啰啰嗦嗦讲一些社会背景

《当我们做梦时》改编自德国小说家克莱门斯·迈耶（Clemens Meyer）2006年同名处女小说。迈耶本人也是本片的编剧之一。根据可查资料：迈耶生于哈雷，1977年，时属东德。他曾在莱比锡的德国文学院求学，后因进入少年感化院而中断了学习。在成为著名小说家之前，他还当过保安、叉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可见，故事中几位少年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成迈耶的自我写照：长于东德的少年，十二三岁经历了社会的剧变，青春和周遭的世界一样混乱无序。

而本片的另一位编剧沃夫冈·柯尔海斯在也曾谈到他与迈耶有相似的人生经历：

    （问：你们几乎在相同的年龄面对国家体制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柯尔海斯先生是14岁；迈耶先生，柏林墙墙倒下时你是12岁...）
    柯尔海斯：情况当然不尽相同。但当我读到《当我们做梦时》，它吸引了我的注意，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在 1989 年，而1945 年，它是一个新的时代。这可能是不相同的。尽管如此，关系都完全进行了重组，旧的规则不再适用。青春期和世界历史相吻合。这是一段伟大而持久的经历。


因此，至少从创作初衷上看，在这部青春片的背后，实际上怀着对德国东部70-80一代的成长写照，亦是对德国1990年剧变前后的审视和反思。


由于本片的历史背景“东西德”问题较为繁复，在这里先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1945年10月，二战结束后。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西部及西柏林，苏联占领德国东部及东柏林，美苏对德方针分歧严重且日益走向冷战；

    1949年9月，德国西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10月，苏战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至此东西德正式分裂，两个德国形成。民主德国实行严格政策控制两德人员流动。

    1961年，长达165公里，高4米的坚固混凝土建筑的柏林墙竖起，配以望塔、地堡、警犬桩、电网、防汽车壕、自动射击装置。

    1989年10月，东德各大城市爆发大游行；

    1989年11月6日，莱比锡50万市民游行；7日，民主德国政府辞职；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集体辞职；9日，柏林墙被推倒；

    1990年10月，柏林举行统一庆典，正式宣布统一。


沃夫冈·柯尔海斯经历了分裂到统一的全过程；导演安德里亚斯·德里森则见证了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克莱门斯·迈耶，成长在东德解体前后。汇聚了见证东德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的三位老中青主创者合作本片，大概会对社会背景的解读更加细致深入。至于本片多被人诟病的“缺少对时代和历史背景的挖掘和联系”，事实上，如果了解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影片这些方面做得并不过差：所有的历史痕迹都藏在了细节当中。


而本文，也将首先以时间为序，从两德统一前、后这两个时间段，联系社会背景，试分析细节。

一.“你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
                                                     ——1977-1990 成长背景

① 校园红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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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是1989-1990间的德国，东德统治走向末期，然而“社会主义”的余威仍然笼罩当时的少年。学校，在社会逐渐走向抗争和分崩离析的关口，更是成了思想政治形态塑造的最好环境。歌功颂德和整齐划一成了对孩子们的重要要求。因此孩子们崇拜苏联军官，热衷于“歌颂”式的朗诵比赛，每日往复地读着写满苏联战士英雄伟绩的课文，穿戴统一的校服，在国旗下队列行进以接受校长、军官等权利代表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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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警察”的作风渗透进学校，对于问题分子里克，校长要求他的朋友丹尼检举揭发。事实上，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Stasi）在原1600万东德公民中，有其中600多万人的档案记录，而写报告的人往往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专制和恐怖走到了顶端，人的生活毫无自由可言，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的一个丁点举动会被谁记录在案。而这样的行为，在统治者的眼中，却成了有效控制的手段。他们热衷于此，举一反三，反复利用，以期达到控制欲的自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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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莱比锡——1989年10月初——最早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2万市民参与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至10月9日，游行人数增加到7万人。

如同影片所说的，校长严禁孩子们走上街头混入那些"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他说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毁国家成就、秩序和安全。他们警告孩子们政府将进行镇压，人群聚集的天桥将倒塌。就在10月9日，政府调集军队，准备镇压莱比锡大游行。在我查到的一份资料当中，有这样一段引用：
    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费瑞尔回忆说：“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濒临内战的恐怖局面。到处都能看到整装待发的部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坦克车辆，还有警告标语。”


② 政局松动，反抗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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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里克几乎就是个人反抗先行者的代表。他不穿校服，不带红领巾，拒绝念诵歌颂苏联士兵的课文，亦不惧老师和校长的“谈话”，甚至在厕所当着朋友们的面烧毁了红领巾。他的身上带着东德“安那其主义”的色彩，是墙上松动的第一块砖。



班里最优秀最得老师校长喜爱的女孩卡提雅告诉丹尼，她的家人要带着他移民西德。丹尼跟女孩这样说到：“你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你比谁都想要建成这个目标…你去了西德，也许我们就再也不能见面了。”

柏林墙建立之前，有超过250万东德公民逃亡西柏林。而柏林墙建立以来，东德严格控制两德人员的往来。无数试图翻阅柏林墙的民众的东德一侧遭到枪杀。然而为了逃离，人们还是作出了诸多尝试，跳楼、挖地道、游泳、热气球、重型卡车冲撞…

1989年3月，东德逐渐放宽了公民出境管制，引发逃亡潮，约有十万余东德公民通过各种途径转移西欧，影片中卡提雅一家的转移可推测就发生在这次逃亡潮中；9月，东德进一步放宽边境管理，进一步激起东德抗议浪潮，由此引发了莱比锡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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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莱比锡游行。

70-80年代，东德的反对派逐渐得到发展的土壤，安那其主义还在发展壮大，即使两者存在抗争方向上的分歧，他们都通过办报、刊印读物等手段，将东德人民从禁锢的思维中逐渐拉出。于是，越来越多的市民敢于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1989年10月初，莱比锡人民呼喊着“出境自由”和“新闻自由”走上了街头。他们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要求多党制和自由选举。暴力镇压并不能消弭抗议，东德境内的反对派开始公开活动，全国各地抗议活动愈发升级。

到11月4日，广场上已经聚集50万游行民众。于是7日，民德政府集体辞职。


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990- 青春期，高压后的无序

① 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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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统一之后，由于原西德先进生产方式的引进，不少东德工厂因失去竞争力而倒闭。同时，又有八千家原国有企业面临私有化浪潮。在总人口只有一千多万的东部，失业人数高达三百万。失业、贫穷，加上绝大部分东德人缺少教育，家暴、犯罪等行为层出不穷。

影片还有一个细节，青年聚在一起相互吹着牛逼。其中一人说，有一回偷了一部奔驰车开在路上，撞上了警车，警察看到他开的是西部的奔驰车，吓得大惊失色。柏林墙倒塌后，西德的资本和产品迅速占领了东德市场，西德涌来的银行几乎垄断了东德的金融业；新的产品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东德；许多东德人出于自卑，自视为“二等公民”…因此，才有了街上一辆西德高档车会使开东德欧宝的警察畏惧的情节。


② 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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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丹尼和里克因为破坏公物被要求每周去做公共服务，在他们的服务点，见到了正在刷墙的曾经威风凛凛的校长。校长说他们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丹尼这样回应：“那是你们自己惹的，还有你们所在的那个党。“

校长的下岗依然有据可循：德国统一后，所有前东德校长因为与国家意识形态靠近等原因，统统被要求下岗。在教育系统内，民主德国政治学院、柏林马克思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都不能避免。


影片人物保罗在见到越南女人后和丹尼讨论，其中不断出现、强调女人的“西德人”、“斐济佬”身份。“东德佬”、“西德佬”是1990年的流行词汇。即便已经统一，政府也在努力消除东西部的隔阂，东西差异仍然显著地存在着。人们甚至形容，从衣着和表情，就可以看出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斐济佬”则是指当时在东德的越南工人，柏林墙推倒后，东德的新纳粹主义者制造了多起焚烧越南工人居住居和难民收留所的恶性事件。



新纳粹主义起源在二战后，在东德一直有所活动。1990年之后，新纳粹活动走向了一个小高峰：东德政权崩塌，新的经济形态、工作岗位的引入，旧工作岗位废除，大量青年没有谋生技能，怒气积攒，于是加入了新纳粹的行列。“光头党”是新纳粹的代表组织。这群新纳粹在东德肆意活动，借着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曾发动多起暴力事件攻击外国人。



影片时间线上值得注意的一些细节主要如此，还有一些零散细节由于系统性不强或对情节补益无多的此处便不再详解。最后，还将简析一组影片的重要矛盾：无政府与新纳粹。


三.无政府与新纳粹



导演安德里亚斯·德里森说，《当我们做梦时》要讲述的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关于无政府主义即安那其主义，这里又需要做一些相关补充。

    安那其主义：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政治上要求消除政府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

    二战后，东德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被民主德国大力打压。

    1948年11月，在莱比锡（影片故事背景城市）召开了自由主义团体大会。

    80年代中期，公民权运动成熟发展，安那其主义者和左翼先进人士发生分歧。


影片中少年们组建的地下俱乐部“东区”即是一个容纳“无政府”的“乌托邦”。在这里没有秩序，没有高下，没有刻板的标准，只有尽情的狂欢，摇动的脑袋，摆动的身姿。酒和性、毒品构建了这里全部的定义。而少年们在东德街头的打砸、盗窃，组建青年帮派更是带着毫无拘束、毫无秩序的绝对自由感。

那群光头新纳粹，和主人公们争抢地盘、争夺女人、竞争毒品市场，围殴里克和丹尼，打砸了象征主人公们“自由”状态的“东区”。在主人公们试图创造乌托邦的时节，处处出现作对，他们围堵着主人公们残存的一点儿做梦的能力。这即是左右之间注定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从杠杆的两端走独木桥的问题。


然而究其深处，里克一众就真的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吗？那么他们又跟那群新纳粹少年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这表面上极左极右的两者如出一辙，或者说，少年们的极端抗争方式与“无政府”还是“新纳粹”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都只不过是东德的这场动荡中被遗弃的孩子。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面对1990年前与后的巨大差别，国家不复存在，信仰失去力量。孩童时接受的一切都成了一种讽刺，扎在他们稚嫩敏感的神经上，使他们不知该何去何从。

萨宾娜·勒内方茨就曾在《铁孩子——一代人静默的愤怒》中这样分析东部少年心理：
    很多人的父母因失业而无力顾及孩子的心理成长。老师们一夜之间把自己以前的说教推翻。青春期的少年失去了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方向，于是，他们需要“简单的真相”。
    他们在威权政体下度过童年时代，在生活剧变的过程中得不到引导。他们必须独自面对突然而来的自由，又不能像已成年的东德人那样脱离家庭自主选择生活，所有也更容易被极端思想蛊惑。


因此可以认为，在影片看似着重强调的“无政府”和“新纳粹”之间的矛盾背后，是对两德动荡时青年问题被忽视作出的一次艺术化呛声。它用一代人成长的彷徨结果暗示着残酷的社会症结：“转型的孩子”来自于“转型的社会”前进时混乱脚步下的阴影。



经过剧情和历史的对照，不难看出，《当我们做梦时》其实是一部潜藏着德国历史变迁的“小史诗”，只不过导演在处理上似乎更加强调了少年们混乱的青春纪事而刻意弱化了背景刻画，于是这便成了被诟病为呻吟式青春片的重要原因。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情节、细节都是有理可依的。或者说，即便是要将它看作一部青春乱序电影，也不是纯粹的为了混乱而混乱的狗血之作，那些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足以支撑起这场梦境般无拘无束的乌托邦实验的。


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主创团队将这一原本可以更深度挖掘的题材歪倒在了一群青年的偷车嗑药开迪厅上，这是可惜的。并且即便是如我所说，细节精致到都有相应历史对照，对于不熟悉德国历史的观众来说，依然会是一头雾水或者看过就过——然而绝大多数情况，没有人、也没有必要去深挖一部青春片的历史背景。基于这种观影前提，我认同，这部片子的背景处理依旧是欠妥的。它没有将故事彻底融入到社会背景当中，一切都是侧面体现和细枝末节，强有力的历史只发挥了丁点的作用。

而我的这次拉片尝试，也仅仅是作为一种尝试，如果对于观影能有所助益，那便是最大的意义了。


PS.原文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惺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