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高树多悲风

——评析《雍正王朝》和历史中的雍正

实话说，《雍正王朝》并不是一部视觉上喜庆热闹的剧，开头时就风雨如晦，而其一路场景，从民间到宫廷，也都是阴郁的，间歇性流着血。
这种格调也与唐国强所饰演的雍正相似：中气十足的说话声音，浓眉大眼的英武容貌，神情正直而压抑，基调是乌云一般的悲凉忧郁，事实上这倒与历史上的雍正颇为不符。画像中，他瘦削过头，下颌极尖，眼小而波弓，唇厚而小，上唇微微往下凹，眉尾疏散，鼻梁既瘦又高，而且笔直，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张阴鸷中透出正气、怀柔而略带阴柔、专注热情而极为谨慎的脸。
我相信以貌取人，从这张脸中，你也能看出雍正身上许多既矛盾又同在的个性：
他，本性为男子气和极强的权欲，可奇妙的是，他又跟历史上大多数热衷于掌权的独裁君王不同，他仿佛把帝皇当成是一种职业，而很少感情用事，凡事皆出于理性的考量。在这张脸上内容很多，欲望却不太明显：不管是权欲，性欲，还是嗜血的欲望。这大约是因为雍正是个绝不放纵的人，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纵容。因此这张脸极为功利，却不急于求成、不贪婪，甚至还带着点佛教徒的清淡萧散——既然已写了这许多文字了，那我不妨就从这里谈起雍正的性格：
据史载，雍正可称为历代帝皇中的工作狂，在位十三年来兢兢业业，批起奏折来不舍昼夜；而他执政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措施，总体来说，都是基于三点：削弱官僚；促进民生；中央集权。
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最后一点，中央集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雍正必定是一个事必躬亲、对他人难得放心的人，尤其是建立军机处这项举措，皇帝颁布诏命，大臣跪受笔录，更是相当于将天下大权都凝聚在他雍正一人的手里，臣子们基本上失去了参与决策的机会。从封建帝制的稳固来说，这个决定是有利的；只是，世间大事常是双刃剑，极度的集权就意味着对皇帝个人能力的高度依赖，也就意味着对皇帝本人体能的高度消耗。
清史不同于明史，几乎清朝的每个皇帝都是勤政者，但即便如此，我想，也不可能每个皇帝都像雍正那样强悍有力，在嘉庆朝更有甚者说“要是现在雍正重生料理吏治就好了”。所以我们可知，雍正活得很勤劳，过度的勤劳，处理每个问题都认真至极，简直可称之为“有今生没来世”。如果他真的是笃信轮回转世的佛教徒，那么我能判断，他决不是等待来生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今生中的所有一切：
而这样的人，多半既无情又深情，他的深情是对事，无情是对人。你去看他的脸，是跟康熙乾隆都不一样的，康熙的脸悲辛温悯；乾隆年轻时浮夸快乐，老年时老态龙钟，而始终都自满得要命。唯独雍正的脸，将所有“本我”的愉悦都压抑到最底限。
这就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能在事业上为他所用的人不少，能在情感上滋养他心灵的人不多，他会拥有一个苦涩的灵魂，一个既侮辱亲兄弟、处死亲儿子又颁布《大义觉迷录》的灵魂，一个既杀尽身边亲信、又因听说腰斩惨事而废除此刑的灵魂。
这，我想也就是《雍正王朝》的编剧所抓住的全剧根本。他用风雨和流血来铺陈这样哀伤沉重的气氛，但重点还是人物。
唐国强饰演的雍正，实话说，是比真实的雍正更为理想化的；但我觉得，雍正本人就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成功者模板，他熟稔于政治家的厚黑学，却少了政客的流氓气，所以康熙帝评价他，“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在这句话里我注意到的关键词是“人品贵重”——是的，雍正的成功全赖于他秉性的贵重，当然也藉于时运；不然，以他这偏执的性格，成功离他还很遥远。贵重的人品是一个底子，能让他的劣势变为优势。
在将他演绎为电视剧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时，我们必须注意，身为全剧的男主角，萦绕他的纵有太多的争议是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应当是可爱的。所以编剧提取出了雍正身上所有不似政治家、而更似理想主义者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雍正在含泪赐死儿子之后，独自踱步到门外，心碎到口吐鲜血；所以，我们看到雍正在赐死张廷璐、让文武百官一同观看时安慰快要支撑不住的张廷玉，“是朕粗心了，原不该叫你来的”……就连那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胤禩，编剧也安排他在家破人亡之际给自家老婆留下了一叠钱银。
这样的细节，都是血淋淋的政坛官场中难得一见的一丝光亮，这光亮不是来源于别处，而是来源于人性。故而即使我不喜欢政治，也很难喜欢此剧阴霾一般的氛围，我也还是对编剧俨然怀有敬重之情。因为人性复杂，利益之思占绝大比重，但人也不是全然冷漠绝情的；冷血帝皇的一声哀叹，有时比风流诗人的纵性任情，更能引起芸芸众生的普遍悲感。这也许有两种原因：
一是因为人类本质上的慕强，我们天然地渴望成为强者或追随强者；而力量的本质既是资源，又是威胁，这就使我们不免渴盼出现一个温情的强人，那会使力量成为威胁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第二个原因，则更为隐晦难言，这就涉及人性了，我还是试着阐释一下——帝王首先是一种职业，然后才是一种权力。之所以说它是职业，是因为帝王自身的利益需求必须同步于整个社会大体上的利益需求，这个“大体”，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怎么去平衡？就需要职业化的冷静理性，而不容余情。而越是在这个时候，人生而为人，他身上溢出的那些情感的、欲望的、本我的东西，就越显弥足珍贵，迷人而富有魅力。就这种魅力而言，其实我认为史上的雍正反而比电视剧中正气凛然的唐国强更有魅力，因电视剧为了尽可能的平民化、体谅普通观众的理解力，还是多少把雍正做了脸谱化的处理，只梳理出了一二三几根简单的线条……而真实中的人，是远远比几根线条更为庞杂善变、更为波谲云诡的。
那么你要问，是否换一个编剧，就能把雍正处理得比《雍正王朝》的原编剧更好？我想很难。我很想在这里引用点剧作法，可惜看了几本书后都只觉说得不到心里。人物的“线条化”和“复杂性”是我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困境，也是我在雍正王朝中的“雍正”上发现的一个极难统一的矛盾，但这并非剧作法所能教给你的，它是现实问题，也是编剧个人一定得单独解决的问题——说它现实是由于，若是将历史上雍正的复杂性具体呈现，那就肯定有善有恶，恶的那一面，该怎样诠释？怎样体现？怎样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怎样被观众所认可和接受？……还有，这样黑暗的权力内幕，这样深邃的人性本质，观众看了后会对此产生怎样的反应呢？……所以倒还不如线条化的处理。
《故事》一书中讲到人物的功能性，所以编剧，还是不要太追求艺术的极致，戏剧到底还是普世艺术，该从众时从众，该利己时利己。将人物功能化就是一种十分方便简捷的利己做法。在历史剧中做一个“安娜•卡列尼娜”或“拉斯科尼科夫”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那么多心理独白去跟观众一一解释事件的动机、人物的内心，只能通过最简单明快的事情冲突去揭示人物关系，展现人物目的。这是“第一根线”。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多画一两条线条就更好了。《雍正王朝》就“雍正”这个人物，起码画了两三条线条。这两三条线条足以表达出雍正此人身上的光和影，这对写作者而言，不能称经典，已堪称出色。
《故事》这本书中还对大家说，“适度就好”。是的，适度就好，做人也罢写戏也罢。雍正的理想主义看似偏执，其实是适度的；正如他的中央集权看似强锐，其实也注重了度；唯独他在对自己身体灵魂的使用上没注重度，一味地使用着，所以他英年早逝了。而对深夜写这篇文章的我来说，这也是个教训。
写到结尾，曹植有诗云，“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豆瓣上有一篇影评以此为题，我也甚爱这篇诗句，故也以此为题，结束这篇文章。

引用资料：《清史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