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瓶红酒，然后死去

    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电影迷恋症患者，从小到大也陆续看了无数片子，可很多时候却会跟着片尾字幕一起慢慢回忆自己的观影经历。从这一部到上一部，到以为早已忘了的那几部，再到因为太美或太烂而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几部，一点一点开始怀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好电影。
    电影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工业化的产物。从19世纪中期的摄影枪到真正开启映画历史的活动摄影机，再到如今越来越肆虐的电脑特技和视觉特效，这个依附在一个单薄平面上的发明本来就诞生与隔离的实验室。即使后来成功地从西洋镜的偷窥孔走向了大众，走向了主流，也走向了散播艺术理念和文化价值的神圣殿堂，电影却从来都无意脱离最初的技术基因。对于这种原始基因，影评界的态度一向是复杂的。当电影扛起文艺的大旗，如何运用技术，将技术运用到哪里就成了牛逼大师和捞钱混混的分水岭。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媒介像电影一样在原始设定上就显示出这两种相辅相成却互相轻蔑的力量纠结，也就从来没有这样七嘴八舌人人都能插一耙的热闹局面。
    信奉过大师文艺，也瞻仰过技术狂人，可看的片越多，好电影的概念却似乎愈发模糊。是充满创意的剧情，重叠神奇的结构，牛逼眩目的镜头语言，还是深邃犀利的社会意义。装逼装小众装大师装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我却似乎渐渐把这些昭示含金量的标签全部淡化，几乎只是靠动物本能来批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批判这个动作。

    就说《余生的第一天》这部片子。灵巧的片名，暖色调的欧式布景，甜甜苦苦的家庭叙事，还有美得那么不经意的父母和美得那么嚣张的儿女们。这样典型的法式小清新，或许俗套，或许煽情，或许肤浅到你在片头曲时就猜到了一切故事和泪点，可还是让我无法抵抗乖乖就范，然后在每一个明显的泪点来临时丢盔卸甲瞬间变回那个十三四岁的少女。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迷恋的正是这样的法国电影。那段时间正直我人生的叛逆期，一袭黑衣，一本诗集，逃学交白卷离家出走什么的就跟萌芽新概念一样无奈，纯净，遍地忧伤。虽然每天都45度当空思考现世苦难末世哲学以及人类该何去何从，花去了大部分心力脑力体力战斗力，可从来都站在时代前沿的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预见了文艺青年的战场将向电影方向一路狂奔的光辉前景，于是在第一时间将光和热撒到了这一新兴产业。确切的说是该产业的殿堂级形象工程，首席文艺坐台男公关，高卢雄基法兰西也是。战时在德国广电总局关怀下苦逼多年后，这个孕育了卢米埃尔兄弟的国家厚积薄发一鼓作气，苦逼出了一个新浪潮。一支支摄影之笔气势汹汹地树立在巴黎中环线上，在左岸右岸画了一个又一个圈。一时间，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电影，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邪恶结晶、作坊里的量产商品一转身变成了作者的私有物、净化广大文艺青年的活性炭，甚至冲破意识形态的革命武器。你看，这是多么牛逼的一个潮。当然，当时仍旧写着朦胧诗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在那个黑衣飘飘的年代，我真正在意的是阿兰德隆的灰眼睛，徳帕迪约的大鼻子，路易•德•费内斯的小秃头，苏菲玛索高高的秋千和五颜六色的帽子，朱丽叶比诺士深陷的眼窝和跳跃的雀斑，艾美丽的双风车和鸡胸肉，喊着敢不敢的两个小孩子，看不完的安托万和看不懂的戈达尔。模式化也好，私人化也好，这样风格各异的法国电影无论是沉重闷骚还是天马行空，无论是快转跳接还是超长镜头，无论是人文关怀还是人有三急，无论题材怎么崇高剧情怎么无聊，反正就都散发着莫名其妙的吸引力。这不是来自于大师名伶，意象情景，甚至不是来自于那个伟大的潮，可来自哪里，却一直都说不清。
    
     很多年后，当我只身站在塞纳河的夕阳下时，这种说不清的吸引力才第一次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解开了我的一切疑惑。缓慢西移的阳光带着晚餐的鲜味。河畔匆忙的游人逐渐散去，河堤上却出现了更多光脚酣卧的男男女女。游船驶过时留下一阵阵的口哨声，混着桥灯下巡游艺人舒缓的音乐，有时是大提琴，有时是非洲鼓，有时什么也没有。这样呆呆地站在新桥上，和长着跳跃雀斑的比诺士一样，忘记了背包里的旅行指南，也忘记了只剩5欧的钱包。
     这就是巴黎，这就是高卢雄基法兰西。有种让人能幸福地泄气的吸引力。
   《余生的第一天》里那个最后的夏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旋转的轨道镜头。一盏昏暗的吊灯，一瓶从生到死的红酒。没有眼泪和告别，只有最平淡的吐槽和家长里短。这是一顿最平常的法国晚餐，在巴黎的四五天我几乎每天都这样从黄昏到天黑，和一家之前从未蒙面的异国人说了仿佛一辈子的话，却只用了最短最短的时间。
我想这也是法国电影对我的吸引力吧。啰啰嗦嗦得仿佛像一辈子那么平淡，那么长。却在他特有的节奏和背景音乐里渐渐将你磨平，将你放慢，将你一下子拉到桥的那一头、塞纳河的那一岸，拉到心安理得地走完全部人生的那一刻，能微笑着恋恋不舍。
      就像片中那个老帅哥父亲一样，开一瓶从生到死的红酒，然后死去。
      这样的电影，即使有很多个“虽然”，对我来说，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