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与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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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一种困境。每当人们开始以他者的目光观看另一种文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偏见就产生了。就像有些人在观看《火山下的人生》这部电影时,想当然地会将影片中所出现的让人费解的玛雅人的文化形态看成是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做出的妥协姿态。无论导演多么真诚地描摹自己族人的生存现状,摄影机多么客观地站在一种观察的视角,偏见依然会产生。
这并不是在观看整部影片后作出的判断,而是在观影之前就预先设置的。可以说,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漠不关心、不再移情的能力。原因不在于观影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而是我们对于他者养成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认定它们无非是在向另一种更强的文化展示自己的弱势,博取同情。
同样的情况不是早已发生?当第五代导演们认真地表达一个古老国度迈进现代进程后处身的困境,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人们不会觉得这是在真诚地表达艺术观点,而是把它看成是对西方文化的献媚,通过展示贫困、落后来引发同情心。这种观点首先建立在西方/东方、强/弱等二元对立上,无论从哪一方看来,另一方都能被作为他者来被观看,从而戗止了移情的可能。
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引来了诸多指责。其中一种声音是说作为中产阶级的肯洛奇并不能为底层人们发声,从而将整部电影认定为是对底层人民的一种意淫。面对如此真诚的电影,我们已经不再能被感动,说明我们的偏见是多么地深。我们已经丧失了移情的能力,再无法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种情境来体验别样的人生,无论这种人生是灿烂丰富,还是悲苦苍凉。
移情导致的是同情心。在一个连搀扶老人都会被讹的社会,到底还有什么同情心可言呢。被功利计算,形成的是无数自我保全的个体。社会本该是以关系来维稳运作的,在利益之外,还有我们作为人的自然本性。艺术正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完善移情能力的工具,尤其是电影。当我们面对来自不同社会或伦理或道德的情境,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智识与感知去判断、去移情,从而让自己变为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人。而是满是偏见的认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