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触摸，生命和苦难的生生长流

阿巴斯以摄影机为笔，书写下一首一首温情隽永的散文与诗。这些电影，把蕴藉的情感满蓄在影像之下，对生命中一些不可言说的事物以缄默和留白来表达，深具一种东方式的“灵韵”。与此相反，他的电影所展现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却大都陷溺在贫穷苦难的沼泽里，就如同《特写》里的萨巴奇安所说的，生活充满着“灵魂的煎熬”。

阿巴斯的电影语法，常以形式的奇特和风格的隽永去对冲生活的苦难。《特写》中，萨巴奇安，这个在底层挣扎的沧桑男子，于法庭之上供述自己的全部行骗经历，这些呈堂证供，除了是对自己行骗之罪的担负外，更多的是在向作为慈爱公正之化身的真主与法官的哀诉。生活中那些永无止尽的苦涩漫漶成萨巴奇安生命的底片，他讲述自己卑微的工作，不幸的婚姻，以及为了吃一顿饱饭而假冒马克马尔巴夫导演的经历，这些苦难的元素最后都在电影尾声里的一盆红花中收梢。以一盆送往被骗人家的鲜花作结，就像一束明亮的光，温暖了影片主部所揭示的那个底层世界，将黑暗和苦难比了下去，召唤出观影者心中的柔情。

更奇特的是《特写》的构思和摄制手法，阿巴斯以现场记录、现场调查的方式参与到影片之中，成为结构全片的故事动因，这样就生成了影片饱满的纪实性和逼真度。在法庭里，导演阿巴斯向萨巴奇安说明摄影机的机位设置，以及庭审过程中追问萨巴奇安假扮马克马尔巴夫导演的动机，包括最后一场的跟踪拍摄过程中音轨的失效，如此等等，这些纪实、纪录方法的应用，除了是导演对常规电影拍摄的逆反外，更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拒绝媚俗和煽情的行为，作为一个有智慧和灵魂的导演，煽情、媚俗是虚弱无力和反伦理的表现，伟大的导演应该学会简离的艺术，他必须审慎的切割自己与观众同煽情和媚俗之间的联系。按照阿巴斯的话来说，他所做的这些，正为“减低观众的情绪”。

“减低观众的情绪”并不意味着去化解苦难，生活的苦难也无法在导演的手中被化解。在阿巴斯的故事里，万事万物没有大团圆式的温馨结局，而仅仅只能更本真的去贴近去触摸生命和苦难的生生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