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艺术”应该达到什么效果

看《我的诗篇》是去年十一月在三藩市AT&T球场旁边的34号工会。(当日活动介绍)
我不由得想念那天的天气：从市中心出发，经过晚霞中的轮渡大厦、港湾大桥、Cupid's Span......吹着海风，和Marilyn在雨中唱着“Singing in the Rain”，走到了工会。
那时的我，已经不是刚去到三藩那个面对各类社会运动不自在的自己。我已经爱上了我的工作，与服务的社区有了更多的联结；我已经可以在市厅门前自如地派发标语，动员工人，做翻译；也可以花两个小时在三藩市第十一区街头和其他一同支持市参事候选人的积极分子聊选举。
坐在第一排看完了整部电影，听完了陈年喜和导演的分享。
说句与电影内容无关的话，当晚最让我惊叹的是随行的翻译：一位翻译超过一分钟的中文不需要做任何笔记也能翻译得几乎一字不差的美国人。除了内容完整，他的北京口音也让我惊叹。
如果说回电影，我有以下想法：
首先，电影情节并不那么吸引人；某些桥段有摆拍痕迹。
其次，我们一直在想，怎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真正接近这些艺术灵感的来源，而不只是表现给另一个阶级看的电影。引发我这一思考的是我曾经参加过的，在中华文化中心的一次音乐会，音乐会的主题是纪念三藩市羊城餐馆工人运动两周年（关于“点心革命”的报道）。那次音乐会邀请了大约四十位华人工人到场，在弹奏当晚主题曲——羊城工人之歌的时候，音乐家请到场的三位羊城工人起立，接受全场其他观众的掌声；之后音乐家也感谢了到场的其他工人和社区机构。音乐会之后，工人们向我反馈道：“我第一次听爵士乐！能有一首关于我们工人的音乐，我很开心！”我亦是很感动，因为工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成功的事，而是一个需要不断积蓄力量，发出声音，甚至爆发社会运动的过程，所以如果工人们能够获得来自各方的肯定，对他们一定是很大的动员和鼓舞。
但是在回程的时候，XL和我说：“今晚的音乐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不是我期待见到的形式。音乐会，距离工人太远了，并不是最直接的声音的表达。”她给我举了一些她认为更能引起工人共鸣的例子。
我开始意识到，如何让创作灵感的来源——也就是工人们，或没有隔阂地感受到鼓舞和力量，或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很多时候稍一不慎，我们都落入了中产怡然自得的状态里：自认为自己比富人们更能”体察民情“，又愿意向身处艰辛中的无产抛出”我愿意倾听“的橄榄枝。但是，”邻避效应“又总是出现得适时而讽刺。
将这样的想法迁移到《我的诗篇》这一部电影，我想问的是：“通过写‘这些’诗，工人们改变了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谁会去看这样一部电影？看完之后，他们能为工人们做点什么？”
是的，我不否认这部电影可以成为一扇窗口，让愿意买票愿意众筹，在那九十分钟中被打动的中产们有机会了解工人们生活的艰难。而且，“多少知道一点”比起“无知”甚至“装作看不见”（也就是半年之前的我的状态），“了解”已经是一种进步。但是缺少实质行动的“了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请原谅我以下的措辞：写写诗发发牢骚，抱怨一下老板，真的很隔靴搔痒。工人们真的有通路去控诉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悲惨处境“中的原因吗？真的有人去引导他们思考深层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吗？我也并不觉得导演在电影中想去探索这些问题，更直白来说，他只是发现了一个好题材，想去把故事讲出来，把它当成自己事业或职业的一部分，而不是真的与工人们站在了一起。
最后，我有些绝望但是却不得不承认，阶级的隔阂，才是最致命的。就像写这篇影评的时候，我只能给工作中那些给予我这么多温暖和力量的人们一个概称“工人们”，却不能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当我向”你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转过身来，面对的是和我一样的人们，工人们叫什么，长什么样子，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不重要，因为代表另一个阶级，只需要一个统称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