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的再造之路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