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的孩子:寻找失落的名字,并以此骄傲吧
2015年台湾影坛迎来了一波不算太小的复兴。前有侯孝贤导演十载磨一剑的《刺客聂隐娘》,后有《醉·生梦死》、《百日告别》、《念念》等一众文艺片撑场,商业片《我的少女时代》、《对风说爱你》也都取得了十分不俗的成绩。在这份片单之中,《太阳的孩子》甚不起眼,这部讲述台湾原住民故事的电影里面却有许多闪着光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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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由郑有杰与勒嘎·舒米 (Lekal Sumi) 联合编导。郑有杰的履历表里有《一年之初》、《阳阳》这样的文艺片,也有《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这部拿到金钟奖的迷你剧集,才华无需多言。同时他还拍有一些反核诉求的短片(以及一些其他这里不方便说的动作),作为创作人兼有关怀社会的作为,难能可贵。本片的另一位导演勒嘎·舒米成长过程更为励志与可佩。父亲是台南人,母亲是阿美族,从小于台南长大。 退伍后回到花莲的港口部落,开始接触身上一半的阿美族血统与文化,因成长过程几乎都没有在部落,对部落的文化非常陌生,也因为如此,便决定留在部落里找回自己遗忘的那一部分。 2011年,因母亲舒米.如妮的一个理念,想要复耕荒废二十年的梯田,重新找回土地的价值。勒嘎首次拿起了摄影机记录整个过程,起初对影像记录与制作毫无概念,在拍摄两年后完成了个人首部纪录片《海稻米的愿望》。也因为这部作品,开启了影像创作之路。
《太阳的孩子》所描绘的故事正是《海稻米的愿望》的延伸。上文讲到两位联合编剧与导演,一汉人,一原住民的设置,使这部片子没有单一地孤立地站在其中之一的立场,而是多元地观察原住民的生态。
女主角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原住民记者,影片的一开始她在报导「sunflower」事件(这个细节值得玩味,想一想这个事件原本是要反对什么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部落,希冀需找失落的土地。为什么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这其中固然有无情的资本因素,小孩子看问题很直接,「二十块人民币可以换一百块台币,人民币好强」。老人们会牵扯到历史,「当年清朝人过来,把我们的土地收走了,现在又有人来了」。现实的人们会以「利大于弊」来循循善诱之。
而女主角,她身份的二重性使得她比剧中其他人物更深刻地看到矛盾的所在,原住部落遗失的仅仅是土地吗?她讲述到,以前每次她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说:「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林秀玲。」旁人都会看高她一眼,觉得她一点都没有原住民口音很了不起,觉得她是部落之光。但这一点都不光彩,她明明叫Panay,她希望别人都叫她Panay,她要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名字,她要找回自己。
这部电影走出部落,走向台湾,甚至华人社会的普世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们丢失自己,常常是从丢失自己的名字开始的呀。还记得《千与千寻》里的白龙吧?正因为他迟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被困在困在婆婆身边。直到千寻念出「琥珀川」,白龙才记起自己的本命,记起来时的路,身上的鳞片才渐渐剥落。
婆婆说,曾经发生的,不可能忘记了,只是想不起来而已。Panay说,Panay是稻穗的意思。小时候,我的部落有一大片美丽的Panay。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我很希望我可以恢复它,找回部落的Panay。
现在到你了,你还了解你身上流着的血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吗?
影片也有些许缺憾,大概由于冲突的解决过于浪漫主义。找回了自己的阿美族人,还是要面对资本的压力。部落的守卫与房地产业的扩张这一矛盾已经存在30年之久。它太复杂,不是一朝一夕,一部电影就可以讲完。不过Panay和她的一双儿女(顺便一提,两个小孩角色的名字分别是Nakaw和Sera,来自与阿美族部落神话中来到世间的第一对男女)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小孩问她,我们会不会很穷。Panay说,不是,我们只是没有钱。这段对话反复进行了两三遍,它没有点破,但观众会非常了解他们的财富观,了解他们会世世代代坚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够了。
昨天某女士的就职典礼,请到了原住民的小朋友唱国歌。她在之后演讲中也提到了,他们不会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他们会用道歉的态度,来面对原住民相关议题,重建原住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复育语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顾。
天色渐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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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由郑有杰与勒嘎·舒米 (Lekal Sumi) 联合编导。郑有杰的履历表里有《一年之初》、《阳阳》这样的文艺片,也有《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这部拿到金钟奖的迷你剧集,才华无需多言。同时他还拍有一些反核诉求的短片(以及一些其他这里不方便说的动作),作为创作人兼有关怀社会的作为,难能可贵。本片的另一位导演勒嘎·舒米成长过程更为励志与可佩。父亲是台南人,母亲是阿美族,从小于台南长大。 退伍后回到花莲的港口部落,开始接触身上一半的阿美族血统与文化,因成长过程几乎都没有在部落,对部落的文化非常陌生,也因为如此,便决定留在部落里找回自己遗忘的那一部分。 2011年,因母亲舒米.如妮的一个理念,想要复耕荒废二十年的梯田,重新找回土地的价值。勒嘎首次拿起了摄影机记录整个过程,起初对影像记录与制作毫无概念,在拍摄两年后完成了个人首部纪录片《海稻米的愿望》。也因为这部作品,开启了影像创作之路。
《太阳的孩子》所描绘的故事正是《海稻米的愿望》的延伸。上文讲到两位联合编剧与导演,一汉人,一原住民的设置,使这部片子没有单一地孤立地站在其中之一的立场,而是多元地观察原住民的生态。
女主角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原住民记者,影片的一开始她在报导「sunflower」事件(这个细节值得玩味,想一想这个事件原本是要反对什么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部落,希冀需找失落的土地。为什么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这其中固然有无情的资本因素,小孩子看问题很直接,「二十块人民币可以换一百块台币,人民币好强」。老人们会牵扯到历史,「当年清朝人过来,把我们的土地收走了,现在又有人来了」。现实的人们会以「利大于弊」来循循善诱之。
而女主角,她身份的二重性使得她比剧中其他人物更深刻地看到矛盾的所在,原住部落遗失的仅仅是土地吗?她讲述到,以前每次她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说:「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林秀玲。」旁人都会看高她一眼,觉得她一点都没有原住民口音很了不起,觉得她是部落之光。但这一点都不光彩,她明明叫Panay,她希望别人都叫她Panay,她要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名字,她要找回自己。
这部电影走出部落,走向台湾,甚至华人社会的普世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们丢失自己,常常是从丢失自己的名字开始的呀。还记得《千与千寻》里的白龙吧?正因为他迟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被困在困在婆婆身边。直到千寻念出「琥珀川」,白龙才记起自己的本命,记起来时的路,身上的鳞片才渐渐剥落。
婆婆说,曾经发生的,不可能忘记了,只是想不起来而已。Panay说,Panay是稻穗的意思。小时候,我的部落有一大片美丽的Panay。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我很希望我可以恢复它,找回部落的Panay。
现在到你了,你还了解你身上流着的血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吗?
影片也有些许缺憾,大概由于冲突的解决过于浪漫主义。找回了自己的阿美族人,还是要面对资本的压力。部落的守卫与房地产业的扩张这一矛盾已经存在30年之久。它太复杂,不是一朝一夕,一部电影就可以讲完。不过Panay和她的一双儿女(顺便一提,两个小孩角色的名字分别是Nakaw和Sera,来自与阿美族部落神话中来到世间的第一对男女)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小孩问她,我们会不会很穷。Panay说,不是,我们只是没有钱。这段对话反复进行了两三遍,它没有点破,但观众会非常了解他们的财富观,了解他们会世世代代坚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够了。
昨天某女士的就职典礼,请到了原住民的小朋友唱国歌。她在之后演讲中也提到了,他们不会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他们会用道歉的态度,来面对原住民相关议题,重建原住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复育语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顾。
天色渐渐光。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