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抗日剧遇上许鞍华,成也风格,败也风格
文/陈令孤
在正式上映之前,《明月几时有》先是作为开幕片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入围了金爵奖评选。但最终的颗粒无收和并不热烈的讨论,似乎已预示着影片的平淡走向。然而,即便它不是一部众口交赞的优秀电影,但起码是一部地道的许鞍华电影,她用自己擅长的风格重新定义了抗日题材故事的表现方式。
一、陌生题材中的熟悉元素
在七一建党节暨香港回归20周年这天,反映东江纵队抗日故事的《明月几时有》上映,献礼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不过,影片导演许鞍华向来以讲述日常生活见长,其美学风格在于平淡隽永和人文关怀,对主旋律叙事并无经验,为何会选择这个项目让人有些惊奇。
但是看完影片后,我们对她的创作初衷就会了然。影片前半段讲述的是沦陷初期,一批文化名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逃离香港的故事。而许鞍华的上部电影《黄金时代》就展现的是民国文化人的生态,足见她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明月几时有》可谓是一次延续,茅盾、邹韬奋等人从容不迫地应对危险,幽默十足,再次展现了文人的风貌。
接下来的影片主体部分,讲述的是小学女教师方兰偶然卷入革命活动,最后和母亲一起成长成为游击队员的故事。作为女导演,许鞍华本就擅长从女性视觉读解历史和生活,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女性形象。而片中的主人公甘愿走出舒适区、为公服务的精神,自然也在她的关怀范围之内。
此外,许鞍华的创作生涯并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生活叙事,她还拍过《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等武侠片,以及反映越南战争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等,对于暴力革命事件和动作打斗戏并不陌生。但她并不是一个始终能保持同等创作质量的导演,电影水准会摇摆不定,通常是一部片出彩之后,又会来一部平庸之作。她最好的作品还是以《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为代表的生活片,其他类型的作品稍次。而《明月几时有》恰恰就是她可以拍但又不擅长的题材,上映之后评价便呈现两极化,票房也不尽理想。
看惯了抗战片的内地观众,已经熟悉了悲情壮烈的英雄叙事、激烈惊险的打斗场面和诡谲丰富的谍战手段,在看到《明月几时有》时,会有些不知所措。而对于喜欢许鞍华美学风格的影迷,却能抛开惯常思维,去体味她如何把一个惊险的故事以日常浮世绘的手段表达出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这就是抗战剧遇上许鞍华的必然结果,有了冷静之水,自然会失去火之热烈。
二、鲜明的风格造成明显的优缺点
国产革命战争片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喜欢采用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相交织的叙事手法,以隐喻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明月几时有》也不例外,通过一个健在的老游击队员的回忆,进入几十年前的历史场景。同时,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切换,让观众始终感受到第三叙事者的存在。最后再回到当下的香港市景,颂扬英雄牺牲的价值。
战争必然存在敌我冲突,而如何表现冲突,却是导演自己的美学追求。在《明月几时有》里,许鞍华采用了化宏观大局为微观小格调的方式,从小处着手去解构大时代的风云。她故意回避壮烈、宏大等氛围,代之以平和缓慢地诉说,反复对衣食住行进行强调。比如文化名人逃到船上后讨论西装换唐装的尴尬事,方兰在送信中途拐去阿姨家换了一身旗袍。同时,影片还展现了大量的吃饭情节,如刘黑仔给方兰送食物,李锦荣和日本军官烤肉等。此外还有租房子、乘船等有关住行的情节,一起营造出那个年代香港的社会状况。
但是,暴力和死亡会在瞬间到来,如婚礼进行中突然遭到日机轰炸。影片正是在这种长时间的日常白描和短暂的暴力袭击中交替向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而当暴力太过猛烈之时,又会用一个戏谑化的情节来缓冲紧张。刘黑仔背特务的尸体下楼,皮鞋被栏杆卡住;游击队袭击宪兵时,一个手榴弹掉到地上,惊倒一片,最后却是个哑弹。这些黑色幽默情节让人物和事件更加生动。
影片的画面也极为考究,有着时代的质感。幽静的小巷,自行车载着女孩匆忙驶过。拾级而上,鳞次栉比的房屋中隐藏着秘密据点。烟雨中,打着伞在堤上等归人的瘦俏身影。大量山林、河水等自然景观的空镜头,让画面充溢着一股美的格调。再加上久石让透彻灵魂的配乐,感染力十足。
尽管如此,许鞍华并没有解决好叙事的着力点和完整度问题,让影片显得过于散漫,尤其是后半段缺乏格局的提升。作为主角的方兰,性格转变有些模糊,从偶然的卷入到主动参与之间缺乏更细腻的衔接。相比之下,方母从一个自私的老太太变成热衷地下活动的革命者,最后大义牺牲,更能感动人。
而另一位主角李锦荣,与方兰的主线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显得有些脱离。他和日军头领关于苏东坡诗词的讨论,是影片名字的由来,却缺乏更合理的点题意义,让人有些不明所以。这些叙事和节奏上的处理,是造成观众失去耐心的症结所在。
所以说,《明月几时有》成也许鞍华,败也许鞍华,她太过鲜明的美学风格造成了影片太过明显的优缺点。
三、毁誉参半的北上拍片经历
《明月几时有》既展现了香港与内地在历史深处的革命同源,也在创作层面上反映出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间,两地合拍片的一些面相。作为北上导演的重要成员,许鞍华的经历很具代表性,可谓见证了成熟的创作美学与陌生的市场之间的水土适应问题。
2003年的《玉观音》是她北上的首部作品,由当时的话题女王赵薇和香港小生谢霆锋联袂出演。由于之前的电视剧版已经深入人心,而许鞍华版风格平淡,再加上片长有限,让叙事有些浮光掠影,评价不高。不过在海外,熟悉许鞍华风格的评论者又很喜欢。
之后,许鞍华继续与赵薇合作,并配上斯琴高娃和周润发这样的老戏骨,拍摄了喜剧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尽管影片讲述的是她熟悉的市井生活,展现的是小人物的苦恼,但是出于商业考虑,用力有些过猛,风格显得夸张造作,同样毁誉参半。
吊诡的是,随后她回到香港本土,创作了现实生活题材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其恬淡自然的风格却大获好评,并把她的创作推向国际。
八年之后,她再次北上,执导了我们熟悉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完成了对一个时代和一个中心人物的表述,间离效果的使用和穿插剪辑增强了文艺范,避免了平铺直叙,但大众很难适应。影片投资7000万,票房仅收5500万。
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导演北上的一个困境。内地的市场庞大,资金充足,但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所要追逐的目标太多,反而失去了创作的自如。许鞍华的这些合拍片都用了全明星阵容,并且是《玉观音》、萧红这样的成熟IP,就是为了占有市场。但是当类型商业片的操作手法套在了她文艺片的创作习惯上,便适得其反,出力不讨好。
《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让实力派的周迅去扮演一个香港女性且能说得过去,但是让霍建华这种演技偏弱的电视明星在大银幕上扮演一个本就形象不够饱满的人物,明显降低了整体和谐度。唯有叶德娴、鲍起静这样的女演员,才是最合适的许氏电影配置。同时,许鞍华采用艺术片的方式来处理戏剧化强烈的抗日故事,也是对观众审美习惯的挑战,想要取得票房成功就很难了。
所以,入乡随俗的关键是要忘记之前的习惯,从新适应环境。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徐克,同样是拍主旋律片,他就把类型叙事与主题立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没有必要让许鞍华也这么做,她能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对电影艺术的最大尊重,只是不要被商业绑架。毕竟,已经年过七旬的她,还能有作品问世,就是影迷的最大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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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上映之前,《明月几时有》先是作为开幕片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入围了金爵奖评选。但最终的颗粒无收和并不热烈的讨论,似乎已预示着影片的平淡走向。然而,即便它不是一部众口交赞的优秀电影,但起码是一部地道的许鞍华电影,她用自己擅长的风格重新定义了抗日题材故事的表现方式。
一、陌生题材中的熟悉元素
在七一建党节暨香港回归20周年这天,反映东江纵队抗日故事的《明月几时有》上映,献礼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不过,影片导演许鞍华向来以讲述日常生活见长,其美学风格在于平淡隽永和人文关怀,对主旋律叙事并无经验,为何会选择这个项目让人有些惊奇。
但是看完影片后,我们对她的创作初衷就会了然。影片前半段讲述的是沦陷初期,一批文化名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逃离香港的故事。而许鞍华的上部电影《黄金时代》就展现的是民国文化人的生态,足见她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明月几时有》可谓是一次延续,茅盾、邹韬奋等人从容不迫地应对危险,幽默十足,再次展现了文人的风貌。
接下来的影片主体部分,讲述的是小学女教师方兰偶然卷入革命活动,最后和母亲一起成长成为游击队员的故事。作为女导演,许鞍华本就擅长从女性视觉读解历史和生活,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女性形象。而片中的主人公甘愿走出舒适区、为公服务的精神,自然也在她的关怀范围之内。
此外,许鞍华的创作生涯并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生活叙事,她还拍过《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等武侠片,以及反映越南战争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等,对于暴力革命事件和动作打斗戏并不陌生。但她并不是一个始终能保持同等创作质量的导演,电影水准会摇摆不定,通常是一部片出彩之后,又会来一部平庸之作。她最好的作品还是以《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为代表的生活片,其他类型的作品稍次。而《明月几时有》恰恰就是她可以拍但又不擅长的题材,上映之后评价便呈现两极化,票房也不尽理想。
看惯了抗战片的内地观众,已经熟悉了悲情壮烈的英雄叙事、激烈惊险的打斗场面和诡谲丰富的谍战手段,在看到《明月几时有》时,会有些不知所措。而对于喜欢许鞍华美学风格的影迷,却能抛开惯常思维,去体味她如何把一个惊险的故事以日常浮世绘的手段表达出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这就是抗战剧遇上许鞍华的必然结果,有了冷静之水,自然会失去火之热烈。
二、鲜明的风格造成明显的优缺点
国产革命战争片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喜欢采用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相交织的叙事手法,以隐喻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明月几时有》也不例外,通过一个健在的老游击队员的回忆,进入几十年前的历史场景。同时,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切换,让观众始终感受到第三叙事者的存在。最后再回到当下的香港市景,颂扬英雄牺牲的价值。
战争必然存在敌我冲突,而如何表现冲突,却是导演自己的美学追求。在《明月几时有》里,许鞍华采用了化宏观大局为微观小格调的方式,从小处着手去解构大时代的风云。她故意回避壮烈、宏大等氛围,代之以平和缓慢地诉说,反复对衣食住行进行强调。比如文化名人逃到船上后讨论西装换唐装的尴尬事,方兰在送信中途拐去阿姨家换了一身旗袍。同时,影片还展现了大量的吃饭情节,如刘黑仔给方兰送食物,李锦荣和日本军官烤肉等。此外还有租房子、乘船等有关住行的情节,一起营造出那个年代香港的社会状况。
但是,暴力和死亡会在瞬间到来,如婚礼进行中突然遭到日机轰炸。影片正是在这种长时间的日常白描和短暂的暴力袭击中交替向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而当暴力太过猛烈之时,又会用一个戏谑化的情节来缓冲紧张。刘黑仔背特务的尸体下楼,皮鞋被栏杆卡住;游击队袭击宪兵时,一个手榴弹掉到地上,惊倒一片,最后却是个哑弹。这些黑色幽默情节让人物和事件更加生动。
影片的画面也极为考究,有着时代的质感。幽静的小巷,自行车载着女孩匆忙驶过。拾级而上,鳞次栉比的房屋中隐藏着秘密据点。烟雨中,打着伞在堤上等归人的瘦俏身影。大量山林、河水等自然景观的空镜头,让画面充溢着一股美的格调。再加上久石让透彻灵魂的配乐,感染力十足。
尽管如此,许鞍华并没有解决好叙事的着力点和完整度问题,让影片显得过于散漫,尤其是后半段缺乏格局的提升。作为主角的方兰,性格转变有些模糊,从偶然的卷入到主动参与之间缺乏更细腻的衔接。相比之下,方母从一个自私的老太太变成热衷地下活动的革命者,最后大义牺牲,更能感动人。
而另一位主角李锦荣,与方兰的主线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显得有些脱离。他和日军头领关于苏东坡诗词的讨论,是影片名字的由来,却缺乏更合理的点题意义,让人有些不明所以。这些叙事和节奏上的处理,是造成观众失去耐心的症结所在。
所以说,《明月几时有》成也许鞍华,败也许鞍华,她太过鲜明的美学风格造成了影片太过明显的优缺点。
三、毁誉参半的北上拍片经历
《明月几时有》既展现了香港与内地在历史深处的革命同源,也在创作层面上反映出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间,两地合拍片的一些面相。作为北上导演的重要成员,许鞍华的经历很具代表性,可谓见证了成熟的创作美学与陌生的市场之间的水土适应问题。
2003年的《玉观音》是她北上的首部作品,由当时的话题女王赵薇和香港小生谢霆锋联袂出演。由于之前的电视剧版已经深入人心,而许鞍华版风格平淡,再加上片长有限,让叙事有些浮光掠影,评价不高。不过在海外,熟悉许鞍华风格的评论者又很喜欢。
之后,许鞍华继续与赵薇合作,并配上斯琴高娃和周润发这样的老戏骨,拍摄了喜剧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尽管影片讲述的是她熟悉的市井生活,展现的是小人物的苦恼,但是出于商业考虑,用力有些过猛,风格显得夸张造作,同样毁誉参半。
吊诡的是,随后她回到香港本土,创作了现实生活题材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其恬淡自然的风格却大获好评,并把她的创作推向国际。
八年之后,她再次北上,执导了我们熟悉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完成了对一个时代和一个中心人物的表述,间离效果的使用和穿插剪辑增强了文艺范,避免了平铺直叙,但大众很难适应。影片投资7000万,票房仅收5500万。
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导演北上的一个困境。内地的市场庞大,资金充足,但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所要追逐的目标太多,反而失去了创作的自如。许鞍华的这些合拍片都用了全明星阵容,并且是《玉观音》、萧红这样的成熟IP,就是为了占有市场。但是当类型商业片的操作手法套在了她文艺片的创作习惯上,便适得其反,出力不讨好。
《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让实力派的周迅去扮演一个香港女性且能说得过去,但是让霍建华这种演技偏弱的电视明星在大银幕上扮演一个本就形象不够饱满的人物,明显降低了整体和谐度。唯有叶德娴、鲍起静这样的女演员,才是最合适的许氏电影配置。同时,许鞍华采用艺术片的方式来处理戏剧化强烈的抗日故事,也是对观众审美习惯的挑战,想要取得票房成功就很难了。
所以,入乡随俗的关键是要忘记之前的习惯,从新适应环境。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徐克,同样是拍主旋律片,他就把类型叙事与主题立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没有必要让许鞍华也这么做,她能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对电影艺术的最大尊重,只是不要被商业绑架。毕竟,已经年过七旬的她,还能有作品问世,就是影迷的最大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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