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和《纸牌屋》的比较研究

       阴谋、鲜血、杀戮，这些距离我们生活似乎很遥远的东西逐渐成为了我们不可缺少的消费品。然而随着消费的升级，我们又逐渐对杀鬼子、搞谍战这类一般的刺激免疫了。于是，《甄嬛传》、《纸牌屋》成为了新一等级的消费品。这两部剧我都架着烟枪、点着烟灯细细抽过了，现在准备升个华。
       权谋之术，在我国自先秦法家发端，有专制王朝两千年的实践，前朝后宫，“精彩绝伦”。《甄嬛传》是试图反映这些内容的佳作。腐国近年有《白皇后》，也算是后宫题材，可其中的权谋和前者比起来，判若云泥。这也难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16世纪才问世，那时的韩非都不知转了几世了。如今，美利坚国大胆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民主政治下的权谋，与我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君主专制下的权谋之胆识庶几可比，于是，终于诞生了一部可以和《甄嬛传》作比较研究的佳作。
       要说起比较来，千头万绪，可文章还是只能一以贯之。本文就只拿甄嬛和木下先生（Mr. Underwood）两位主角的上位说事吧。
       权谋的运用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甄嬛的场主要在后宫，前朝用来借力。木下先生的场有点大，主要在国会和白宫，舆情和商界用来借力。这个场决定了所有的游戏规则，而适者生存。木下先生老是说“这是政治”，甄嬛没有这种自觉，且她的游戏严格说也不是什么“政治”。其实木下先生自个儿的独白说明了“政治”也只是个幌子，他享受的是“权力的游戏”——甄嬛肯定会同意这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是，木下先生的场的游戏规则要比甄嬛面对的复杂得多，因为他的场中权力是相对分散的，而甄嬛的场中只有一个权力集中点——做个类比，战国七雄的外交会比魏蜀吴三国的外交复杂得多。权力的集中会使得这个场是相对简明的：谁得到皇帝持久的宠爱，谁就能拥有最大的优势；而权力的分散使得场中的波动异常频繁，木下先生经常要处理来自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突发性问题。但集中带来的负面效果是风险太大，甄嬛一次对先皇后大不敬，二次秽乱后宫，若坐实一项就死透了。而木下先生面对的风险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场中没有哪个权力可以单独一棒子打死他。
       韩非集法家之大成，着重阐释的三大要义是法、术、势。势是尊君，术是君御臣，法是君任法而治。借用韩非的概念，发挥其内涵，可用以解释两位主角“权力的游戏”。一曰势，法家用飞龙在天做比喻，有云雾龙才能成龙，龙若在地则是蚯蚓。刚入宫的甄嬛就能凭答应的身份硬压作为官女子的余氏，之后为贵人、为嫔、为妃，都是势的增长。木下先生作为党鞭十余年，这是他最大的势；后来在和塔斯克的对决中一直不落下风更是他拥有副总统的势。名位的势是明势，敬妃和华妃同有协理六宫之权却一句话不敢插，是因为两人受皇帝的宠爱天差地别；服从惯了木下先生的议员回头就敢和新党鞭摆谱要价，是因为两人的影响力天差地别。明势是基础，而暗势更为关键、威力也更大。木下先生解释说，格兰特和李之间的战斗之所以格兰特会赢，不是战略战术，而是格兰特拥有更多的部队，这就是势。
       二曰术，大白话就是方法，这方面的丰富程度就只能用八个字形容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甄嬛面对华妃和皇后，木下先生面对总统，都运用了一个相同的大方法：剪其羽翼、逐步蚕食。甄嬛诱使曹贵人倒戈，一击除去华妃，后来则是先去祺嫔，再去安陵容，（齐妃被皇后自个儿捣腾死了，不然也没跑），等皇后成了孤家寡人再动手。木下先生则更胜一筹，先伏下国务卿凯瑟琳这个钉子，再骗走副总统，离间塔斯克，逼走幕僚长琳达，最后让自己成为总统唯一能依靠的人。而两人方法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形式，木下先生归纳他的游戏的首要规则是“予取”二字，而予取的内容包罗万象，钱、性、职位是最常用的；甄嬛在予取上极受限制，“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她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易，一切都要“让皇上”怎么怎么的，但这一限制促使她选用的交易内容更有挑战性：情。这真真是矛盾至极的东西。“情”这么理想主义的字眼怎么能出现在“权力的游戏”中呢？木下先生也曾经对唐纳德议员用过，可后者根本不吃这套，反而痛斥他利用了自己的妻子。而甄嬛的场则不一样，她用就有效果。说动曹贵人的关键是温宜公主，团结敬妃的关键是胧月公主——这些深宫女子水火不侵，唯一的情之弱点就是儿女。或许这也是在观感上，木下先生更显赤裸裸，而甄嬛多一点人情味的原因吧。
       不知道是内容的指向还是内容本身，“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警句一直被奉为圭臬。但作为被理想主义占领高地的我，觉得应该把“朋友”换成“盟友”。朋友以“情义”和，盟友以“利”和。对甄嬛来说，端妃、敬妃是盟友，沈眉庄是朋友。但是朋友和盟友对“权力的游戏”的选手来说不是必须品，木下先生没有朋友，也没有盟友——木下夫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能交朋友的人要有心，虽然瑾汐劝诫甄嬛要狠而无心，但不能否认甄嬛是有心的，木下先生没有心，无心则无情，无情则无朋友。盟友的需要既有势的需要也有长远目标的需要，甄嬛入宫虽得宠，但起势太小，木薯粉一事全仗端妃之势才化解，在等级森严的后宫要对抗有协理之权的华妃和中宫皇后，借两个老资历的妃嫔之势是必须的；华妃视甄嬛为眼中钉，端妃视甄嬛为自己“找”的那个人，甄嬛、端妃成为盟友共抗华妃再自然不过。除掉皇后虽不在端、敬两妃的日程上，但也有利无害。而对做了十几年党鞭的木下先生来说，第一，其势已成，不需借势，第二，他的长远目标根本不能为外人道，加之其未受中国古训“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教诲，手段太绝，想有个不恨他的都难，遑论盟友。
       不过有一类人甄嬛和木下先生都有：助手。流朱聪明但性刚，浣碧亲密但心高，甄嬛的助手只有瑾汐。而木下先生有道格（怎么念都像“DOG”）。套用《一代宗师》里的概念，他们不是面子，是里子。没有瑾汐和道格，甄嬛和木下先生要想上位基本没有可能。可是甄嬛和木下先生对待助手的术却迥异：前者以恩，后者以威。道格内心的纠结和痛苦在木下先生看来全是软弱——木下先生唯一的要求是“有用”，一旦道格有越界的言行，比如直言自己的作用，就会立即受到敲打——这基本违背法家赏罚并用、恩威并施之术，而我也一直认为道格才是木下先生最大的弱点。多威易惧，多恩易骄，那为何甄嬛从未施威于瑾汐而后者从无骄态？其实，不施威不代表不示威，瑾汐第一次表忠心并不是在甄嬛刚进宫时，而是在甄嬛处置了手下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太监宫女之后。汉语的“忠”和英语的“loyalty”意义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后者比前者宽泛，而前者比后者深刻。瑾汐的出发点是甄嬛作为主子的身份，而道格抓住“第二次机会”反映的更像是把木下先生作为激励、鞭策自己的动力。相应的，皇后最终还有剪秋，而总统先生最后除了一个草包夫人一无所有。
       人说，对手决定你的高度。甄嬛对皇后说，没有你，哪有今日的甄嬛。这句话被甄嬛印证了。可木下先生却不能印证这句话，他的对手都是谁啊？色厉内荏的工会说客？妄自尊大的众议院议长？有干才却无远见的幕僚长琳达？慕虚名、耳根软的总统先生？这些都不配做木下先生的对手，木下先生在对付他们时，更多应付的是他们的势，而不是他们本人的才智。势是静态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基本是木下先生的个人表演。能让木下真正紧张的是塔斯克和佐伊小团体。塔斯克明势不足，暗势有余，但仍然比不上协理六宫的华妃，手段不过是挖挖木下夫人的丑闻，这和皇后一出手就栽甄嬛一个对先皇后大不敬完全不可等量观之，于是三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佐伊小团体的势只能借，而佐伊一出手就给木下先生亮了底牌，自寻死路；简宁歇斯底里一阵退缩了；卢卡斯更受势所迫，相信了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是否能算是优秀的新闻记者都要打个问号，更不用说有能力翻出这惊天内幕了。所以从观众的角度，《甄嬛传》里你来我往，《纸牌屋》里往而不来，木下先生的戏太重了。
       木下先生有很多宣言，其中一条说，要么成为狩猎者，要么成为猎物。这句话让消费者们大打鸡血。但这仍是一句没受过中国古训教诲的宣言。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要急着做选择题，要先看看有没有别的选项——不是在说权谋吗？怎么冒出道家的东西来了？道家都“无为”了，还权什么谋？其实不然，有个故事形象地说明道家两大宗师的区别：两个人在下棋，庄子会看都不看一眼走开，老子则不言不语，站在一旁；那两人输输赢赢争起来了，不得不请老子来裁判。庄子早在局外，而老子呢？在局中还是局外？甄嬛最后悟到了，当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意事。木下先生可能永远悟不到了。这一层可以从两人投身“权力的游戏”的初衷说起，甄嬛的理由简单而深刻：“活下去”。木下先生呢？总统没有实现让他当国务卿的许诺——你不让我当国务卿，我拿你的总统来当当！这和甄嬛的理由一比，多大点儿事啊。窗台夜话时，木下夫人心中一动问丈夫，我们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留下什么？接着辗转反侧动了要孩子的念头。“血海深仇、王图霸业，尽归尘土”，这是必须考虑的终极问题。木下先生成了“自由世界权力最大的人”，然后呢？然后剧终了。甄嬛成了专制世界权力最大的人他妈，然后把亲生儿子安排了个好归宿，然后说自己累了，然后睡着了，然后梦到了好多好多故人，好多好多往事，然后剧终了。我坚定地把它看成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技高一筹。
       言归外传，木下先生和木下夫人让我深深地感到恶心。我想把《左传》开篇那个故事中的三句话送给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万恶的资本主义，丑陋的民主政治！
       升华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