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霄峰和李易峰的粉丝到底有没有区别？
七月，只属于桑拿天和青春片。
一直标榜自己艺术片基因的《少女哪吒》也同样是一部青春片。只不过，它是《小时代》和《栀子花开》那枚耀眼的青春电影硬币的另一面——埋藏于土壤中，不见阳光的，锈蚀，腐毁的一面。
评论界乐于咒骂《小时代》而褒奖《少女哪吒》，这是知识分子自我设定的政治正确。但实际上，《少女哪吒》并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即使它有着比较讲究的镜头语言和精致的配乐，但仍然无法掩盖它的装腔作势。某种程度上说，它和《小时代》《栀子花开》是一种类型的东西。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却有同质化的内核。
如果说郭敬明刻意把青春涂抹得荧光闪闪，那么李霄峰就使劲把青春打扮得灰头土脸。前者张扬物欲，后者就死磕精神。本质上讲，它们都不是贩卖电影，它们都在推销电影以外的东西。前者供应浮夸和偶像，后者出售悲壮与情怀。一样低级。
和那些拥有鲜亮色彩和动感开头的青春片不同，《少女哪吒》是以一场死亡开场的。这是相对低阶艺术片惯用的套路，用以向人们展示一种深刻。
王晓冰和李小路演绎了一段互相缠绕的青春，有着少女之间顿挫在友谊和情欲之间的暧昧情绪，小城的压抑，虚伪的成人世界，貌合神离的家庭成员……她们用秘密串场，用死亡散场。
如果，这段故事在15年前被拍摄，一定会被那些嗅觉灵敏的光盘贩子贴上“少女的情欲与死亡”之类的标签，成功兜售给猥琐的文艺青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是的，这个故事散发着过气的馊味。而且，当一个成功逃离小城的青年，对其进行书写的时候，总遏制不住自己抒情的语调和悲壮的姿势。他们善于把悲情当做深刻本身。
《少女哪吒》之所以称不上优秀，是因为做作。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相处方式和态度永远像在表演，生怕观众悟不到自己植入的隐喻，总想通过某些仪式化的景观向观众昭示一些什么。比如，两个女孩见面之后，总是隔空大笑，由于出演李小路的演员的青涩，那些大笑看起来过于用力，缺乏必要的情绪支撑。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急转弯式的情绪变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也都是如此。那场李小路去工地找父亲要自行车的戏，太过幼稚，工人们喊着“威风！”的时候有着突如其来的喜感。但电影却不是有意营造荒诞，因为这毕竟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掺杂了微乎其微的魔幻而已。
客观地讲，《少女哪吒》的电影本体及格，也没有必要苛责太多。最令人厌恶的，其实是围绕电影所衍射出的情绪和话题。
这部电影被置于7月份的档期，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命运。但众多与这部电影有关、无关，或者自认为有关的人，都开始撰写文章，歌颂情怀。比如，导演本人写到，在听到一位前辈说这部电影的票房会惨败时。他问“为什么？”并且认为“中国电影的骨头曾经硬过，但如今已经酥了。”这种装外宾的情节无法让人理解。还有更多的文字提到导演筹钱的悲壮，以及有文艺青年夸张地把这部片子当做中国电影的一次救赎，等等。矫情，是文艺青年之间的禽流感，稍不注意，就容易肆意传播。
这是一个风投满天飞的时代，凭借几张A4纸和讲故事，都能拿到几百万的时代。连卖包子都能拿到风投，你拍电影哭穷，是你无能。而你们还在通过电影以外的东西贩卖同情？这种近乎乞讨票房的打法是中国艺术片不可救药的自我矮化。本质上讲，和那些在地铁里要饭的乞丐又有什么区别？你们以为书写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就能有无数观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走进影院了吗？你们那么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弱者，靠旁人的施舍过活吗？记着，没有谁欠你的，即使你是个艺术家也同样如此。
艺术片的片方和受众这样做，真的有失体面。上一次，《闯入者》上映时的王小帅已经自我矮化了一次，你们也都看到了结果。“艺术片共同体”这群人，在玩法上，真的和那些“粉丝电影共同体”没有区别。粉丝电影的制作方在强调偶像等等与电影本身无关的东西，可艺术片制作方所强调的自己的悲壮也同样与电影无关啊。
更诡异的是，观看这两类电影的观众——如果你愿意仔细观察——也都很相似。他们同样都冲着电影以外的东西而来。《栀子花开》的观众是粉丝行为，无论电影本身如何垃圾，他们都能穿透剧情看到偶像的美好和暖意，本质上讲，去往影院看李易峰和去机场为他接机是没有区别的；而艺术片的那群观众呢？同样不看作品本身的质量，看重的是电影反映出来的情怀以及反商业的勇气，等等。
如果说粉丝电影的观众都有一种群氓般的狂热，那么艺术电影的受众就都顶着一副教徒般虔诚的表情。《栀子花开》的影院里，小姑娘们都戴着绣有李易峰名字的帽子，而《少女哪吒》的影厅里，竟然有人对院线经理放映艺术片表示感谢，弄得后者不知所措。这难道不是同一种病灶的两种表征吗？真的，仔细想想，王晓冰和李小路心心念念的三毛，不就是她们的郭敬明吗？你们互相嘲讽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说《小时代》那类东西在用锦衣华服铺张欲望，那么《少女哪吒》就用风纪扣和紧锁的袖口表达着禁欲的情绪。它们二者都在用极端的方式呈现两极上的“青春”。本质上讲，中国现有的这两种分庭抗礼般的青春片都是不正常的青春。要么，极端赞美物质，弃绝精神；要么尽力歌颂精神，掩盖一切物欲。这些矫枉过正都在泄露心机。我们就这样在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赤贫之间首鼠两端，从不想端正自己的态度。
如果真的想让中国的电影正常化，所要做的，根本不是极力宣扬自己多么无私地变卖资产投入电影，而是找到切实合适的与观众对接的方式，让影片盈利，并且，更重要的是，让判断标准回归电影本体，不要再用那些电影以外的东西作为噱头。
电影，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不能把它再当做作坊式的田园牧歌。互联网提供了那么多可能性，这些艺术片导演为什么偏要死磕暑期档的大银幕呢？
艺术片和粉丝电影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一个是羽量级，一个是重量级。原本，前者观赏的是灵活度，后者观赏的是力量，但让体重差异如此巨大的运动员走上同一拳台，这有什么必要吗？如今的中国影院，就是一张没有区分量级的拳台。由于中国地产特性的原因，中国电影院在大型shopping的植入模式，注定就是一种最势利的商业模型。它毫无义务对反商业的小片进行照顾。这是所有电影从业者必须认清的现实。你撼动不了这个现状，就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运行模式。连出租车公司这么坚固的垄断体都可以被互联网颠覆成这个样子，一个如此灵活的电影业怎么可能没有活路？
你们可以尝试众筹、可以尝试从前期就增强与观众的粘性、可以选择互联网的多种播放可能性、可以用广告覆盖部分票务、可以把一次性爆炸式的票房尝试分解成长销形式、可以用大数据的统计与影院的淡季档期谈合作……无数种办法在等着你们，为什么就一定要用最古老、最无效的方式进行运作，最后再毫无尊严的乞讨呢？
互联网——而不是情怀——才是当下艺术片真正的救赎，但就是没人愿意尝试。巨幕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天梯，小屏也绝不必然减损逼格。如今，电影的概念早已不是把一群人圈在一间黑屋子里，对着一块大屏幕看上90分钟那么单纯的事了。艺术片导演们，这个时代没人愿意看着你们哭丧的脸，很多行业都远比你们悲惨，他们都在想办法自救，而不是声讨受众的品位。少点撒娇，多动脑子。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那些只去电影院看美国大片的观众可爱。他们不是脑残粉丝，也不是文艺青年，他们不会被小鲜肉偶像忽悠，也不会被艺术片导演感动，他们是冲着电影本身去的，所以，那些电影必须做得像个电影。这是给艺术片导演们的一种昭示。当你们嘲讽粉丝电影不是电影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你们是不是同样没有把“电影”这个产品本身做好，就要求观众直接为自己的情怀买单？又是不是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把营销方式当代化，而只会一次次唧唧歪歪地抱怨。
（文/杨时旸）
一直标榜自己艺术片基因的《少女哪吒》也同样是一部青春片。只不过，它是《小时代》和《栀子花开》那枚耀眼的青春电影硬币的另一面——埋藏于土壤中，不见阳光的，锈蚀，腐毁的一面。
评论界乐于咒骂《小时代》而褒奖《少女哪吒》，这是知识分子自我设定的政治正确。但实际上，《少女哪吒》并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即使它有着比较讲究的镜头语言和精致的配乐，但仍然无法掩盖它的装腔作势。某种程度上说，它和《小时代》《栀子花开》是一种类型的东西。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却有同质化的内核。
如果说郭敬明刻意把青春涂抹得荧光闪闪，那么李霄峰就使劲把青春打扮得灰头土脸。前者张扬物欲，后者就死磕精神。本质上讲，它们都不是贩卖电影，它们都在推销电影以外的东西。前者供应浮夸和偶像，后者出售悲壮与情怀。一样低级。
和那些拥有鲜亮色彩和动感开头的青春片不同，《少女哪吒》是以一场死亡开场的。这是相对低阶艺术片惯用的套路，用以向人们展示一种深刻。
王晓冰和李小路演绎了一段互相缠绕的青春，有着少女之间顿挫在友谊和情欲之间的暧昧情绪，小城的压抑，虚伪的成人世界，貌合神离的家庭成员……她们用秘密串场，用死亡散场。
如果，这段故事在15年前被拍摄，一定会被那些嗅觉灵敏的光盘贩子贴上“少女的情欲与死亡”之类的标签，成功兜售给猥琐的文艺青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是的，这个故事散发着过气的馊味。而且，当一个成功逃离小城的青年，对其进行书写的时候，总遏制不住自己抒情的语调和悲壮的姿势。他们善于把悲情当做深刻本身。
《少女哪吒》之所以称不上优秀，是因为做作。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相处方式和态度永远像在表演，生怕观众悟不到自己植入的隐喻，总想通过某些仪式化的景观向观众昭示一些什么。比如，两个女孩见面之后，总是隔空大笑，由于出演李小路的演员的青涩，那些大笑看起来过于用力，缺乏必要的情绪支撑。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急转弯式的情绪变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也都是如此。那场李小路去工地找父亲要自行车的戏，太过幼稚，工人们喊着“威风！”的时候有着突如其来的喜感。但电影却不是有意营造荒诞，因为这毕竟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掺杂了微乎其微的魔幻而已。
客观地讲，《少女哪吒》的电影本体及格，也没有必要苛责太多。最令人厌恶的，其实是围绕电影所衍射出的情绪和话题。
这部电影被置于7月份的档期，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命运。但众多与这部电影有关、无关，或者自认为有关的人，都开始撰写文章，歌颂情怀。比如，导演本人写到，在听到一位前辈说这部电影的票房会惨败时。他问“为什么？”并且认为“中国电影的骨头曾经硬过，但如今已经酥了。”这种装外宾的情节无法让人理解。还有更多的文字提到导演筹钱的悲壮，以及有文艺青年夸张地把这部片子当做中国电影的一次救赎，等等。矫情，是文艺青年之间的禽流感，稍不注意，就容易肆意传播。
这是一个风投满天飞的时代，凭借几张A4纸和讲故事，都能拿到几百万的时代。连卖包子都能拿到风投，你拍电影哭穷，是你无能。而你们还在通过电影以外的东西贩卖同情？这种近乎乞讨票房的打法是中国艺术片不可救药的自我矮化。本质上讲，和那些在地铁里要饭的乞丐又有什么区别？你们以为书写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就能有无数观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走进影院了吗？你们那么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弱者，靠旁人的施舍过活吗？记着，没有谁欠你的，即使你是个艺术家也同样如此。
艺术片的片方和受众这样做，真的有失体面。上一次，《闯入者》上映时的王小帅已经自我矮化了一次，你们也都看到了结果。“艺术片共同体”这群人，在玩法上，真的和那些“粉丝电影共同体”没有区别。粉丝电影的制作方在强调偶像等等与电影本身无关的东西，可艺术片制作方所强调的自己的悲壮也同样与电影无关啊。
更诡异的是，观看这两类电影的观众——如果你愿意仔细观察——也都很相似。他们同样都冲着电影以外的东西而来。《栀子花开》的观众是粉丝行为，无论电影本身如何垃圾，他们都能穿透剧情看到偶像的美好和暖意，本质上讲，去往影院看李易峰和去机场为他接机是没有区别的；而艺术片的那群观众呢？同样不看作品本身的质量，看重的是电影反映出来的情怀以及反商业的勇气，等等。
如果说粉丝电影的观众都有一种群氓般的狂热，那么艺术电影的受众就都顶着一副教徒般虔诚的表情。《栀子花开》的影院里，小姑娘们都戴着绣有李易峰名字的帽子，而《少女哪吒》的影厅里，竟然有人对院线经理放映艺术片表示感谢，弄得后者不知所措。这难道不是同一种病灶的两种表征吗？真的，仔细想想，王晓冰和李小路心心念念的三毛，不就是她们的郭敬明吗？你们互相嘲讽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说《小时代》那类东西在用锦衣华服铺张欲望，那么《少女哪吒》就用风纪扣和紧锁的袖口表达着禁欲的情绪。它们二者都在用极端的方式呈现两极上的“青春”。本质上讲，中国现有的这两种分庭抗礼般的青春片都是不正常的青春。要么，极端赞美物质，弃绝精神；要么尽力歌颂精神，掩盖一切物欲。这些矫枉过正都在泄露心机。我们就这样在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赤贫之间首鼠两端，从不想端正自己的态度。
如果真的想让中国的电影正常化，所要做的，根本不是极力宣扬自己多么无私地变卖资产投入电影，而是找到切实合适的与观众对接的方式，让影片盈利，并且，更重要的是，让判断标准回归电影本体，不要再用那些电影以外的东西作为噱头。
电影，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不能把它再当做作坊式的田园牧歌。互联网提供了那么多可能性，这些艺术片导演为什么偏要死磕暑期档的大银幕呢？
艺术片和粉丝电影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一个是羽量级，一个是重量级。原本，前者观赏的是灵活度，后者观赏的是力量，但让体重差异如此巨大的运动员走上同一拳台，这有什么必要吗？如今的中国影院，就是一张没有区分量级的拳台。由于中国地产特性的原因，中国电影院在大型shopping的植入模式，注定就是一种最势利的商业模型。它毫无义务对反商业的小片进行照顾。这是所有电影从业者必须认清的现实。你撼动不了这个现状，就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运行模式。连出租车公司这么坚固的垄断体都可以被互联网颠覆成这个样子，一个如此灵活的电影业怎么可能没有活路？
你们可以尝试众筹、可以尝试从前期就增强与观众的粘性、可以选择互联网的多种播放可能性、可以用广告覆盖部分票务、可以把一次性爆炸式的票房尝试分解成长销形式、可以用大数据的统计与影院的淡季档期谈合作……无数种办法在等着你们，为什么就一定要用最古老、最无效的方式进行运作，最后再毫无尊严的乞讨呢？
互联网——而不是情怀——才是当下艺术片真正的救赎，但就是没人愿意尝试。巨幕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天梯，小屏也绝不必然减损逼格。如今，电影的概念早已不是把一群人圈在一间黑屋子里，对着一块大屏幕看上90分钟那么单纯的事了。艺术片导演们，这个时代没人愿意看着你们哭丧的脸，很多行业都远比你们悲惨，他们都在想办法自救，而不是声讨受众的品位。少点撒娇，多动脑子。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那些只去电影院看美国大片的观众可爱。他们不是脑残粉丝，也不是文艺青年，他们不会被小鲜肉偶像忽悠，也不会被艺术片导演感动，他们是冲着电影本身去的，所以，那些电影必须做得像个电影。这是给艺术片导演们的一种昭示。当你们嘲讽粉丝电影不是电影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你们是不是同样没有把“电影”这个产品本身做好，就要求观众直接为自己的情怀买单？又是不是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把营销方式当代化，而只会一次次唧唧歪歪地抱怨。
（文/杨时旸）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