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听见的悲情
曾经有人问我,学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我开玩笑回答说:“可以看懂文艺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毫无疑问地把它归入了文艺片的范畴,可能是我的文学理论修养还不够,因为对于这部电影,看了两遍之后,才依稀觉得自己略懂了一些。影片的压抑如同它昏黄的色调,一种老电影的历史厚重感伴随着令人心酸的情节舒展,然而,电影的主题——悲情,却是我用耳朵感受出来的,这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我不想过多谈论影片的历史题材和政治意义(他们已经被充分谈论了),我只想就我直观的感受,代我的耳朵告诉你它的故事。
听缄默——无声世界中的温情与无奈
影片的主角林文清,从八岁开始变成了聋哑人,世界对他是残酷的,“他是最聪明的孩子,也许是上天的嫉妒,夺走了他听力”,世界对他又是偏爱的,兄长们卷入黑帮官僚仇杀之中,他却因为身体缺陷,几次化险为夷。除了宽美,他是主要人物中最与世无争的,在那黑暗无情的世界中,无声甚至给他带来了一抹幸福与温和。与宽美相爱、结婚,有宽容的友爱,兄长的照顾,在文清沉默的世界中,无言的交流散发出淡淡的脉脉温情,同时也灌满了逆来顺受的隐忍。
文清的存在就是悲情的证明,在光复后的台湾,做一个健全人实属不易,做一个残疾人,要在那个社会中默默生存、默默抗争生活,更是不易。他在家族中幸存下来,却为了家族悲剧的见证人,当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时,此时还活着的人将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份无声的沉默,比任何悲苦的陈述更具感伤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运用于文清身上,可以牵动任何人的心痛而不受语言、内容的限制,在这瞬间,那种隐忍中的悲歌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发出心底的共鸣。
文清的相机,似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以摄影为生的文清,相机只记录、不言语的特点也是文清的特征,他可以含泪吞下社会的不公与不幸,默默地活着直到那些苦难变成了他脸上那无奈而逆来顺受的表情,他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无处反抗也无力反抗。最后一部分,文清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合影,但这是他最后的记忆,他那时的表情让我想到了祥子,同样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充满艰辛与无奈的生活,毕竟是要继续的。
文清的世界是陌生化的。与世无争的他最终还是卷入了政治事件。文清入狱时,他的狱友被叫去“开庭”,诵经的音乐响起,文清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穿上鞋袜,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响起,只有陌生化的镜头,仿佛那些在下一秒即将逝去的灵魂在一丝不苟地做着高尚的事业,准备英勇就义。陌生化的无声镜头,正是文清的世界,直到他等来那两声枪响,和他的审判,不,他是听不见的,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离开,是真的解脱吗?家族在兄长死后崩溃,为了躲避因政治事件而受到的追捕,文清带着妻子选择离开。站在车站站台上一家三口静默的身影,并没有向我们宣扬什么,只是安静的展示:离开后就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吗?未来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这样的安静,伴随着深刻的忧伤,腐蚀到骨子里,加深了初冬的寒意。
听故事——宽美柔弱而坚强的声音
如果说大哥和宽容的死、三哥的疯,家族的离散是时代悲剧的缩影,那么宽美的存在为这个悲情的时代添上了一抹温情。宽美的对话不多,但是她温婉的声线时时伴随着左右,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个恬静如水的女子,用她细腻的女性化的日记笔调,一字一句敲打在屏幕上,像黑底白字的诗篇,让电影充满了诗人般的忧伤。
文清和宽美的初次相识,是乱世中的一副唯美的画卷,宁静的山路上,“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淡淡的美景伴随着清凉的寒意,宽美透着莫名哀愁的温柔声线,让我竟一时忘记了影片中的时代,一次永恒的邂逅,谁也不会去想接下来有多少苦难和心酸,满眼中只有对幸福的渴望。
如果说文清是悲情时代的忍声者,那么宽美则是这个时代的顺从者。宽美为文清“讲述”落樱的故事:“日本人最爱樱花那种在‘最绚烂时即不犹豫地凋零’的壮丽,他们认为生命就应该这样。哥哥曾经告诉我,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从瀑布上跳卜去自杀,遗书上写着,我不是厌世,也决非失意,而是而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那时,好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少女的死和她的遗书振奋起来,那时,也正是明治维新,热情燃烧的时代啊。”虽然许多爱国青年把这个故事当作为国家献出青春的豪言,但是政治与宽美无关。从她淡淡的语调中,我只能听出她对于这种为樱花和即将消逝的青春的叹息,而不是愤世嫉俗的批判。政治的变动远离这个与世无争的女子,她的眼中只有人性的温情和永恒的希望,哪怕它虚无渺茫。日本殖民政府的撤离,在她眼中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与好友静子离别的心酸,她心中的人情味远远超越了现实,帮助她在黑暗动乱的时政下,得以永恒地保留着潘多拉盒子中的希望,这是她柔弱而坚强的生命中的闪光价值。
宽美的讲述很普通,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对于自己生活的描述。就像安妮日记,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却散发出巨大的悲情力量。侯孝贤一刀不剪的共时性叙事,让那些想急切知道剧情的浮躁观众沉静下来,安静地倾听女孩娟秀的声音,一如她的字体。特别在影片的结尾,宽美在给阿雪的信中写道:“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如此贴近生活的一封家书,在我们对情节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像一个引子,把郁积的两个多小时的叹息与悲伤领了出来,可是那种平和的语调,又使我们把想要抒发的悲情咽了回去,只在心里默默回荡。此时文清被当局抓走,生死未卜,宽美却已经成熟了,起初她对于自然的偏爱还是因为涉世未深,以单纯的眼光去观察这一切而得来的,但是现在,经历了静子无奈的离开,哥哥梦想破灭的离开,文清的离去,虽然她眼中的景色依旧永恒美丽,在那种美丽的目光中却多了她对于生活的理解,对苦难的顺从。儿子阿谦在桌上爬来爬去,她慈爱地将他抱开,生活还在继续,生命在远离她,但是希望一直相伴,如影随形。
柔弱而坚强的女子,因为有了希望,有了如水的纯净与柔情。
听话语——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刻画社会
影片的语言是复杂的,闽南话、国语、日语,夹杂在人物的对话中,直观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中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经过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日语已经和闽南话一样渗透进百姓的生活中,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像一个外来入侵者,插入了台湾,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以及社会动乱、腐败的加剧。大哥、三哥的死,都是操着普通话的上海黑帮造成的,而文清因“2.28”事件的被捕,也是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去的官员指使的。
影片中围绕“2.28”事件有三次广播。事件发生时,当局的态度是暧昧的,宣称事情很小,呼吁民众克制;可是郁积了多年的民愤早已接近爆发的边缘,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当事件扩大,当局为了作缓兵之计,提出了种种安慰本岛人民的措施。可是当援军一到,当局却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对参与事件的社会正义人士进行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宽容和文清都因为此事遭到厄运。在那样的年代里,爱国济世的青年们怀抱理想,可是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隐忍的同时,因为有他们的坚持,才能保护更多百姓。然而导演并没有一味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狡猾,他对于整个历史事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2.28”事件发展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本岛人对外来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与驱逐。文清在火车上因为不能回答愤青们的问话,险些被当作外来者遭到殴打。逼急了的文清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台……湾……人……”,那样嘶哑、无力,正如同本岛人民,在绝望的生活中喊出对“生”的希望,而这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
桌子是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投机分子和黑帮围着桌子进行交易,片中多次重复林家一起吃饭的镜头,桌子也可以成为宽美读信写日记的地方。导演对这些镜头都采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这正是文艺片让我难以忍受之处……全家人吃饭可以一直没有任何台词地拍上5、6分钟……),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去体会这种沉默中的人物内心的希望,也许只是为了默默展现真实的生活,总之,在静止与沉默中,有一种悲哀蔓延。
听音乐——悲情催化剂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的配乐是极其出色的。通过查询,我发现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正是著名的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制作的。宏大的场面、充满东方色彩的旋律,赋予影片慷慨而怜悯的气质。在情节急转而下的时候,利用急促的鼓声或隐约的哭声作为音桥,连接下一个场景。在影片开始听到主题音乐时,还是一种全景式的震撼,可是当结尾复现主题时,它却蒙上了悲凉的色彩,正如同那个时代,有慷慨之士的豪言也有普通百姓的隐忍和苦难。
另外两段音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穿插,相较于宏伟的主题音乐,更能给我带来冲击。
在林家酒楼的二层,文雄和一群久未相聚的朋友共同谈论着台湾的命运,感慨祖国命运多舛。他们一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一面疯癫似的借酒消愁。“‘九•一八’流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知识分子寻根的情感诉求,不禁溢于言表。在楼下的聋人文清似乎也感受到了楼上人的哀歌,尽管他听不见,他抬头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何时才能盼来安定繁荣的一天?生活终将继续,绝望独自蔓延……
影片中的历史题材可以在《流亡三部曲》中反映出来,而另一个主题——绝望生活中的希望,却是在《红蜻蜓》这首歌中反映出来的。当支撑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只剩下回忆时,那回忆中的脉脉温情让我们不愿放弃生的希望。宽美送别静子时,回想起日占时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那时候她和哥哥、静子和她的哥哥融洽而平静地教书、学习,一曲《红蜻蜓》祭奠了美好但已消逝的岁月,优美的旋律如今却像哀歌,存在于永恒的过去。正如同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是否也有这首《红蜻蜓》?
二胡和竹笛似乎天然是属于悲歌的,文雄的葬礼上,二胡的旋律掩映了家人痛苦的哭声,然而同样的音乐主题却在下一个场景——文清的婚礼上想起。导演总是把悲剧安插于舒缓的温情场景前,一悲一喜的对比,使得影片生活中好不容易出现的欣慰,变得更加悲凉,即使是喜事,也透着十二分的悲哀。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作家阿城评价说这部影片“展现了个人在乱世中的选择”。影片开场的分娩场景,象征着阵痛中的台湾,一面是新生,一面是苦难。正直而有责任感的文雄,从耐心劝阻忍气吞声,到最终的爆发和死亡,悲情时代没有放过他;疯癫自私的文良,时代让他癫狂和沦丧;隐忍无声的文清,即使保持沉默,时代已然没有放过他;积极投身报国济世的宽容,最终消失于当局的迫害。只剩下甘于忍受,却还怀有一丝希望的宽美,一直守候着文清的归来。
这个季节很美好,也很悲情……
听缄默——无声世界中的温情与无奈
影片的主角林文清,从八岁开始变成了聋哑人,世界对他是残酷的,“他是最聪明的孩子,也许是上天的嫉妒,夺走了他听力”,世界对他又是偏爱的,兄长们卷入黑帮官僚仇杀之中,他却因为身体缺陷,几次化险为夷。除了宽美,他是主要人物中最与世无争的,在那黑暗无情的世界中,无声甚至给他带来了一抹幸福与温和。与宽美相爱、结婚,有宽容的友爱,兄长的照顾,在文清沉默的世界中,无言的交流散发出淡淡的脉脉温情,同时也灌满了逆来顺受的隐忍。
文清的存在就是悲情的证明,在光复后的台湾,做一个健全人实属不易,做一个残疾人,要在那个社会中默默生存、默默抗争生活,更是不易。他在家族中幸存下来,却为了家族悲剧的见证人,当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时,此时还活着的人将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份无声的沉默,比任何悲苦的陈述更具感伤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运用于文清身上,可以牵动任何人的心痛而不受语言、内容的限制,在这瞬间,那种隐忍中的悲歌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发出心底的共鸣。
文清的相机,似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以摄影为生的文清,相机只记录、不言语的特点也是文清的特征,他可以含泪吞下社会的不公与不幸,默默地活着直到那些苦难变成了他脸上那无奈而逆来顺受的表情,他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无处反抗也无力反抗。最后一部分,文清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合影,但这是他最后的记忆,他那时的表情让我想到了祥子,同样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充满艰辛与无奈的生活,毕竟是要继续的。
文清的世界是陌生化的。与世无争的他最终还是卷入了政治事件。文清入狱时,他的狱友被叫去“开庭”,诵经的音乐响起,文清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穿上鞋袜,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响起,只有陌生化的镜头,仿佛那些在下一秒即将逝去的灵魂在一丝不苟地做着高尚的事业,准备英勇就义。陌生化的无声镜头,正是文清的世界,直到他等来那两声枪响,和他的审判,不,他是听不见的,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离开,是真的解脱吗?家族在兄长死后崩溃,为了躲避因政治事件而受到的追捕,文清带着妻子选择离开。站在车站站台上一家三口静默的身影,并没有向我们宣扬什么,只是安静的展示:离开后就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吗?未来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这样的安静,伴随着深刻的忧伤,腐蚀到骨子里,加深了初冬的寒意。
听故事——宽美柔弱而坚强的声音
如果说大哥和宽容的死、三哥的疯,家族的离散是时代悲剧的缩影,那么宽美的存在为这个悲情的时代添上了一抹温情。宽美的对话不多,但是她温婉的声线时时伴随着左右,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个恬静如水的女子,用她细腻的女性化的日记笔调,一字一句敲打在屏幕上,像黑底白字的诗篇,让电影充满了诗人般的忧伤。
文清和宽美的初次相识,是乱世中的一副唯美的画卷,宁静的山路上,“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淡淡的美景伴随着清凉的寒意,宽美透着莫名哀愁的温柔声线,让我竟一时忘记了影片中的时代,一次永恒的邂逅,谁也不会去想接下来有多少苦难和心酸,满眼中只有对幸福的渴望。
如果说文清是悲情时代的忍声者,那么宽美则是这个时代的顺从者。宽美为文清“讲述”落樱的故事:“日本人最爱樱花那种在‘最绚烂时即不犹豫地凋零’的壮丽,他们认为生命就应该这样。哥哥曾经告诉我,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从瀑布上跳卜去自杀,遗书上写着,我不是厌世,也决非失意,而是而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那时,好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少女的死和她的遗书振奋起来,那时,也正是明治维新,热情燃烧的时代啊。”虽然许多爱国青年把这个故事当作为国家献出青春的豪言,但是政治与宽美无关。从她淡淡的语调中,我只能听出她对于这种为樱花和即将消逝的青春的叹息,而不是愤世嫉俗的批判。政治的变动远离这个与世无争的女子,她的眼中只有人性的温情和永恒的希望,哪怕它虚无渺茫。日本殖民政府的撤离,在她眼中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与好友静子离别的心酸,她心中的人情味远远超越了现实,帮助她在黑暗动乱的时政下,得以永恒地保留着潘多拉盒子中的希望,这是她柔弱而坚强的生命中的闪光价值。
宽美的讲述很普通,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对于自己生活的描述。就像安妮日记,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却散发出巨大的悲情力量。侯孝贤一刀不剪的共时性叙事,让那些想急切知道剧情的浮躁观众沉静下来,安静地倾听女孩娟秀的声音,一如她的字体。特别在影片的结尾,宽美在给阿雪的信中写道:“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如此贴近生活的一封家书,在我们对情节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像一个引子,把郁积的两个多小时的叹息与悲伤领了出来,可是那种平和的语调,又使我们把想要抒发的悲情咽了回去,只在心里默默回荡。此时文清被当局抓走,生死未卜,宽美却已经成熟了,起初她对于自然的偏爱还是因为涉世未深,以单纯的眼光去观察这一切而得来的,但是现在,经历了静子无奈的离开,哥哥梦想破灭的离开,文清的离去,虽然她眼中的景色依旧永恒美丽,在那种美丽的目光中却多了她对于生活的理解,对苦难的顺从。儿子阿谦在桌上爬来爬去,她慈爱地将他抱开,生活还在继续,生命在远离她,但是希望一直相伴,如影随形。
柔弱而坚强的女子,因为有了希望,有了如水的纯净与柔情。
听话语——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刻画社会
影片的语言是复杂的,闽南话、国语、日语,夹杂在人物的对话中,直观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中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经过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日语已经和闽南话一样渗透进百姓的生活中,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像一个外来入侵者,插入了台湾,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以及社会动乱、腐败的加剧。大哥、三哥的死,都是操着普通话的上海黑帮造成的,而文清因“2.28”事件的被捕,也是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去的官员指使的。
影片中围绕“2.28”事件有三次广播。事件发生时,当局的态度是暧昧的,宣称事情很小,呼吁民众克制;可是郁积了多年的民愤早已接近爆发的边缘,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当事件扩大,当局为了作缓兵之计,提出了种种安慰本岛人民的措施。可是当援军一到,当局却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对参与事件的社会正义人士进行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宽容和文清都因为此事遭到厄运。在那样的年代里,爱国济世的青年们怀抱理想,可是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隐忍的同时,因为有他们的坚持,才能保护更多百姓。然而导演并没有一味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狡猾,他对于整个历史事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2.28”事件发展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本岛人对外来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与驱逐。文清在火车上因为不能回答愤青们的问话,险些被当作外来者遭到殴打。逼急了的文清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台……湾……人……”,那样嘶哑、无力,正如同本岛人民,在绝望的生活中喊出对“生”的希望,而这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
桌子是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投机分子和黑帮围着桌子进行交易,片中多次重复林家一起吃饭的镜头,桌子也可以成为宽美读信写日记的地方。导演对这些镜头都采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这正是文艺片让我难以忍受之处……全家人吃饭可以一直没有任何台词地拍上5、6分钟……),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去体会这种沉默中的人物内心的希望,也许只是为了默默展现真实的生活,总之,在静止与沉默中,有一种悲哀蔓延。
听音乐——悲情催化剂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的配乐是极其出色的。通过查询,我发现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正是著名的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制作的。宏大的场面、充满东方色彩的旋律,赋予影片慷慨而怜悯的气质。在情节急转而下的时候,利用急促的鼓声或隐约的哭声作为音桥,连接下一个场景。在影片开始听到主题音乐时,还是一种全景式的震撼,可是当结尾复现主题时,它却蒙上了悲凉的色彩,正如同那个时代,有慷慨之士的豪言也有普通百姓的隐忍和苦难。
另外两段音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穿插,相较于宏伟的主题音乐,更能给我带来冲击。
在林家酒楼的二层,文雄和一群久未相聚的朋友共同谈论着台湾的命运,感慨祖国命运多舛。他们一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一面疯癫似的借酒消愁。“‘九•一八’流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知识分子寻根的情感诉求,不禁溢于言表。在楼下的聋人文清似乎也感受到了楼上人的哀歌,尽管他听不见,他抬头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何时才能盼来安定繁荣的一天?生活终将继续,绝望独自蔓延……
影片中的历史题材可以在《流亡三部曲》中反映出来,而另一个主题——绝望生活中的希望,却是在《红蜻蜓》这首歌中反映出来的。当支撑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只剩下回忆时,那回忆中的脉脉温情让我们不愿放弃生的希望。宽美送别静子时,回想起日占时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那时候她和哥哥、静子和她的哥哥融洽而平静地教书、学习,一曲《红蜻蜓》祭奠了美好但已消逝的岁月,优美的旋律如今却像哀歌,存在于永恒的过去。正如同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是否也有这首《红蜻蜓》?
二胡和竹笛似乎天然是属于悲歌的,文雄的葬礼上,二胡的旋律掩映了家人痛苦的哭声,然而同样的音乐主题却在下一个场景——文清的婚礼上想起。导演总是把悲剧安插于舒缓的温情场景前,一悲一喜的对比,使得影片生活中好不容易出现的欣慰,变得更加悲凉,即使是喜事,也透着十二分的悲哀。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作家阿城评价说这部影片“展现了个人在乱世中的选择”。影片开场的分娩场景,象征着阵痛中的台湾,一面是新生,一面是苦难。正直而有责任感的文雄,从耐心劝阻忍气吞声,到最终的爆发和死亡,悲情时代没有放过他;疯癫自私的文良,时代让他癫狂和沦丧;隐忍无声的文清,即使保持沉默,时代已然没有放过他;积极投身报国济世的宽容,最终消失于当局的迫害。只剩下甘于忍受,却还怀有一丝希望的宽美,一直守候着文清的归来。
这个季节很美好,也很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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