起》一片中重点塑造的几个历史人物，也代表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时代定局之后，世人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差不多是全片进程过半时，宣太后的通过饿死交权昭襄王，取义成仁以一己之力成就家族外戚，不被秦昭襄王诛杀的事件，可以看作本片道德转向的巨大分野。在此之前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将君子人格体现到极致。即使是手法低劣的孟尝君门客鸡鸣狗盗之徒，却仍能够做到士为知己者死，为孟尝君的政治生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此之后有仇报仇，有怨报怨，锱铢必较的范睢上位秦相，将战国时期的小人之道展现的淋漓尽致。即使范睢上台之时，蔺相如并未去世，但是在片中便在未出场，之后无论是须贾魏齐对范睢两面示人、范睢对昭襄王溜须拍马、郑安平、王稽般狗仗人势，赵括流于富贵，纸上谈兵。之后的历史人物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甚至连本片极力洗白的白起更是穷兵黩武。
军事家的穷兵黩武
《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兵者，诡道也。”在《大秦帝国之崛起》中多次被各国军事将领所反复诉说。战国军事家抛弃道义伦理、不计百姓疾苦，无论人口伤亡数量的大规模战争，使得礼崩乐坏之后的战争模式更趋于穷兵黩武。使得战国时代的人口锐减，任何一个大国经过一两次大规模战争之后，全国的国力就力尽而竭。
战国中后期大规模战争的技术性标志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原来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仅仅是一枪一箭，一次攻击的杀伤力最多为一人次。但是战国中后期随着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弩机等一击多发武器的出现攻击力大大增强。在《崛起》中、弩机的力量显得尤为明显，本片虽然极为压缩战场成本，但是在长平之战中，秦军在高地上围剿谷底的赵军时，弩机的凶残程度得以彰显。另外一个层面，墨子思想的广为传播，墨子防城术的大规模应用，墨子与鲁班有关攻城防城的历史典故，还有前些年刘德华主演电影《墨攻》均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战争多样性的体现，战争的攻守两方的武器杀伤力均变大，战争的残酷程度可见一斑，而本片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绘的长平之战，更是全球冷兵器时代伤亡率最高的战争之一。
战争规模变大的另一个表现是战争死亡人口极具增加。战国时代的贸易虽然发展很快，也有很多游走于列国之间的巨贾富商，但是贸易并不是维持一国政治统治的必需品，大部分国家还是可以通过自给自足满足刚需。战国时代诸国之间争夺的价值力量无非是人口与土地，所以在战争中想要对对方产生决定性影响必须占其土地，消灭其有生力量，使其难以维持生产生计。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诸国为了拓展土地，不再满足于涿鹿中原，几个大国都向外拓展，燕国攻灭辽东土地、秦国北灭义渠、南吞巴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北拓匈奴。楚国东灭越国，西如黔滇。《崛起》中点出白起攻伐韩赵之时，多亏兴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驰援粮草，才得以马到成功，便是这般功劳。
战争在人口层面的争夺，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计成本的攻城掠地，无论对方死的是百姓还是军队，只要通过战争的震慑作用使得别国的有生力量大打折扣。秦楚鄢城之战便是其中的典型。另一种战争是纯粹为了消灭帝国的军事有生力量，这其中的代表便是长平之战。本片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对白起的形象塑造太过洗白。而洗白白起的事例，主要在这两次战役中得以体现。
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其2017年3月出版的新著《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中指出：“历史学家写一件事情的时候，里面贯穿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你没有摸索到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你写出来的历史就是肤浅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人性学家，他应该是研究人性的。”显然《大秦帝国》作为一部篇幅浩瀚的历史小说巨著，其作者孙皓晖先生在书写过程中费尽心力，但不可否认本书关于人性的考量，更多偏重于战国时代的权谋攻心战法、对于人性的挖掘仍略显浅薄。
片中关于鄢城之战的描写，作品突出了名将白起，并非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迂腐，而是战前做好准备，亲自微服私访深入战场前线，考察地理地势，然后琢磨出水淹鄢城之法，毕竟鄢城与鄢水之流向相逆，为了引水灌城而修浚围堰使得河流改道最终达成了水淹鄢城的效果。这一案例在战略意义上极其精妙，将一代名将的心思缜密运筹帷幄都展现的出色，同时让进攻方将消耗降到最低，同时在水淹破城之后，战略形势上也达到不可逆之进程，鄢城作为楚都郢都的前哨阵地被攻破，楚国无险可守随即衰亡。但是这一切是以鄢城十余万百姓的无辜生命为代价达成的。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战只是各国军队之间的交战，如此丧尽天良的战法，也是楚国将士未曾预料到的，故而“暴秦”之名因此而著称于世。这一战例也为后来秦始皇灭魏国时水淹魏国首都大梁之战埋下伏笔，本片亦有提及。
如果说鄢城之战的惨烈，并未因为拍摄方的资金有限而展现其悲壮，那么《崛起》中用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书写长平之战，就可见战况之惨烈。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二十万降俘，无论是战国时期，还是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此杀俘的现象都非常少见。这种从中学课本中就人尽皆知的人间惨剧却被作者描绘为白起只是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为之，而且赵括非要加强战略消耗知道力竭而亡，赵军才被迫投降也为粮草不济一事推波助澜，最后白起才不得已为之，而且还让夫人亲自带240名童子军回国彰显其大义，同时对于白起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战法大肆推崇。固然一场著名战例的出现是有其两面性的，一方面在战略层面的确会有战胜方精于布置专于战术之能事，另一方面也有惨绝人寰的巨大战争伤害。本片的价值取向，将战争的惨烈程度忽略到最低，一味的强调白起骁勇善战的封号——“战神”。却绝口不提战国时人称呼白起的绰号是“人屠”，人人不齿于其战法凶残暴虐的层面。
《大秦帝国之崛起》的价值取向却推崇战略制胜，而对仁义道德之君子形象忽略不计，甚至曲解贬低都是不足取的。越是乱世，越见人品。乱世之中如蔺相如、屈原等始终如一坚持君子之道的旷世奇才应是值得千载万年所推崇的时代先锋。《崛起》的主人公秦昭襄王嬴稷的漫长而又丰富的一生的人格体现，正是乱世之中世人之缩影。为了建功立业，礼贤下士，推崇人才。但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不惜逐亲属杀功臣，最终既没有秉持君子之道，也没有全尽小人之心，不伦不类，最终只能落得孤家寡人。当今社会急速发展的今天，在多种世界文化的冲击的“乱世”之中，通过对全片所有历史人物的人生体味之后，或许我们更能挖掘出当世仁义道德的君子风范。
参考文献：
1. 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3.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本文节选版，题为《强烈推荐今年另一部国产历史大剧<大秦帝国>》，首发于《虹膜》官方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2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