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其实就是找个说得上话的人……吗？

一对夫妻到民政局登记离婚，理由是“没话”；镜头一转，旁边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兴高采烈来登记结婚，因为他们“特别说得着”。相机咔嚓一声，两人幸福的笑容，完美地定格在了大红的囍字前。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对当初特别说得着的小夫妻，终究也没有逃过婚姻的诅咒。或许日子本可以这样凑凑合合过下去，直到有一天， 丈夫发现了妻子的不忠。愤怒过后，他冷静下来，决心挽回这段婚姻，劝妻子回心转意。然而在他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上，妻子的冷漠，打破了他的最后幻想。于是一对夫妻的不和，闹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婚姻，其实就是找一个说的上话的人”是这部电影的中心。因为再也没话，结婚多年的夫妻毅然离婚；因为有话，热恋中的小情侣兴冲冲地登记结婚；因为想找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到中年的两个人尴尬地走在了一起。这似乎是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不要轰轰烈烈，只求平淡幸福。然而这种婚姻模式，真的行得通吗？电影其实也给了我们启示。



当年热情奔放曾为爱寻死的大姐，为了找个人说话，最终也还是向生活妥协，委曲求全嫁了一个不爱的人。婚后的她却逐渐意识到， 两个人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日子比以前更加尴尬难熬。对她暗恋已久的丈夫虽然抱得美人归，却发现自己跟小侄女比跟妻子还要聊得来。折腾得动的小夫妻，纷纷出轨；热情消磨殆尽的中年夫妻，便日复一日地忍下去，凑合了一辈子。故事里的这些人，都最终成了悲剧。烛光晚餐里，妻子向丈夫大声质问“你以为我找蒋九，就是为了跟他说话吗！”或许电影想要向我们传达的是，“找个能说话的伴”其实行不通。
 
一个人在婚姻里的所求，远远不止说话这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婚姻里同样适用。身为纺织厂女工的妻子加上日夜给人擦鞋的丈夫，生活本就单调乏味，经济也不宽裕。丈夫向妻子描绘着美好生活的图景，许诺等以后擦鞋挣够了钱，要带她和女儿去欧洲旅游。然而每当女儿吵着要同学们都有的，才一百块的小汽车，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教训她：咱不比这个，比学习。妻子对丈夫的空头支票如此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生活的负担，早就磨灭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是孩子却不同了。去欧洲太贵可以去香港，去香港太贵可以去青岛，只要能看到她想看的大轮船。尽管也有迫于现实的压力，可是对生活的希望却仍然存在，而且这仅剩的被磨损的希望，是自己给的。而故事中其他的人物，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别人身上，“找个能说话的人”。
 
所谓的说得上话，其实是婚姻的最高追求——默契。在共同扛住生活重担的同时，两人还能相互理解，相互扶持。沉默或许是因为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可能是因为相知许久，一方不必开口，另一方便早已猜到对方的心思。虽然日子沉默，但无话胜有话，沟通依旧在，只是不再靠言语，而靠心。三毛有一段话，她描述自己和荷西“两个人在小小的家里漫游着，做着个人的事情，转角碰着了，闪一下身，让过双方，那神情，就好似让了个影子似的漠然”。再轰轰烈烈的恋爱，也终会归于平淡；再投机的话，也终有说完的一天。只有默契，是长久而稳定的。正是因为默契，才会“一句顶一万句”。而这默契，是靠两人日复一日的磨合和包容而修来的。就像三毛说的，“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婚姻，其实就是找个说话的人”，这个道理本身没错，只是故事里的人，都理解错了。
 
参考文献
三毛 《大胡子与我》

文案：雪梨 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