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同性恋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献给迷茫中的绿年酱
绿年酱跟我吐槽,一个我其实并不太关心的故事。总而言之就是明明是她作对了,为什么反倒要被人鄙视,BlahBlahBlah。作为一个傲娇矫情滥情愤世嫉俗却又自卑的玻璃心,我明白她的感受。
自卑的人——不,应该去掉“自卑”这个定语——人多多少少都会被“正常”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胁迫着。
我在民企工作,不能自诩是个高文化高素质的新世纪的人才(恩,我就是,羞羞哒),面对一群初中没毕业四十岁开外说不清普通话两言不合就跟你吵起来的大叔,沟通有些困难。
记得上班第一周,我写了个清单,详细阐述了我需要得到的帮助、资料,未来的规划和自我定位等,递给副总(我师傅)过目。他翻了两页,答曰:“明天开始去大装配帮忙,你这种东西没用的。”我真的是惊呆了!
于是,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群各自为营、胆大又不敢妄为、永远捡了芝麻掉了瓜、重立场不重利益的中年大叔们,我背着各种不务正业的骂名,才终于完成了公司全部工作流的梳理和改善意见。而我两年前就该执行的工作计划,现在才慢慢开始。
我不否认我没有什么经验却一副学究样的清高,不愿过多参与基层事务,理想化所有工作的缺点。这群大叔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积累无数宝贵经验成为实际操作能力极强的执行者,完全不必要听我这种纸上谈兵的小喽啰。只是,六个月多方协调很简单就能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要拖我两年无比珍贵的青春啊。明明两年前就意识到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方式啊。滑稽的是,每次副总喝醉酒,都会一副大公无私的面孔告诉我,“工作上你有什么不满意和要求就跟我提,我尽量配合你,别老是一个人闷头干。”我早就说了啊喂!
两年三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不”,而是“为什么要”。当剥离“文化人”的优越感,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这种纠结就变得矫情又软弱。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就像同性恋。明明LGSM是要帮助别这群离了煤矿就什么都不是的工人啊,明明委员会每个人都说“I have no problem with what they are, none of us do”啊,为什么Cliff这个老基佬(Bill Nighy嘟嘴好萌啊,好喜欢他,喜欢他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和Mark握手的时候要露出鄙夷的神态啊,为什么筹集了几千英镑反倒要被无知的矿工投票出局啊。
我出离愤怒啊,可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Jonathan是英国第二个确诊AIDS的人,Mark最终也死于这个男同的噩梦(除了非洲等贫困地区,男同是AIDS传染率最高的人群)。Joe的哥哥还恶毒地称AIDS为“Anal Injected Death Sentence”。如果社会能够认同并做好相应的教育,这些本应如夏花绽放的生命可以酿出更美的果实。
是啊,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就像身边那些本应成为画家、音乐家、作家的孩子,面对家长心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的压迫,最终成为像我一样为了票子、车子、房子拼命的机器。Joe的妈妈说:“It’s such a terrible life. It’s lonely, is that what you want? Hiding from people from work, for everyone, keeping secrets?”这不止是同性恋生活的描写,这是每一个“不正常”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落魄一生如梵高的艺术家,背着一把吉他北漂的歌手,沉浸在文字里的书呆子,被关在地下室的钢琴家,其实在无私帮助他人的“圣母”(有些“圣母”是很努力在帮助他人的,比如陈岚,有些只是键盘侠,比如我)。他们也知道前路漫漫,但在责难之前,能否宽容地问一句“Is this what you want?”
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子里很难,我们要做Mark说的“When somebody calls you a name, you take it and you own it. ”然后,找到我们的同性恋社区,遇到Mark之于Joe一样教会我们“You are not leaving, you are running”的人。
电影的结局看起来很美好。Joe接受了自己的身份,“No hiding, no running, no apologies”,离开了家人。矿工工会最终也履行承诺,“Shoulder to shoulder,hand in hand”地帮助了同性恋的游行,保障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可是不知道多少人像Mark Ashton一样在26岁便像流行坠落,一如我们曾经渴望、现在压抑已久或者忘记的“不正常”的梦想。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性恋。
至于绿年酱,面对质疑和不屑,笑着假装麻木就好。不要恐惧或愤怒,只要你知道你是谁,一直保持那颗赤子之心。反正我已经熬出头啦。
绿年酱跟我吐槽,一个我其实并不太关心的故事。总而言之就是明明是她作对了,为什么反倒要被人鄙视,BlahBlahBlah。作为一个傲娇矫情滥情愤世嫉俗却又自卑的玻璃心,我明白她的感受。
自卑的人——不,应该去掉“自卑”这个定语——人多多少少都会被“正常”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胁迫着。
我在民企工作,不能自诩是个高文化高素质的新世纪的人才(恩,我就是,羞羞哒),面对一群初中没毕业四十岁开外说不清普通话两言不合就跟你吵起来的大叔,沟通有些困难。
记得上班第一周,我写了个清单,详细阐述了我需要得到的帮助、资料,未来的规划和自我定位等,递给副总(我师傅)过目。他翻了两页,答曰:“明天开始去大装配帮忙,你这种东西没用的。”我真的是惊呆了!
于是,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群各自为营、胆大又不敢妄为、永远捡了芝麻掉了瓜、重立场不重利益的中年大叔们,我背着各种不务正业的骂名,才终于完成了公司全部工作流的梳理和改善意见。而我两年前就该执行的工作计划,现在才慢慢开始。
我不否认我没有什么经验却一副学究样的清高,不愿过多参与基层事务,理想化所有工作的缺点。这群大叔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积累无数宝贵经验成为实际操作能力极强的执行者,完全不必要听我这种纸上谈兵的小喽啰。只是,六个月多方协调很简单就能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要拖我两年无比珍贵的青春啊。明明两年前就意识到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方式啊。滑稽的是,每次副总喝醉酒,都会一副大公无私的面孔告诉我,“工作上你有什么不满意和要求就跟我提,我尽量配合你,别老是一个人闷头干。”我早就说了啊喂!
两年三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不”,而是“为什么要”。当剥离“文化人”的优越感,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这种纠结就变得矫情又软弱。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就像同性恋。明明LGSM是要帮助别这群离了煤矿就什么都不是的工人啊,明明委员会每个人都说“I have no problem with what they are, none of us do”啊,为什么Cliff这个老基佬(Bill Nighy嘟嘴好萌啊,好喜欢他,喜欢他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和Mark握手的时候要露出鄙夷的神态啊,为什么筹集了几千英镑反倒要被无知的矿工投票出局啊。
我出离愤怒啊,可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Jonathan是英国第二个确诊AIDS的人,Mark最终也死于这个男同的噩梦(除了非洲等贫困地区,男同是AIDS传染率最高的人群)。Joe的哥哥还恶毒地称AIDS为“Anal Injected Death Sentence”。如果社会能够认同并做好相应的教育,这些本应如夏花绽放的生命可以酿出更美的果实。
是啊,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就像身边那些本应成为画家、音乐家、作家的孩子,面对家长心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的压迫,最终成为像我一样为了票子、车子、房子拼命的机器。Joe的妈妈说:“It’s such a terrible life. It’s lonely, is that what you want? Hiding from people from work, for everyone, keeping secrets?”这不止是同性恋生活的描写,这是每一个“不正常”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落魄一生如梵高的艺术家,背着一把吉他北漂的歌手,沉浸在文字里的书呆子,被关在地下室的钢琴家,其实在无私帮助他人的“圣母”(有些“圣母”是很努力在帮助他人的,比如陈岚,有些只是键盘侠,比如我)。他们也知道前路漫漫,但在责难之前,能否宽容地问一句“Is this what you want?”
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子里很难,我们要做Mark说的“When somebody calls you a name, you take it and you own it. ”然后,找到我们的同性恋社区,遇到Mark之于Joe一样教会我们“You are not leaving, you are running”的人。
电影的结局看起来很美好。Joe接受了自己的身份,“No hiding, no running, no apologies”,离开了家人。矿工工会最终也履行承诺,“Shoulder to shoulder,hand in hand”地帮助了同性恋的游行,保障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可是不知道多少人像Mark Ashton一样在26岁便像流行坠落,一如我们曾经渴望、现在压抑已久或者忘记的“不正常”的梦想。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性恋。
至于绿年酱,面对质疑和不屑,笑着假装麻木就好。不要恐惧或愤怒,只要你知道你是谁,一直保持那颗赤子之心。反正我已经熬出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