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与希望：《中国门》里的中国梦
郭力昕/ 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专任副教授
关于中国高考和大学生出路等题材的纪录片，我曾看过同时出品于2007年的周浩导演的《高三》，和杜海滨导演的《伞》（描述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的第三段）。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在一篇网路文章里，曾对福建武平一中拼高考的《高三》里关于中国高考这件事，表达了反感：“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无可逃避，此一生，彼一生，无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现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仪式上。”
几年之后，王杨导演的纪录作品《中国门》，把我们带到甘肃会宁县这个远在大西北的知名高考状元县城，让我们见识了汇集自四方贫穷农村孩子的会宁一中，如何从校长，老师到家长，将通过高考以冀望经济脱困，阶级翻身的层层压力，加诸这批日夜苦读的学生身上。其实，《中国门》在这个议题上的关注面，展开得更为宽阔。它不但纪录那些彻底失去青春，只剩日夜背书的甘肃农民孩子，也将镜头转到北京，访查那些瑟缩在唐家岭地区如贫民窟一般，只能在街头干临时工的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本片继续带我们前往上海，见证一位从小被迫学钢琴的都市中产阶级女孩的不快乐成长经验，和一群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宝宝的年轻父母们，在“高级早教机构”的幼儿班里，参加让幼儿可以更早地“更聪明”的收费昂贵的英语训练课程。
一方面，我极为同意张献民对高考的反感。通过高考窄门所编制的成功，翻身，出人头地的“中国梦”，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遍及各个华人社会的，似乎一直醒不过来的连环噩梦。现代版的科举机制，和他所继续强化的封建价值和社会控制，正牢牢巩固这一套念书、升学、高考的完美而封闭的系统里。现在，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思维，还可以跟“中国崛起”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论述扣在一起：贫穷阶级通过考上大学，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作为不只奥运更是经济建设指导原则的中国，更让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唯一价值与意识形态，和农村活都市青年追求生命之小我和大我意义的绝对方向。
在《中国门》里，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坚定的说：“我觉得我不笨，也够勤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好的，所以我决定留在北京。”抱着如此“中国梦”的年轻人，和那些抱着“美国梦”的各国移民，一样地可敬，也一样地悲哀。他们认为大都会里遍地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干，终能有出头的一天。他们无法看到今日美国或中国之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剥削，早已让大多数底层的勤奋劳动力，恐怕永难翻身，只能在阶级化社会里原地打转，甚至消失。
有趣的是，导演王杨在这部影片，以及他对作品的阐述里，透漏出他对高考的一种更为复杂、开放的观点。影片确实清楚呈现了农村与都市青少年，同样沉重的不同压力，但是他认为高考带来的生活噩梦，与它给农村孩子弟提供的希望与可能，是相伴相生的。因此，在导演如是的提醒下，我们也许应该暂时稍微抽离“这些孩子正在被新科举压迫得喘不过气”这类立即的阅读效果，以思考“高考”与“中国梦”的辩证意义；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尽管带来了资本主义与贫富差距加剧等各种问题，但许多可能{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也得以从中发生的话，那么，让更多青年拼进大学这件事，不也能以同样的逻辑，期盼在那些想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人里，将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基进反思的机会，终成未来改造中国命运的队伍？
我忽然想到一位目前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正式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附近的青年。这位令我敬佩的好友，高考胜出进入北大，来到都市求学、工作，但他自己早早建立了深刻的省思能力，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的与国家的诸般问题，并且在平面媒体工作里，开始产生了无可忽视的影响力。《中国门》里那些凌晨五点半即涌入会宁一中开始背书的农村孩子，也极可能还藏着好些位将要真正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值得我们在困顿中抱着期待。
（摘自“机不可失”cnex纪录片影展场刊）
关于中国高考和大学生出路等题材的纪录片，我曾看过同时出品于2007年的周浩导演的《高三》，和杜海滨导演的《伞》（描述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的第三段）。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在一篇网路文章里，曾对福建武平一中拼高考的《高三》里关于中国高考这件事，表达了反感：“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无可逃避，此一生，彼一生，无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现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仪式上。”
几年之后，王杨导演的纪录作品《中国门》，把我们带到甘肃会宁县这个远在大西北的知名高考状元县城，让我们见识了汇集自四方贫穷农村孩子的会宁一中，如何从校长，老师到家长，将通过高考以冀望经济脱困，阶级翻身的层层压力，加诸这批日夜苦读的学生身上。其实，《中国门》在这个议题上的关注面，展开得更为宽阔。它不但纪录那些彻底失去青春，只剩日夜背书的甘肃农民孩子，也将镜头转到北京，访查那些瑟缩在唐家岭地区如贫民窟一般，只能在街头干临时工的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本片继续带我们前往上海，见证一位从小被迫学钢琴的都市中产阶级女孩的不快乐成长经验，和一群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宝宝的年轻父母们，在“高级早教机构”的幼儿班里，参加让幼儿可以更早地“更聪明”的收费昂贵的英语训练课程。
一方面，我极为同意张献民对高考的反感。通过高考窄门所编制的成功，翻身，出人头地的“中国梦”，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遍及各个华人社会的，似乎一直醒不过来的连环噩梦。现代版的科举机制，和他所继续强化的封建价值和社会控制，正牢牢巩固这一套念书、升学、高考的完美而封闭的系统里。现在，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思维，还可以跟“中国崛起”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论述扣在一起：贫穷阶级通过考上大学，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作为不只奥运更是经济建设指导原则的中国，更让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唯一价值与意识形态，和农村活都市青年追求生命之小我和大我意义的绝对方向。
在《中国门》里，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坚定的说：“我觉得我不笨，也够勤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好的，所以我决定留在北京。”抱着如此“中国梦”的年轻人，和那些抱着“美国梦”的各国移民，一样地可敬，也一样地悲哀。他们认为大都会里遍地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干，终能有出头的一天。他们无法看到今日美国或中国之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剥削，早已让大多数底层的勤奋劳动力，恐怕永难翻身，只能在阶级化社会里原地打转，甚至消失。
有趣的是，导演王杨在这部影片，以及他对作品的阐述里，透漏出他对高考的一种更为复杂、开放的观点。影片确实清楚呈现了农村与都市青少年，同样沉重的不同压力，但是他认为高考带来的生活噩梦，与它给农村孩子弟提供的希望与可能，是相伴相生的。因此，在导演如是的提醒下，我们也许应该暂时稍微抽离“这些孩子正在被新科举压迫得喘不过气”这类立即的阅读效果，以思考“高考”与“中国梦”的辩证意义；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尽管带来了资本主义与贫富差距加剧等各种问题，但许多可能{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也得以从中发生的话，那么，让更多青年拼进大学这件事，不也能以同样的逻辑，期盼在那些想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人里，将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基进反思的机会，终成未来改造中国命运的队伍？
我忽然想到一位目前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正式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附近的青年。这位令我敬佩的好友，高考胜出进入北大，来到都市求学、工作，但他自己早早建立了深刻的省思能力，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的与国家的诸般问题，并且在平面媒体工作里，开始产生了无可忽视的影响力。《中国门》里那些凌晨五点半即涌入会宁一中开始背书的农村孩子，也极可能还藏着好些位将要真正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值得我们在困顿中抱着期待。
（摘自“机不可失”cnex纪录片影展场刊）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