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身份的尴尬错位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一位周姓姑娘通过朋友加了我的微信，邀请我参加关于农民工诗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众筹活动。当时对这个片子可谓是一无所知，而且听说该片总策划是吴晓波先生，因此总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判断，担心该片会过于商业化，对农民工群体采取一种猎奇的心态来拍摄。出于这样的担心，我暂时婉拒了她的邀请。直到今天下午，受好友王臻邀请，在新街口观看了这部电影。整部片子看下来，我不禁为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感到惭愧：这部电影不只在有限的成本条件下做到了视听语言相对精良，其基调也并没有陷入过度煽情的窠臼，而是以一种克制隐忍的态度，巧妙把农民工诗人们的代表诗作，跟反映其真实生活的画面交织在一起，让影像本身的力量说话。应该来说，这是一部精彩而真实的电影，能够触及观众的灵魂和内心深处。在这里，也通过这篇小文，对上述周姑娘说声抱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然而正如片中的农民工主角所说的那样：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能够惠及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类似片中这样的农民工群体，而恰恰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创造者与贡献者。“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就体现出他们一种游离于城乡二元体制之外的边缘身份。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从事脏、乱、累的工业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却仍然是农民，城市无须为他们的健康、福利和社会保障买单，就连他们当中仅仅有少部分人能够享受的社保待遇，如果无法在城市取得户口身份的话，这些社保也将直接由当地政府收管，无缘惠及社保交纳者。除此之外，加班、劳累、歧视等种种非人道待遇，也让他们很难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色。正基于此，片中农民工诗人的诗作，大多呈现出灰暗、压抑和绝望的基调。诗歌之于这些农民工，既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他们超越此岸苦难生活的灵魂解药，让他们在文字的宣泄中，得以苟活于世。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指出一个吊诡的现实：从法理上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工农联盟执政的国家；但真正体现在现实中，工人、农民以及游离于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农民工，却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阶层。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刚好在地铁上读《东方历史评论》唐小兵和王奇生这两位老师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展开的对话，他们谈起当下中国的等级森严和阶层歧视，也是慨叹不已。这个不平等程度严重、身份歧视无处不在的国家，让人很难置信就在四五十年前，还处在一个无比强调平等和劳动光荣的体制之中。如果说毛时代“你死我活”的斗争传统，在当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毛时代最有价值的平等观念传统，在当下可谓已经是丧失殆尽。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无比心痛。

在这部电影里，出于通过审查和其他可以预想的原因，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歧视，并没有刻意去得到展现，但是影片也用一组集体下跪的影像，展现了农民工群体讨薪艰难的不公正待遇。而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的影视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展现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富丽堂皇的生活，高楼大厦和霓虹闪烁仿佛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如果说这种华贵幻像是资本主导的结果的话，那么在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清晰看到的，就是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景象。在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和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中，媒体上通篇累牍的都是高层官员和企业家的呼声，偶见学者，也一律是从资本和经济效率角度考量问题，而这些政策最影响的最重要的主体——农民工们，却始终无缘发声。他们默默地承受了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进一步下降的恶果。看到片中陈年喜半身不遂的父亲，看到老井那些悄然死去的工友，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对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做出反思。

影片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诗，是“美人济贪，英雄济富，没有人上过梁山”，我跟未婚妻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个诗句。透过这句文字，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这些诗人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行社会生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清醒与真实，才使得他们的绝望更加地痛彻心骨。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里的记述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每一个有力量的人，要么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要么将其推向边缘群体，使其无从反抗。于是，对于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来说，死亡或许就是其反抗和挣脱宿命的唯一方式。

尽管对于农民工群体，主流媒体少有关注，但这并不表示社会上所有人都会漠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如果跟二十世纪上半叶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当下这个时代，最为关注劳工群体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音乐人，其本身也跟劳工群体一样，同属游民阶层；而半个多世纪前承担发动劳动反抗的主体——知识分子们，在当下关注劳工群体的人群当中，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类似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南京大学的朱力等少数几位学者之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在所谓课题项目制的支配和城市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想象之中忙碌，根本无暇顾及劳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本片的吴晓波、许知远、袁岳等学界、媒体界和商界精英公开为劳工阶层发声，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即使这种发声只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也比冷漠和沉默来得有价值得多。只有精英阶层中正视劳工境遇，并且推动改变这一状况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才有希望摆脱阶层断裂和社会离散的悲观前景，走向一个相对稳健的未来。

最后，向所有为本片做出贡献的人致敬！

2016.5.22晚作于竹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