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的可能

放映室藏身于一幢地处闹市，尚未拆迁的破楼里。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一间厂房。天刚下过雨，楼道间有很重的霉味。还有各种盘踞于此的俱乐部里传来的巨大的贝斯声。关上门，拉起帘子，满座的观众席里七八十号清一色的年轻人——离开各自的中学生活尚并不遥远。《两个季节》是一部以毕业作品之名，观照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纪录片。142分钟似乎长了些，不过当字幕升起灯光大亮的时候，一袭碎花连衣裙的赵珣走上台来，先前观影时连番爆发出大笑的众人报之以掌声，向这位同龄人导演，表达认可和敬意。

镜头所摄之事并无新奇。期间我甚至几次恍惚觉着这么一架摄像机就架在自己呆过的那所中学里。通过几位个性鲜明的教师、家长和学生，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种问题，呈现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无外乎男生们打架了，老师找家长；女生开始打扮，违反了中学生守则；家长会结束，班主任被围得不得脱身；按名次排考场座次，引发小小的骚乱……桩桩件件，都是亲历过的。可是，我，还有大家，为什么总忍不住会意地笑出声来？是为怀念？轻嘲？还是对体制内主体感的认同？哪怕，影片的矛头分明冲着教育体制的弊病而去。

从被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来看，赵珣对题材的感情是显然的。尽管她的初衷是挖掘“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但她并没有站在一个绝对客观，尽量脱离个人情感的角度来完成这种记录——她也无意掩盖这种“不客观”——在武汉六中两年语文教师的任职经历，不仅提供了创作思路、拍摄便利，还有一种情感上的导向。换句话说，这是一位老师在用胶片记录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和来自外部的武断批判比较起来，这个位置无疑更直接更温情。赵珣很清楚这一点，在影片临近尾声的时候，她甚至通过一连串新教师招聘面试上的问答，明白地指出对于教育体制认识简单化的不满。“请你谈谈弘扬‘八荣八耻’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学生上其他老师的课纪律不好该怎么办？”……为应聘者和面试官的身份所拘，双方侃侃而谈，你来我往，场面实在好看得紧。可那是日常教学的本来面目吗？这些回答究竟能为应聘者哪些方面的素质提供怎样的评判呢？貌似严丝合缝之下是紧张的对立——清醒着的而又不愿清醒的对立。

对立贯穿了影片的始终。从范老师强调班级的纪律问题开始，“你们再这样下去简直要伤透老师的心了！”；到教导主任对着两个社会上的小混混说“我不怕你！我背后有无产阶级专政！”；再到两个问题学生的家长当面对质时各自护短，连一位有着法学博士头衔的小姨都会忘记家校教育必须联手的基本道理，冲动地对着老师咄咄逼人；甚至，叶老师那首精彩的打油诗：“一等教师当领导，带着小蜜到处跑；二等教师搞后勤，唱歌跳舞样样行……七等教师班主任，死在教室无人问。”细看之下，无处不是个体无奈的伸张。什么“体制问题”，“救救孩子”，这些必定不是基础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挂在嘴边的话。他们在用力所能够的智慧和善意帮助孩子们面对成长中必然遭遇的社会化，同时还要不断周旋于各种误解、不公、和压力。诚如赵珣在谈及创作过程时所说，“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划定人群和解决问题。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二元对立，创作者并不想把自己归于不同的团体，仅仅只是都做着个体的创作。”对于这个体制内部的多方，也是一样的道理。今天，当人们都在说中国教育压抑了孩子的天性，近乎到了悬崖勒马非改不行的边缘，这样一部来自基层的纪实作品仍旧让我感到温暖。因为，尖锐的指责永远比真诚的理解来得容易。

放映之后是小型的讨论会。我问赵珣，借一部终于实现了自己电影梦的毕业作品，想对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也即昔日的同事们表达一些什么？她认真地说，我不敢奢谈体制，只是想捕捉其中人和人的关系。我所认识的老师当中，大多数人不是斗士，但他们每一天都在恪尽职守。我时刻警惕不要轻易滑向对教育体制的批判，是因为我确信在体制赖以形成的具体个人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可能。如果不急躁，不冒进，那么每个人都能觅得在体制中建构希望的力量。

后来我回想那些由孩子们的言谈表现引发笑声的片段，赵珣对于拍摄经历的又一段叙述使我豁然。“曾经的想法是要拍摄两个班级做对比。但挑选的另一个优生班，始终没有办法让他们在机器前放松下来。一个个都习惯性地挡着脸……于是后来就放弃了。”我的父亲也是一名中学教师，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最后记得老师的，毕业以后还常有联络的，大部分是差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但凡不缺智慧的紧张关系，都会走向美好的、温情的和解呢。



2009-10 JS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