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追捕令》—追捕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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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國出產的螢幕硬漢，李不才的年紀只跟到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較為早期的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查理布朗遜(Charles Bronson)，只有在《第三集中營》(The Great Escape, 1963)中看過他們的身影。其中，史特龍是較為特殊的動作演員：除一身肌肉外，在編劇與導演上皆有相當成績。特別是《洛基》(Rocky, 1976)與《第一滴血》(First Blood , 1982)，兩部片關注社會邊緣人（退伍士兵、地痞流氓），以動作片包裝人文關懷（按：李不才的美國夢之一，就是慢跑到費城市議會大吼）。

　　但上述這些影星，與克林伊威斯特(Clint Eastwood)一比，簡直天差地別。從與義大利名演Sergio Leone合作經典的鏢客三部曲(《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 ，《黃昏雙鏢客》【For A Few Dollars More, 1965】 ，《黃金三鏢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1966】)，到自導自演的《殺無赦》(Unforgiven, 1992)、《經典老爺車》(Gran Torino, 2008)，壯年至老年、火爆到內斂、有槍至無槍，演繹人生三境。《經典老爺車》，更可說是動作片的獨孤九劍，以寬恕與自省做結。李不才自以為與克林爺爺的關係良好，沒想到在找黑色電影的資料時，才知道漏掉了《緊急追捕令》(Dirty Haary, 1971)此系列佳作。

　　《緊急追捕令》於1971首集上映，《賭彩黑名單》(The Dead Poo, 1988)為最終作。因略有年代，大概除了死忠影迷，很難注意到本系列。但拜金凱瑞所賜，我們都間接看過Dirty harry的風采：《摩登大聖》(The Mask, 1994)、《王牌天神》(Bruce Almighty, 2006)中，金凱瑞都模仿過Dirty Harry的經典橋段。

　　《緊急追捕令》中，克林爺爺沒有髒髒的披風與斜戴的牛仔帽，而是西裝筆挺的警員。唯一相同的，是克林爺低啞的嗓音、臉頰深陷的皺紋、以及瞇瞇眼嗆聲。克林爺扮演角色，之所以稱之為Dirty Harry，是因他行事作風冷血，憎恨一切人；專門撿沒人做的屎缺；最後，只要是黑鍋，Harry一定有份。這個角色如果用今天的手法拍攝，視覺效果大概是有多爆炸就多爆炸、能用C4毀滅的東西絕對不會用水鴛鴦。人物性格就如同約翰賣可憐或《絕地戰警》(Bad Boys , 1995)等喜劇包裝的動作片。

　　這裡先簡述一下「黑色電影」：黑色電影指犯罪電影，流行於美國1930年代至1950年代。它的題材融合了偵探小說（偵探小說家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犯罪小說家James M. Cain【1892-1977】亦為黑色電影的重要編劇）、社會新聞，情節推演往往不是正義與邪惡的二元對抗，而是在事件中，逐步揭顯人性的虛無與自毀（亦以此推至社會的壓抑）。因此，在鏡頭組接，黑色電影較少使用動態與快速剪輯（快速剪輯與動態攝影，是警匪片而非黑色電影的攝影風格），而是花更多的篇幅描述劇中人的心理變化。《緊急追捕令》便在影片氛圍與題材上，繼承黑色電影的遺產。

　　李不才對本片關注的，是在影片中「觀看」的位置。現代的觀看經驗，是建立在科技產品所帶給的效應：小自眼鏡，大至衛星，在在影響人對世界的認知建立。人的視覺活動，除了肉眼的直觀外，器物輔助擴大人對世界的認知。以相機為例，日常感知中，我們對所看見的事物是有所汰選，選擇重要的訊息點作為觀看對象（例如看到低胸歪妹，視覺會選擇看低胸忽略歪妹）。選擇觀看對象包含了對事物的定義。如愛斯基摩人的語言中，「雪」根據不同的狀態有不同的稱謂。但對沒有相關環境的我們，雪就是雪，不存在別的變化。亦如一片野地，在我們的眼中只有「一片青草」，但在植物學者眼中，此處並存無數的世界。

　　攝影凍結流動的時間，令我們可以超越時間流動的限制，徹底檢驗特定時空內的所有細節；透過影像「放大」、「縮小」、「並置」、「取景」（特別是運動場面），超越人類的視覺限制。也因此，現代人在「事件追溯」與「影像記憶」，超過個人經驗的限制，將「回憶」托付給「影像」代管。今日的電腦、智慧型手機，更是影、音、訊息合一的超級媒體。古人用肖像畫作為永傳後世的記憶載體，但對今人而言，「觀看」與「記憶」的重點不是如何傳達人物與事件的神韻氣質，而是如何在紛雜無序日常生活中，「直接擷取」記憶的亮點—面對「自身體驗」與「媒體傳達」的各種訊息，我們是同時是冷靜的剪接師、亦是冷血的第三者。

　　科技對觀看的衝擊，亦影響了犯罪小說與犯罪鑑定；如福爾摩斯與放大鏡、科南內建GPS的眼鏡、大通鋪狙擊手與狙擊鏡、賽亞人與史考特。窺視與暴力最為緊密的結合，如《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 1984)與《終極戰士》(Predator ,1987)。在終結者與終極戰士的眼中，生命僅表現為被捕捉的熱源，不存在其他意義。從這些發展，可知觀看除了感官經驗的變化外，科技的觀看亦成為無所不在的侵犯。

　　《緊急追捕令》中，捕獵者與獵物便一同處於窺探與受侵犯的關係。影片開頭我們便透過犯罪者的狙擊視角，窺探即將身亡的泳裝美女。在一個鏡頭反打回狙擊者，狙擊者的眼睛(槍管)正對著觀影的觀眾。這點明窺探的侵入性。Harry與兇手所處的城市空間，不再是平面、與生活機能，而是追蹤路徑、逃生路線、尋找屏障—水泥叢林成為爾虞我詐的狩獵場所。

　　小說《戰爭畫師》(El pintor de batallas, 2006)中，將攝影(現代經驗的觀看)與侵犯的緊密結合，做了充滿黑色幽默的對比：戰地攝影師正拍攝狙擊手的射擊畫面，與狙擊手的社交閒聊中，攝影師隨口一問：選擇獵物時，你是否有特定的選擇。狙擊手告訴他：前幾天，有個白痴攝影師在他的狙擊鏡下亂晃，我告訴自己子彈只剩下兩顆，回家睡覺吧。那個白痴攝影師正是提問者。戰地攝影如果有使命，或者官方任務，是成為大眾的眼睛，藉此「提醒世人人類的愚行的可憎」。但實際上，侵入性(隔著中介)的視覺經驗，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任何最微小的痛苦與醜惡，都會造成感官的快樂」。隔著中介的噁心畫面(裸體與屍體)，同樣也在餵養我們的惡癖好。

 　　新聞、廣播、報紙，等公眾媒體，皆無序(也許有「引人注目的」順序法則)的排列不同的惡聞，使一張報紙、一段聲音、一段影像，短時間內充斥無數「微小的精神痛感」，止於造成快樂，而無省思空間(註：以殺很大的電影來說，如果每個慢動作噴血的角色，都有相應的劇情呈現他的獨立性，那他的毀滅所造就的觀者感受，將沉重的使爽片不爽，成為另一種悲劇)。

　　攝影、望遠鏡、狙擊鏡，這些犯罪文本的經典元素，實際上連結了我們習以為常的觀看視野—無窮的窺探癖(亦包含對圖像與文字訊息精準收集)，與分裂為圖像碎片的情緒與情感。《緊急追捕令》導演操作便在此操作：幾個鏡頭中，導演有意使觀看的視角、構圖、鏡頭位移，讓觀者成為漠然的第三者，並透過這種對暴力鏡頭的漠然觀看，使我們認知在「獵捕」中，觀看者的卑怯位置－短暫氾濫的同情心、瞄準目標的射精快感，與生而為人，對自身命運的有限掌控。

　　Dirty Harry鐵血執法，是對國家權力不彰的補足—以暴制暴的魅力，只要現實仍有不公不義，便不會失去吸引力。但前文說過，在黑色電影的氛圍中，犯罪者與追捕者之間的界線並非這麼清晰(否則成為警匪爽片)。真正作惡的，可能不是犯罪者，而是誘使其為惡的「人性」或「社會」。如此，執行非法正義並不是替天行道這麼簡單的思維可以支撐，每執行一項非法正義，正義並沒有彰顯，只換得執法者的自我質疑—他為何如此？我何以如此？

　　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 1915-1985，代表作為《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導、編、演的《歷劫佳人》【Touch of Evil, 1958】)中，他飾演聲名遠播的墮落執法者。他偽造證據、逼供使犯罪者伏法。最終，這名執法者為另一個堅守司法正義的員警揭發，而遭身死。片尾貪污警員、正義警員與貪污警員的老同事，實行一場兩方的諜報，他們在黑暗中彼此窺探，走在曠野無人的石油工廠中，採礦機自行其是的運作—正如人的命運，生活一如機械般運行、同時也被機械粉碎。這正是Dirty Harry的可能終點。

　　片尾，Harry 丟下象徵警員合法正義的警徽，獨行離去。鏡頭緩速拉遠，只留下空曠的採礦場（再次與奧森威爾斯呼應）中，執法者微小的身影。我們不知道Harry能否再回到正義的行伍，也不知當他歸來時，是否會成為另一個墮落執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