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困在杀人机器里了..

战争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保全自己。再多华丽的词藻都无法辩解，武器就是杀人的工具。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机械化装备对于单兵或平民的优势巨大，巷战中的坦克，已然给敌人造成直接威胁和压迫感，当散兵游勇的AK47向迎面压来的MK装甲徒劳射击时，谁能想到里面的坦克兵此时也笼罩在恐惧之中。 　　《黎巴嫩》就是这么一段真实的故事，梅卡瓦主战坦克里的四人组，都是些年轻的士兵，他们要随一对地面部队去执行任务，穿越城镇废墟。对于缺少经验的“菜鸟”们来说，每一次出发都是死亡的考验，虽然敌人的实力悬殊，但防不胜防的偷袭也让以色列人疲于奔命。谁是阿拉伯解放组织，谁是平民，所有都判断都要在几秒内完成。晚了一秒，战友和自己就要牺牲，早了一秒，可能被轰碎的就是眼前的养鸡场老大爷。 　　这就是以色列士兵的世界，伸手可触的，不过几立方米油腻腻的战车内部，眼里除了黑糊糊的战友，就只有通过炮塔口能看到的一小块圆形。这巴掌大的镜口，就是士兵与外界唯一的交流途径，可能看到的景象，都是被放大后的惨状。老人在残喘，女人在燃烧，男人不是被屠杀，就是在准备袭击自己。这就是坦克兵的世界，困在杀人机器里，装甲随时随地都会变成自己的棺材。 　　导演塞缪尔·茂茨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没想到在威尼斯初试啼声，就技惊四座，具有拿下金狮奖的潜质。《黎巴嫩》整部影片都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完成，只有操纵员的一个主观视角向外眼神。这种独特且坚决的手法，让此片有种难得的真实感和临场感，从第一个镜头就把观众带入到电影中，带入到战火纷飞的境地。如此现实的触感，来自于导演真实的人生经历，茂茨年轻时就是一名坦克炮的操作手，被战争伤痛折磨的他，直到20年后才鼓起勇气要将这段经历搬上大银幕。以色列电影人拍摄此类影片，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主题和时局的敏感，让投资方之一的法国MK2影业搁置了计划。幸好有本国电影基金的支持，毛茨才终于向被和平麻痹的人们讲述真实的战争惨剧。 　　从杀人机器里看世界，这是个既罕见又简单的角度。这一辆坦克里四个小兵，都不是什么英雄，连老兵油子的无谓都还没养成。他们只是四个怯懦，爱哭，想妈妈的孩子，扣着扳机的手却要剥夺别人的生命。在封闭空间里并不容易把握空间感，但茂茨处理的很好，尤其是剪辑，在脸部大特写和长焦摇移中流畅切换，观众很容易领会到人物的心理演变。每一次切换镜头，都有可能面对新的死亡威胁，装甲只能抵挡一次反坦克炮，只要心理的防线没有坍塌，还能逃回家见到母亲。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四位战友不断地争吵，磨合，判断，生存下来是唯一的目标，牺牲不可避免，但并不是就此屠杀敌人。即便是俘虏，在影片中也有一幕体现出导演的人道主义，深化了《黎巴嫩》的主题。影片只有两个镜头不在坦克内，内外强烈的光线对比，让人顿悟生与死的差别。当24小时的噩梦过后，坦克兵们终于撤出袭击时，他们才发现，向日葵是如此的灿烂。 　　Luc，2009年9月8日写于威尼斯 媒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p.s. 附上当时对导演茂兹的专访 Luc：请问导演，是什么触动你，在25年后拍摄这部表现个人经历的电影？ 茂兹：我曾花了10年来写这个剧本，就是经历战争后的第八年左右，却每次只写了几行字，又搁在一边。直在两年前，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我又在媒体上看到与我记忆力类似的场景。我跟自己说，不能克制不去回忆往事了，我这些年都在浪费，一事无成。以前我每次回忆起来，都有股肉体烧焦的气味，后来我鼓起勇气，坚强了起来，一定要把那股味道呈现出来。当然，现在我对这味道不再抗拒了，我决定讲好这个故事，完整的展现给观众。电影的本质，我觉得不是创意，而是全心全意的诚意。我现在做这片子，和十年前还有不同，我会考虑用更准确的方式来修建痛苦的记忆，观众们可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 Luc：你这部影片真实拍摄时，花了多长时间？ 茂兹：只有33天，但我之前花了很多心思在空间的布局上。 Luc：的确我们看到在影片中的镜头，几乎都局限在坦克内部，你是如何解决拍摄和表演的困难？ 茂兹：这要感谢阿里尔•罗什科，我们的布景设计师，他具体创造了坦克内部。为了让大家体会那种感觉，我们把演员关在摄氏45度的小黑屋内，让他们体会那种恐惧感。你想想，被关在一个地方无所事事几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我就是希望观众亲身感受士兵的心理，而不仅仅是理解故事。在技术上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全是特写，没法用长镜头，空间太狭小了，话筒和摄像机的位置，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有时我会毫不解释，突然加上被导弹袭击的音效，让演员感受从外部传来的死亡威胁，他们还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下一次袭击是什么时候。这种在黑热屋子里的训练，我们总共花了8天，一种生理上的考验。 Luc：你怎么想到通过炮口瞄准镜来拍摄，这么独特的视角的呢？ 茂兹：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希望观众的理解与影片中的人物同步，把自己想象成坦克里的士兵，而不是个旁观者，让他们也去体验这种封闭空间里的感觉。这种视角，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快枪，我们摄制组的五个成员配合着完成。很多体会，都是我真实的记忆，譬如影片开始和结尾处的向日葵田野，那也是真实的。还有从瞄准镜里看到的死亡，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打死了一个士兵，坦克外就有人愤怒的喊道：“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你这个混蛋从坦克里滚出来”。很多反应只在一瞬间，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我扣了扳机，我就是杀了人。 Luc：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普通士兵，也要为战争负责了？ 茂兹：对的，我无法开脱我的责任。但我在影片中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我只是希望理解。这其实是部很个人的电影，属于我自己的战争，我的感受，我的挣扎。我拍这片子，也是为求自己内心的解脱。我一直记得，1982年6月6日的清晨，我生平第一次杀了一个人。我一直在自责，当有人问起时，我会怎么回答。 Luc：就像阿里•福尔曼的那部《和巴舍尔跳华尔兹》一样吗？ 茂兹：有些类似，不过《华尔兹》拍得比我顺利。以色列电影基金的负责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提供的150万美元也不够。我当时在期限之前为了赶工，只好把未完成的样片拿出去，卖得钱再来完成后期。而且，我来威尼斯之前，还担心有人会像对福尔曼那样职责我。 Luc：但我看到，几乎所有人都称赞这部影片。这样的体验可能出现在普遍意义的战争中吗？ 茂兹：这样的战争，虽然发生在黎巴嫩，但同样也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我告诉自己，可以尝试做得更国际化一点，和其他地区的战争没有太大分别。我曾是一个士兵，全部精力就是在保全自己，在封闭的坦克里向外开火。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有时候会用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一种恶魔的召唤。我用我的直觉写下了故事，拍成了电影，我觉得必须这么做。 Luc：那你觉得这部影片会改变什么，人们对战争的看法？ 茂兹：我没办法改变政客的想法，他们忽左忽右，那些政策也不会因为电影真正改变。我所做的，只是通过创作的努力，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的角度，唤起情感上的体验。我觉得把所有的细节都说了出来，但又不可能保留所有的记忆。这些，有可能会被当做是政治意图，可我觉得，这些只是历史的素材罢了。 Luc：那对现在巴以局势的看法，你觉得你的创作会得到本国人的支持吗？ 茂兹：我觉得自己没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电影应该反映各种立场。也有可能我的影片会受到某种指责，但我不在乎。只是有时候，我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也将走向战场。我会在拍摄时自问：到底是不是以色列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 导演小传：塞缪尔•茂兹，1962年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3岁时，他就开始接触8mm摄像机，到了18岁那年，已经实验了十余部短片。1982年巴以战争爆发，茂兹参军做了一名坦克兵，退伍后回到家中。1987年，茂兹完成了在Beit Zvi艺术学院的电影学业，开始正式拍摄生涯，并着手筹拍这部影片。《黎巴嫩》是他第一部长片，也是二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总结。 L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