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是艰巨的政治任务

在土豪突然成为交朋友首选的语境下，《大明劫》这部表现土豪与官员关系的作品并没有火起来，也许是宣传的失误。但这是部非常认真讲土豪电影。

上一次在电影里认真打土豪的是《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最主要的冲突来自黄四郎和张麻子：一个代表本地乡绅，一个代表政府。按照朴素的社会契约论，公民的最大义务是交税，政府的作用就是拿税收的钱提供包括平安在内的公共服务。但是黄四郎耍诈不想交，张麻子就想办法让土豪们出钱。在鹅城这个寓言城邦里，因为黄四郎的耍赖，税收没了，国家和城邦成立的基本条件就不成立了，作为官员的张麻子肯定是坐不住的。

在电影《大明劫》里，督军孙传庭面临的也是类似的困境：顾清远为代表的土豪乡绅同样拒绝为公共服务买单，只是地点换到了明末的潼关，麻匪替换为闯军。大敌当前、军饷不齐、军令如山，孙传庭同样要抓了土豪挨个放血。这不是什么阶级仇恨，而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经济问题。

在电影里，朝廷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既然人权、事权、财权都不受控制，边关守卫官就会成为节度使，独立王国。为什么孙传庭一到潼关就诱捕贺人龙？因为这一与土豪们藕断丝连暗通款曲的势力不死，他就没有唯一能调度的军队资源。但即使贺人龙死了，土豪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下一个孙人龙罢了，影片一个细节：孙传庭筹军款仅得几万银两，而受到的贿赂却远远高于这个数，“这是你们给我的，这是你们给大明朝的”。不是乡绅土豪们没钱，而是不想花购买公共安全的钱。哪怕孙传庭不是专心要寻租，他也必然被行贿：交给政府那是交税，交给领导那是孝敬，前者为公租，后者为私情，性质不一样。

这就是乡绅。乡绅们作为独立政府体制下的民间势力，总是让政权不放心。因为哪怕富可敌国，却无法获得匹配的政治权利。和现在有人大政协不一样，在那个时候乡绅土豪的经济地位有多高，其政治地位就有多低。乡绅的命运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敢出钱修长城的沈万三。这是中国小农经济下这个阶级的最大悲哀：金钱以外上升的甬道已经堵死，商品经济又没有足够发展空间以干预甚至倒逼政治，最后长成畸形。所以最后官员和土豪的沟通不畅、谈判破裂，孙传庭拿出最后武器，捕杀了这个为富不仁的阶级。

而顾清远比黄四郎更让官员们憎恨。因为他们代表的乡绅阶级不仅拥有反动的财富，还瓦解了明朝的边防体制：屯兵制。这种自汉以降就在边关实行的半军半民制度能够解决军费巨大和防护任务艰巨等一系列问题，既自给自足不伤国库，也能来之能战。但是乡绅土豪阶级将屯兵们的土地兼并后，这一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作为地方官（既是行政也是军事长官）别无选择：要么和土豪合作，要么杀人。

从表面看，瘟疫、行政腐败、造反军是灭绝大明、逼死崇祯的大病。影片两条线：医国和医人，医人只要体不弱，尚可辨证施治，而一国“积弱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也”，透过电影，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土地制度的溃败，是灭国的主要原因。

土地制度没搞好真的灭国死人。看看最近的前车之鉴；从北伐开始，国民党老蒋就坚持推行二五减租制度，在承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减少地租，减轻农民负担。虽然思想根源是平均地权，但是推行后期遭到乡绅土豪的抵制，三十年代以后基本停滞，减租令成为一纸空文。老蒋的政治资本是在乡绅支持下获得，自然不会像孙传庭一样杯酒释地权，便不了了之。相比之下，伟光正确实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完全没有考虑土豪的感受，但彻底调动贫农积极性，瓦解了乡绅土地制度的霸占。

所以你认为那只是上个世纪的历史拐点，不可再现?未必，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二次土改：在城镇化铺天盖地的现在，集体土地如何处置依然是在政策、法律和操作成美都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是买卖、流转、入市还是冻结？这是自打土豪、联产承包后的又一次利益格局调整。183虽然定了调子，但是新土豪、新市民、部委、地方的思路并不统一，所以国土部会一夜下达小产权房死亡通知书，陈锡文会半个月内两上新闻联播讲土地问题。没错，可能是老百姓误读了报告，但没有误读其中的利益。正如周其仁所说，推动土地确权，给农民以公正的待遇，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剩下的只是时间、方式和路径问题。

最后说说导演，《万箭穿心》后王竞初试商业片云雨，非常欣慰，他没学到以前古装电影的所有坏毛病：包括但不止于大场面下的情节空虚，通过台词强行与现实关联的伪后现代，以及经不起推敲的纸糊思想主题。同样是家国天下，没有任何的矫情，有一说一，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一样的克制。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