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失忆，一代人将永远无法“归来”

               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失忆，一代人将永远无法“归来”
           

          《归来》上映之后，收获的批评和赞誉几乎一样多。
　　　作为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敏感题材电影，我听到的最多的批评是说，张艺谋避重就轻，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触碰文革的路子，却没有对那场政治灾难做出应有的反思。
　　　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浩劫，反思与和解之路道阻且长，需要一个共同体共同的努力、智慧和必要的时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黑格尔语），在时代还没有孕育出光时，不以上帝视角去宣谕一个太阳，是艺术和艺术家应有的德性。那些急于给出一个政治解答的，那些以为真理已经在自家裤腰带上挂着而叉着腰施以非难之指的，不是成熟、审慎的反思者，而正是那场灾难的遗民。
　　　成熟的反思或许需要时日，而伦理上的修复却不能等待。难以数计的个体生命由于政治浩劫所造成的创伤需要呵护，几乎被极权摧毁的家庭人伦需要美丽心灵的疗救。陆焉识不但承受着二十年的牢狱之苦，也承受着对于自己的右派身份对妻子和女儿造成的伤害的愧疚之苦，错过生死相逢、受伤、女儿出卖、方师傅的欺凌，是失忆的冯婉瑜背负的巨大痛楚，将父亲视为阶级敌人而告密的丹丹被深深的自责绑缚其中。陆焉识宽恕了丹丹，并促使冯婉瑜也原谅了丹丹，他们一起用厮守抚慰被政治扭曲的人伦亲情。事实上，那场灾难给这个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愈合着。以喃喃叙事讲述一家人如何捱过被浩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的电影叙事，也为被裹挟进癫狂的政治漩涡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对其所处时代宿命的可能的克服，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何况，电影不但呈现了伦理创伤修复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还极为节制地暗示了和解的道路与可能。陆焉识揣着勺子去找那个伤害过冯婉瑜的“方师傅”报仇，最后却发现，那个前革委会造反派头子方师傅已经被专案组抓走了。正是在这里，电影搭建了一个“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幸存者”的最低共识，跳脱了脸谱化二元对立的控诉式极权描述。真相是通往和解之路的第一步，但真相无法自动带来和解。只有秉持当下我们都是历史幸存者的定位，超越伤害者—受害者的简单二分法，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的重建才有可能。
　　　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许多年以后，陆焉识和冯婉瑜都已白发苍苍，她们再一次来到火车站的出站口，她反反复复地盯着出站的人群，而那个她要等待的爱人，就举着写着他自己名字的接站牌，在漫天飞雪中，站在她身旁。
　　　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失忆了，一代人将永远无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