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无意义”的电影
今天去看了期待许久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还是不错的,也有想法,也懂得克制,在对观众的妥协中也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这都是值得赞许的,问题是片子依然还是差口气,这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风格的作品,表现在对经典文本的重述上,且意义总是处于无限的延宕之中,具体体现为破碎而不完整的故事,肆意变化的视角与叙事时间等诸多元素上,导演有意将“元电影”似的自我指涉纳入电影,片中不止一次提到电影,形成一种影片与剧中影片,影片与外在批评互相嵌套的叙事关系之中。
最重要的是风格,后现代的气节在于风格,在于气质。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常常造成一种虚无之感,但这种虚无之感实际上是有核的,是有追问的,无论是对上帝在场不在场的追问,还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追问,它看似是散的,是去中心的,实际上它却总是在横生的脉络中,故作平淡的叙事中扯出一条条的长线,连结着问题的中心。后现代则不同,有人提到现代的问题是上帝去哪了,我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后现代的问题就变为了,什么都不存在,我不存在,电影不存在,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这句台词将电影文本与当下在场者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指涉,在具体的观影活动中则体现为一种即时的即兴游戏,观众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自觉地进入导演安排的角色中去——“下个世纪的观众”,后现代总是抖着一个又一个的小聪明,用一次又一次短暂的兴奋实践文本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电影不会是沃霍尔式的追求绝对扁平与纯粹娱乐气质的作品,在院线上映的影片,无论如何都得有核,也就是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某种程度上与普通观众的接受程度有关,也就是说,导演必须保持作品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和叙事方式,说到这点,我挺佩服程耳导演,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可回避,但他很巧妙地用“消亡”这一概念统领了整部电影,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悖论,这是一部关于消亡的电影,消亡统领着一切,但导演却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你所看到的一切最终都是消亡,你费尽心机寻找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意义最终都不存在,它“消亡”了。
“互文性”问题是电影第二个值得提到的东西,这部影片使用了近代史上一个较为经典的文本事件,上海青帮三大亨,陆先生就是杜月笙,张啸林是本名出场,王先生是黄金荣,小刘似乎是孟小冬和露兰春的合体,吴小姐有胡蝶的影子,这个题材大陆似乎还没拍过,香港那边拍得较多,已经有了好几版,张彻早时拍过,后来吕良伟又演了比较成功的一版,较为娱乐化,前几年周润发又演了一版。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帮三大亨的故事已经是一个反复下锅,较为成熟的创作文本,在以往的版本中都已经确定下了一些叙事的方式,比如重点强调哪些事情,叙事在那些段落笔墨较重,人物的脸谱如何刻画,这些都已经被电影的文本所确定,后世无论谁拍,有些东西总是绕不过去的。
互文性的概念挺复杂,手段也很多,引用,裁剪都属于比较常见的互文手法,导演很聪明,他并没有很粗暴地拆解这个文本,过度地恶搞和娱乐化,以达到后现代气质,他的方式是比较克制地“改写”和“戏仿”,他有些东西很忠实历史,比如大的脉络上,但有些局部问题,他就自己创作了,引入了自己的风格烙印,比如浅蓝色的汽车,沦为性奴的女人这些细节和段落,从某种程度说,后现代气质就在于这些东西上,这些创作颠覆了观众对于历史的既有记忆,在一个怀旧的故事中,突然引入了极具当代话题感的性问题,性意识,这本身就具有戏谑性,剧中的人物既活在当下,又活在历史的语境中,两者共同统一在电影里同一个人物身上,不同的气质相互碰撞,记忆与肉眼所看到的影像时刻保持着冲突和张力,观众不自觉会发问:“不该这样吧?”但眼睛看到的却告诉她“确实这样了”。
这些年比较经典的改写与戏仿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昆汀的《无耻混蛋》,同样是被重述过一百万次的经典历史文本,但昆汀是天才的,他的颠覆既优美,又放肆,充满着不可想象的戏剧力量,前一秒风平浪静,下一秒就天崩地裂,合情合理,他的颠覆也超乎大家的意料,希特勒怎么能被人打死呢?这种改写比《罗曼蒂克》的做法更为大胆,但却更让人所接受,这个原因很复杂,它关系到我们对导演的理解以及既有期待,如果就这么谈,对程耳不公平,他确实不算是大家特别了解的导演。
为什么说略有失望呢,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并不存在绝对的后现代意义的商业电影,我前面提到,绝对的后现代应该是无核的,这种情况不大能够出现在商业片中,违背了商业片的基本属性,如果是实验影片,这就合情合理了。因此,我们发现所谓后现代的,后结构的,或是通俗上说“无厘头”的经典电影,其实都是有核的,周星驰就是代表,细节处全是无厘头的,但是主旨上却总是异常清晰。程耳的他预先的目标上,总是不得已打折扣的,他试图在主线上做文章,做得乱一点,看似面面俱到了,其实从电影整个的艺术效果看,有些安排显得多余。而另一方面,我倒觉得你既然颠覆,不如颠覆地更厉害一点,人物与历史的影射要么更淡,要么更明显,但是改写更离谱。
因此,这部电影在气质上显得很圆滑(面面俱到,各个角度都发散了),但圆滑了,棱角就没了,能记住的东西就没了,这当然也可以属于“消亡”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在于,如果一部电影绝绝对对地消亡了,那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也许又回到了对于后现代艺术的发问上去,同时也造成了评论的困难,因为导演玩弄了一个诡计,他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消亡,你所批评的都是他策略的一部分,当观众觉得这部影片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消失的时候,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说,程耳的做法太过于狡猾,他无论如何都在批评面前立于不败之地,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普通观众不能接受一部电影是无意义的,而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却恰恰在于,它是一部无意义的电影。
最重要的是风格,后现代的气节在于风格,在于气质。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常常造成一种虚无之感,但这种虚无之感实际上是有核的,是有追问的,无论是对上帝在场不在场的追问,还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追问,它看似是散的,是去中心的,实际上它却总是在横生的脉络中,故作平淡的叙事中扯出一条条的长线,连结着问题的中心。后现代则不同,有人提到现代的问题是上帝去哪了,我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后现代的问题就变为了,什么都不存在,我不存在,电影不存在,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这句台词将电影文本与当下在场者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指涉,在具体的观影活动中则体现为一种即时的即兴游戏,观众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自觉地进入导演安排的角色中去——“下个世纪的观众”,后现代总是抖着一个又一个的小聪明,用一次又一次短暂的兴奋实践文本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电影不会是沃霍尔式的追求绝对扁平与纯粹娱乐气质的作品,在院线上映的影片,无论如何都得有核,也就是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某种程度上与普通观众的接受程度有关,也就是说,导演必须保持作品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和叙事方式,说到这点,我挺佩服程耳导演,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可回避,但他很巧妙地用“消亡”这一概念统领了整部电影,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悖论,这是一部关于消亡的电影,消亡统领着一切,但导演却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你所看到的一切最终都是消亡,你费尽心机寻找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意义最终都不存在,它“消亡”了。
“互文性”问题是电影第二个值得提到的东西,这部影片使用了近代史上一个较为经典的文本事件,上海青帮三大亨,陆先生就是杜月笙,张啸林是本名出场,王先生是黄金荣,小刘似乎是孟小冬和露兰春的合体,吴小姐有胡蝶的影子,这个题材大陆似乎还没拍过,香港那边拍得较多,已经有了好几版,张彻早时拍过,后来吕良伟又演了比较成功的一版,较为娱乐化,前几年周润发又演了一版。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帮三大亨的故事已经是一个反复下锅,较为成熟的创作文本,在以往的版本中都已经确定下了一些叙事的方式,比如重点强调哪些事情,叙事在那些段落笔墨较重,人物的脸谱如何刻画,这些都已经被电影的文本所确定,后世无论谁拍,有些东西总是绕不过去的。
互文性的概念挺复杂,手段也很多,引用,裁剪都属于比较常见的互文手法,导演很聪明,他并没有很粗暴地拆解这个文本,过度地恶搞和娱乐化,以达到后现代气质,他的方式是比较克制地“改写”和“戏仿”,他有些东西很忠实历史,比如大的脉络上,但有些局部问题,他就自己创作了,引入了自己的风格烙印,比如浅蓝色的汽车,沦为性奴的女人这些细节和段落,从某种程度说,后现代气质就在于这些东西上,这些创作颠覆了观众对于历史的既有记忆,在一个怀旧的故事中,突然引入了极具当代话题感的性问题,性意识,这本身就具有戏谑性,剧中的人物既活在当下,又活在历史的语境中,两者共同统一在电影里同一个人物身上,不同的气质相互碰撞,记忆与肉眼所看到的影像时刻保持着冲突和张力,观众不自觉会发问:“不该这样吧?”但眼睛看到的却告诉她“确实这样了”。
这些年比较经典的改写与戏仿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昆汀的《无耻混蛋》,同样是被重述过一百万次的经典历史文本,但昆汀是天才的,他的颠覆既优美,又放肆,充满着不可想象的戏剧力量,前一秒风平浪静,下一秒就天崩地裂,合情合理,他的颠覆也超乎大家的意料,希特勒怎么能被人打死呢?这种改写比《罗曼蒂克》的做法更为大胆,但却更让人所接受,这个原因很复杂,它关系到我们对导演的理解以及既有期待,如果就这么谈,对程耳不公平,他确实不算是大家特别了解的导演。
为什么说略有失望呢,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并不存在绝对的后现代意义的商业电影,我前面提到,绝对的后现代应该是无核的,这种情况不大能够出现在商业片中,违背了商业片的基本属性,如果是实验影片,这就合情合理了。因此,我们发现所谓后现代的,后结构的,或是通俗上说“无厘头”的经典电影,其实都是有核的,周星驰就是代表,细节处全是无厘头的,但是主旨上却总是异常清晰。程耳的他预先的目标上,总是不得已打折扣的,他试图在主线上做文章,做得乱一点,看似面面俱到了,其实从电影整个的艺术效果看,有些安排显得多余。而另一方面,我倒觉得你既然颠覆,不如颠覆地更厉害一点,人物与历史的影射要么更淡,要么更明显,但是改写更离谱。
因此,这部电影在气质上显得很圆滑(面面俱到,各个角度都发散了),但圆滑了,棱角就没了,能记住的东西就没了,这当然也可以属于“消亡”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在于,如果一部电影绝绝对对地消亡了,那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也许又回到了对于后现代艺术的发问上去,同时也造成了评论的困难,因为导演玩弄了一个诡计,他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消亡,你所批评的都是他策略的一部分,当观众觉得这部影片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消失的时候,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说,程耳的做法太过于狡猾,他无论如何都在批评面前立于不败之地,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普通观众不能接受一部电影是无意义的,而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却恰恰在于,它是一部无意义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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