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象征

      金钱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而百万英镑的支票是这种象征的象征。前现代社会，基本无法使用金钱的象征来流通，只能使用硬通货——黄金和白银，以及有真金白银在里面的铜钱。铸币就是把金属价值铸进统一磨子，充当通货。铸造不足值的铜币进入流通，就会造成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人们会主动把良币回炉制作成劣币出来流通，以赚取差价。继之而来的就是前纸币时代的“通货膨胀”——铜币不值钱，但这种通货膨胀往往又是假的，因为社会实际财富交易量可能大于现有钱币流通量。自身无价值的纸币，实际上更加有利于调节货币流通量。但为什么直到清朝，或者说，所有前现代社会，都没能以金钱的象征来代替金钱呢？

      北宋“交子”是纸币，它是钱庄汇兑的凭据。它的出现已经预示了什么，但它的消亡却也预示了更多的东西。

       马可•吐温的《百万英镑》，在无产阶级的认识图景里，这就是对金钱社会的无情批判，是对包括饭店、裁缝店小业主以及金融资本家在内的资产阶级的辛辣讽刺。本片1953年在西方拍摄，1958年就被闪电般地译制到共产主义东方来了。

       然而，倘若我们有幸能够挣脱这种无产者的偏见和幸灾乐祸精神，在这部丰富的喜剧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活泼感人的以诚信为最基本立身价值的有产者社会。

       首先关于这个赌博，它赌的就是一个人是否能够拿着一张没有兑现的百万英镑支票，获取他在社会上的生存。这里隐含着一个未曾质疑的情节：支票是真的，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一般人都确认为真。这个情节本身就只有在18世纪以来银行业极度发达的伦敦才有可能。拿着这张支票做赌局，本身意味着，这个社会在集体的无意识中都已经知道“金钱的象征”意味着什么。试想，若是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酒馆里，或者中国广州的一个鸦片烟馆里，百万英镑的支票，会带给他什么？

        这样想来，对于小饭馆、裁缝店和大旅馆的掌柜们的“谄媚”之举，我们不是应该由衷感激，而不是轻率嘲弄么？正是由于他们对于“金钱的象征”的直接承认，正是由于他们对于“金钱的象征”之持有者的人格肯定，才使得这里有个小社会迅速围绕着这张支票，积极运转了起来。金钱的象征，转换成了可支付能力的人格性保证。一个持有百万英镑支票的人，迅速变成了一个具备可支付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点。他是他们的长远顾客、事业赞助人和信用担保人。

        那些小业主的“谄媚”，有超出商业服务的范畴么？完全没有。他们对于有钱人的殷勤，建立在自身营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功利算计基础上。有支付能力的顾客，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这位“上帝”不会欺骗。这就是合作的源始。这些小业主们，所觊觎的并非这张百万英镑本身，他们不是期望将它据为己有，发个大横财。他们所期望的是，与这位有钱人建立深入长远的业务关系，让他照顾自己的生意，享受自己的服务，从而给自己带来一个正经手艺人的生计。倘若我们讽刺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在讽刺诚实劳动、发家致富的合法性。

       绅士，是这部喜剧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概念。带有贵族头衔的绅士被“无良”的酒店老板赶走，为这位新晋的资本主义绅士空出房间。这位资本主义绅士一开始就展现平易近人的本色，接纳一位流浪的拳击手与他同住，并与他分享自己的秘密，共同完成使命。这位资本主义绅士在爱情面前不惧坦白自己贫穷的处境，并且，出乎意料的，这位贵族小姐看重的既不是贵族头衔，也不是金钱支票，而是这位绅士本人的品质。最初酒店里的贵族绅士不服气，唆使女侍将我们的资本主义绅士的百万英镑支票藏了起来，但最终发现这个玩笑开大了，主动找出支票请求谅解。资本主义绅士说：既然后果可以挽回，那我就接受道歉。

       古老的正义和新来的正义，此处既敞开了裂隙，又迅速得以接缝。我们没有看错，古老贵族的斧矛已经弃之不用，新的贵族在全新的战场上拼杀，那就是股票和金融。古代战场的尔虞我诈对应于现代战场的波诡云谲，古代勇士的暴躁贪婪对应现代勇士的铺张淫靡，但我们不应该看不到，在所有这些所谓堕落的背后，有着另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荣誉和信赖。资本主义绅士对于金钱的信任背后，是对所有金钱社会的个体人格的信任，恰如披着同一战袍的战友们之间的信任一样。每一个赚够了钱的人，都获得所有袍泽的衷心敬意。这才是没有被妖魔化的资本主义。

        从另一面讲，每个人都可以被恶魔煽动为无产阶级。只要你赚得少，赚得不平均，你就可以被理解为受到了剥削，你成了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的正义，并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通过传承与和解来完成，被剥削阶级唯有等待地狱的野火烧尽地面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才能实现。照这种视角来说，他们是完全不能理解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在充满绅士风度的调侃中，歌颂的是资本主义的正能量。这让那些希望在资本主义的鸡蛋里挑骨头的无产者游士来说，多少有些坐不住。在他们看来，马克•吐温既然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最后怎么能够投降到资本家队伍里去。这一定是其阶级性所限。

       阶级性这个概念如今也还并未得到任何澄清。中国社会的阶级性，只是暂时变得模糊了，但阶级话语的恐怖主义动员力依然存在。如果说马克•吐温代表一定的阶级性的话，那这个阶级性就是上帝之国的子民所允许拥有的正常人性，也即，我们对于我们所追求的，既可以享受，也可以批判。换句话说，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