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靖国神社
我们都做了历史的囚徒。
——题记
靖国神社能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话语中，也就是在每年的八月中，首相的参拜，外交部例行的谴责，媒体例行的义正言辞的口诛笔伐，激起一阵风的讨论，然后舆论迅速转入下一个焦点，直到明年的同一时候。
就我所知，参拜问题是中国百姓在私下谈论政治时能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极少数议题之一。中国人仿佛已被培养出了条件反射，只要靖国神社四字一跳进脑海，就想到拜鬼，想到为军国主义招魂，想到右翼势力，想到谴责……这些反应来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应当，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这个既忿恨、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服的邻居。
可是当某种谴责来得太过容易，我们就该警惕了，警惕谴责背后的“陷阱”：倒不是说不能批评日本人不彻底认清战争罪过，而是这种应景式的谴责太过肤浅，它让我们迅速进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式思考，仿佛围绕着靖国神社，只有参拜与不参拜的问题，参拜就是错的，不参拜就是对的；它纵容了我们思维上的惰性，让我们放弃了对很多更有意义、原本可以更深入讨论的问题的追问，遮蔽了历史深处更微妙的、更值得玩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
正因为此，我们首先要感谢李缨，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争议地，在这里，靖国神社从那个政治话语中的抽象名词化身成具体的物理空间、具体的建筑形态（片中有几个欧吉桑专门讨论了神社的东洋形态）、具体的人。想想我们有多少机会在新闻里看到两个平常欧巴桑讨论靖国神社，有多少机会看到小泉同期声的辩解（老实说看一遍就能理解他的人气为什么那么高了，真是很懂驾驭民众心理的政治家）。
让所有与靖国神社发生关系的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摄影机静静地捕捉声援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族主义者（这算一个中性的描述了吧）、普通日本民众、支持首相的美国人、反对参拜的日本年轻人、要求撤销牌位的台湾原住民代表的动作，让观者看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和多面——这是我认为李缨做的最好的地方。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是两个欧巴桑的对话。一个人回忆着拿到所谓的“遗骨”，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和指甲，连是不是亲人的都不知道。接着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是支持小泉的，他是好样的，接着说“他们都是为国捐躯嘛”。短短的一段话，细细想来，内部的逻辑很有意思：遗骨归来人不归，背后折射的是个人是国家的牺牲品，个人被国家意志绑架，战争对生命的戕害（伊斯特伍德的《硫磺岛来信》就是这一主题，里面那位贪生的日本士兵令人印象深刻）；照理来说，经历了这样的悲剧，应该对以国家荣耀名义发动的战争，对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有深刻的反思，但不！她们对战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为国捐躯”上。
该谴责还是同情这样的欧巴桑呢？当我想要谴责她们时，我想到了时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摧毁多少个国军连排而自豪的解放战争老兵，兴奋地讲述当初斗地主、分田地的老农，那些从抗美援朝或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伤残回来的老兵……当国家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时，任何人看这段历史的眼光都不可能客观。要欧巴桑承认自己亲人参加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自己的哥哥、父亲是侵略者吗？要老兵承认所谓的“解放战争”是可耻的内战，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毫无意义吗？
纠就纠结在“意义”二字上。要承认自己付出代价的事业其实毫无意义，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其实也可以解释整个日本民族对二战的态度问题：也许理性上知道那是侵略，不是自卫（哪有到别人国土上去自卫的道理），不是解放（哪有被解放者抵抗的解放），但感情上就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国家错了，天皇错了，自己的亲人成了军国主义的炮灰。
了解地越多，我越对中日表现出的共同的集体主义思维、抑个体价值扬国家价值的思维所震惊。靖国神社供奉了250万“为天皇而牺牲的英灵”，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如《硫磺岛来信》里的那样的来自普通家庭的士兵，他们并不见得有多么想上战场为国家而战（有多少是强制征兵？），他们可能死得并不崇高，很大比例的人并非死于战场，而是疾病、流弹、后方的仇日民众、苏联的西伯利亚集中营，甚至是负伤回国后死亡的军人……但在死后，他们只因被供入靖国神社，加上“为国捐躯”的冠冕，就享受到亲人后代的祭祀，民族主义者的称颂，仿佛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死多少人都应在所不辞。这些死者如果灵魂还在，他们自己是否愿意被这样供奉呢？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话想对后人说？
扪心自问，我们这里“被崇高”、“被不朽”的“英雄”恐怕不会比我们的邻居少。
若只反日人参拜靖国神社而不反思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危害，只反日本民族主义而不反思本国民族主义，只反日本篡改历史而不反思本国对历史的篡改，就很难说我们真的从历史中汲取了什么智慧。
附1：很多人反映片中对日本刀匠的采访冗长而无看点，看得人昏昏欲睡。其实从创意的角度看，选择刀匠确是绝佳的一笔。刀匠的沉静与片中其他主角的激烈、刀匠的寡言与其他人的振振有词都形成了很好的互文关系；日本刀是一款凛冽的进攻武器，，它的制造者却是如此一位安分守己、老态龙钟的老人；日本刀凝聚了武士道的许多精神，它简洁、静穆，但又孤注一掷、极富进攻性，象征了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刀匠只会回答具体问题，而一问到意义、感受、印象等问题，就只会尴尬地笑，说“遇上难题了”，可以说他极好地反映了日本人“暧昧”的一面。从另一面看，在技术问题上精益求精，却不愿面对形而上的问题，把目的、意义、价值等问题都交付给最高统治者，这种“匠人气质”不正是侵略战争的文化基因吗？（要知道，从甲午、到日俄、到侵华战争，一路来日本的主流民意、知识界的主流声音都是支持的。）
相信李缨不是没意识到观众抱怨的问题，而是因为“刀匠部分”的结构性原因，才难以割舍吧。
附2：一些中国人不见得知道的事实：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2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它供奉了自那以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等历次战争中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因此说靖国神社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二战的战犯招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直到1978年，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把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列入靖国神社合祭，靖国神社的性质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地引起纠纷。
二战后，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但自从1978年甲级战犯被列入神社供奉，裕仁天皇因为不满神社供奉二战甲级战犯，自1978年后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05年小泉参拜引起中国国内的抵制浪潮后，中国驻日大使王毅说中国和日本在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曾商定，日本高层领袖不再参拜这座神社，以换取中国不反对低层官员的参拜。翌日中曾根即称“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并且“正式否认有‘君子协定’的存在。到底有没有这个“君子协议”，至今还是悬疑。
——题记
靖国神社能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话语中，也就是在每年的八月中，首相的参拜，外交部例行的谴责，媒体例行的义正言辞的口诛笔伐，激起一阵风的讨论，然后舆论迅速转入下一个焦点，直到明年的同一时候。
就我所知，参拜问题是中国百姓在私下谈论政治时能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极少数议题之一。中国人仿佛已被培养出了条件反射，只要靖国神社四字一跳进脑海，就想到拜鬼，想到为军国主义招魂，想到右翼势力，想到谴责……这些反应来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应当，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这个既忿恨、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服的邻居。
可是当某种谴责来得太过容易，我们就该警惕了，警惕谴责背后的“陷阱”：倒不是说不能批评日本人不彻底认清战争罪过，而是这种应景式的谴责太过肤浅，它让我们迅速进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式思考，仿佛围绕着靖国神社，只有参拜与不参拜的问题，参拜就是错的，不参拜就是对的；它纵容了我们思维上的惰性，让我们放弃了对很多更有意义、原本可以更深入讨论的问题的追问，遮蔽了历史深处更微妙的、更值得玩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
正因为此，我们首先要感谢李缨，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争议地，在这里，靖国神社从那个政治话语中的抽象名词化身成具体的物理空间、具体的建筑形态（片中有几个欧吉桑专门讨论了神社的东洋形态）、具体的人。想想我们有多少机会在新闻里看到两个平常欧巴桑讨论靖国神社，有多少机会看到小泉同期声的辩解（老实说看一遍就能理解他的人气为什么那么高了，真是很懂驾驭民众心理的政治家）。
让所有与靖国神社发生关系的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摄影机静静地捕捉声援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族主义者（这算一个中性的描述了吧）、普通日本民众、支持首相的美国人、反对参拜的日本年轻人、要求撤销牌位的台湾原住民代表的动作，让观者看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和多面——这是我认为李缨做的最好的地方。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是两个欧巴桑的对话。一个人回忆着拿到所谓的“遗骨”，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和指甲，连是不是亲人的都不知道。接着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是支持小泉的，他是好样的，接着说“他们都是为国捐躯嘛”。短短的一段话，细细想来，内部的逻辑很有意思：遗骨归来人不归，背后折射的是个人是国家的牺牲品，个人被国家意志绑架，战争对生命的戕害（伊斯特伍德的《硫磺岛来信》就是这一主题，里面那位贪生的日本士兵令人印象深刻）；照理来说，经历了这样的悲剧，应该对以国家荣耀名义发动的战争，对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有深刻的反思，但不！她们对战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为国捐躯”上。
该谴责还是同情这样的欧巴桑呢？当我想要谴责她们时，我想到了时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摧毁多少个国军连排而自豪的解放战争老兵，兴奋地讲述当初斗地主、分田地的老农，那些从抗美援朝或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伤残回来的老兵……当国家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时，任何人看这段历史的眼光都不可能客观。要欧巴桑承认自己亲人参加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自己的哥哥、父亲是侵略者吗？要老兵承认所谓的“解放战争”是可耻的内战，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毫无意义吗？
纠就纠结在“意义”二字上。要承认自己付出代价的事业其实毫无意义，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其实也可以解释整个日本民族对二战的态度问题：也许理性上知道那是侵略，不是自卫（哪有到别人国土上去自卫的道理），不是解放（哪有被解放者抵抗的解放），但感情上就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国家错了，天皇错了，自己的亲人成了军国主义的炮灰。
了解地越多，我越对中日表现出的共同的集体主义思维、抑个体价值扬国家价值的思维所震惊。靖国神社供奉了250万“为天皇而牺牲的英灵”，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如《硫磺岛来信》里的那样的来自普通家庭的士兵，他们并不见得有多么想上战场为国家而战（有多少是强制征兵？），他们可能死得并不崇高，很大比例的人并非死于战场，而是疾病、流弹、后方的仇日民众、苏联的西伯利亚集中营，甚至是负伤回国后死亡的军人……但在死后，他们只因被供入靖国神社，加上“为国捐躯”的冠冕，就享受到亲人后代的祭祀，民族主义者的称颂，仿佛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死多少人都应在所不辞。这些死者如果灵魂还在，他们自己是否愿意被这样供奉呢？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话想对后人说？
扪心自问，我们这里“被崇高”、“被不朽”的“英雄”恐怕不会比我们的邻居少。
若只反日人参拜靖国神社而不反思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危害，只反日本民族主义而不反思本国民族主义，只反日本篡改历史而不反思本国对历史的篡改，就很难说我们真的从历史中汲取了什么智慧。
附1：很多人反映片中对日本刀匠的采访冗长而无看点，看得人昏昏欲睡。其实从创意的角度看，选择刀匠确是绝佳的一笔。刀匠的沉静与片中其他主角的激烈、刀匠的寡言与其他人的振振有词都形成了很好的互文关系；日本刀是一款凛冽的进攻武器，，它的制造者却是如此一位安分守己、老态龙钟的老人；日本刀凝聚了武士道的许多精神，它简洁、静穆，但又孤注一掷、极富进攻性，象征了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刀匠只会回答具体问题，而一问到意义、感受、印象等问题，就只会尴尬地笑，说“遇上难题了”，可以说他极好地反映了日本人“暧昧”的一面。从另一面看，在技术问题上精益求精，却不愿面对形而上的问题，把目的、意义、价值等问题都交付给最高统治者，这种“匠人气质”不正是侵略战争的文化基因吗？（要知道，从甲午、到日俄、到侵华战争，一路来日本的主流民意、知识界的主流声音都是支持的。）
相信李缨不是没意识到观众抱怨的问题，而是因为“刀匠部分”的结构性原因，才难以割舍吧。
附2：一些中国人不见得知道的事实：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2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它供奉了自那以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等历次战争中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因此说靖国神社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二战的战犯招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直到1978年，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把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列入靖国神社合祭，靖国神社的性质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地引起纠纷。
二战后，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但自从1978年甲级战犯被列入神社供奉，裕仁天皇因为不满神社供奉二战甲级战犯，自1978年后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05年小泉参拜引起中国国内的抵制浪潮后，中国驻日大使王毅说中国和日本在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曾商定，日本高层领袖不再参拜这座神社，以换取中国不反对低层官员的参拜。翌日中曾根即称“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并且“正式否认有‘君子协定’的存在。到底有没有这个“君子协议”，至今还是悬疑。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