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命运多舛

一 乌云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张博士洗完冷水澡，准备去旁观20公里外塔林园里的一场老年歌唱比赛。 他已经70岁了。对于他的一切，邻居们一无所知。在这个天色暗沉的上午，他坐在油漆桶上，将全身涂满蛇油膏，又用兑了水的“84消毒液”洗手洗脸。 这个被时代遗忘的人物，20年前却倍受关注。1985年，这个原名王忠厚的初中肄业生，用假名在四川大学旁听数学和俄语，靠吃学生剩饭维生。他的状况被成都媒体报道后，引起纪录片导演黄儒香的注意。2000年前后，黄儒香跟踪拍摄，用同名纪录片讲述了他的故事。2002年，张博士通过官方渠道，前往俄罗斯务工。纪录片在这里戛然而止。此后，他杳无音讯。 辗转武汉、成都，最终在重庆这个经济适用房片区内找到他。即便经历了17年的旁听和4次赴俄务工，他仍然是生活的局外人：离群索居，沉默寡言。 ◇张博士在重庆北碚区歇马镇家中吃饭。他一天吃两顿饭，这顿是晚饭，高压锅煮的白萝卜、海带。 他曾经不顾一切地求知。现在，这个70岁的老人相信地摊书上的养生建议：如果不患严重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能超过120岁。张博士的预期是，勤消毒、多锻炼，他也许能活到书上宣称的120岁。 但每天早上蹲在厕所里，张博士又会陷入气馁——他常年被便秘和痔疮折磨着。 二 560路公交车冲破雨幕，在张博士面前刹住。为了躲雨，出门时，他戴上了安全帽。 张博士从味精包装袋里掏出硬币，挑了后排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厢在山城里摇晃着向东蠕动，从居民楼楼顶和树冠上穿过。 “现在的公交车都是无人售票”，张博士忽然冒了一句。“搞得多少售票员失业。” 从失业问题到城市快速扩张，再到年轻人整天只顾盯着手机，他足足抱怨了27分钟。过道另一侧的年轻男人摘掉耳机，转过头听了一会儿，偷偷拍下张博士的照片。 后排的一个中年男人搭话：“你摆这些有啥子意思？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嘛。” 他陷入沉默。从1964年退学开始，这五十多年他没有和任何人争辩过。 1947年，张博士出生于北碚区天府镇煤矿区，母亲是煤矿子弟小学教师，父亲则是镇政府职员。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的父亲参与针对国民党的讨薪行动，被天府镇政府开除。“病恨交加中，父亲听到城外解放军的炮声。” 张博士对父亲的记忆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重庆解放前二十几天，父亲躺在一个门板上，家人把他抬起来。他问外婆，爸爸为什么白天睡觉？外婆说：“你爸死了。” 1964年，正读初二的“张博士”俄语成绩优秀，帮助过一位女同学学俄语，班主任认为他“勾引异性”。他因“生活作风”被开除。 “白天干家务，晚上睡不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每周去4次街道居委会，询问何时分配工作。 闲在家里，继父会让他干一些锄地之类的体力活，他愈发反感，但不敢顶撞——母亲也没有搭话帮忙。 1953年母亲再婚之前，他一度喜欢教书的继父，“他买香蕉、冰糕去托儿所给我吃。”后来，母亲和继父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他感到自己遭受冷落。“勒令我退学的班主任也是我继父的同事，可继父没替我说一句话。”他和继父的关系逐渐恶劣。 张博士失学两年后，1966年，他被分配到北碚木作社当学徒工。“那里的木材都是嘉陵江上游放下来的。”另一个单位的工人们在下游打捞，用卡车将木材送到木作社车间的传送带上。 他的工作就是一根接一根扛走那些长短不一的冷杉、云杉木，最轻的有80斤，重的超过200斤。搭档则是一个随机指派的工人，而且都是女工。刚到下午，他便累得头晕目眩，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三 560路到达终点站北碚公交车站。张博士起身，攥紧了背包——包里空无一物。背包是一根绿色尼龙绳子绑起来的化肥袋子，又包了一个塑料袋，绳子就是肩带。换乘的人们要爬上环形立交桥。 八十年代的重庆，面目相似的建筑随处可见，包括北碚木作社。他说，直到改革开放，眼看着周围的企业一批批进新设备，一拨拨招技术工，唯独木作社还把经营模式靠在经验和体力上。 “求知是我一生的追求。”张博士说。基于这个念头，1985年，张博士告诉弟弟张跃川，他打算去四川大学旁听，“如果厂里还不同意，索性就跑了吧”。 张跃川同意了。兄弟二人商议，为避免被厂里找到，张博士去川大用张跃川的名字。 但家族里的其他人都表示反对。亲戚们的理由是：“你都38岁了，不结婚生孩子，非要念书，你是不是脑壳有问题？” 但读书的愿望迫在眉睫。“像蚂蚁在骨头里咬。”他说，似乎只有马上到川大，才能摆脱痛苦。 他的旁听行为，也让外人感到不解。 在那部纪录片里，张博士居住在四川大学运动场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条绒夹克，从一个塑料袋里把米饭倒进饭盆，又从一次性餐盒里倒出一团海带丝。吃饭时，一个熟人来看他：“我都认为你有点问题，还非得当翻译。你的素质高吗？” “素质低就要学习嘛。把失学受害的创伤弥补起来，把被颠倒的人生颠倒过来。” “我听你说十几次了。” “说十几次又怎么样？我就是要永远说下去。” “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改造自己。你也需要改造。” “我自己教育自己，你滚开！”时隔多年，张博士说他已经忘了那个男人是谁，也忘了为什么争吵。 脱产旁听的首要困难是解决吃饭问题。在川大旁听的第二年，他那工作二十多年的积蓄就被耗尽了。迫于生计，他只能白天去数学系听课，晚上去房东家里做家教抵房租。吃饭尚难温饱，外表也就不重要了。那些年，他总是穿一身破旧的中山装，裤子短到脚踝，解放鞋也磨得破败，露出脚趾。 那些年，他常常去学生食堂吃剩饭，去路灯下做数学题，顶着一张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苍白的脸去男生宿舍洗冷水澡。 他成了川大的明星。一位川大毕业生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张博士：我向周围同学打听这个人，大意都是“说好听一点是学痴，说难听一点是神经病。”我看过他写的自述，我知道特殊经历下的外部刺激与内部性格，让他变得有些偏执了。他也试图向所有人倾诉，但没有人听，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创伤似乎只留给了他那个年代的人。 房东一搬走，他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川大无线电专业几个男生让他搬到宿舍六楼的淋浴间——那里水压太低，六楼的淋浴喷头就没出过水。 直到1994年，川大改建学生宿舍，他被迫经常搬家。“数学是学不成了，我已经没有办法静心钻研”，他辩解道：“绝不是因为学不会数学才转学俄语。” 第一堂俄语课的老师是个叫巴维尔的俄国人。那么多俄语外教，只有他不顾系主任的反对让张博士进入教室。 他每周只去听一次外教的课。那些介绍俄罗斯文化和社交礼仪的课让他厌烦，但喜欢那些讲二战苏德战争时期苏联英雄人物的课文。 多年之后，当他在俄罗斯出门没带护照被带到警察局，他才发现，警察肯放他走，并不是因为他费尽口舌强调对俄语的热爱，而是他17岁失学又在38岁的年纪孤独求学17年的经历打动了他们。 四 张博士等了二十多分钟，528路公交车才驶入站台。这趟车往返于城乡之间，一大半时间行驶在山路上。 公交车穿过山林，驶向山顶。车窗没关，张博士瑟瑟发抖。车窗外的梯田上，一个农夫正在除草。 张博士说，他一辈子没干过农活，可没想到千辛万苦争取到的赴俄打工的机会，竟然在农场。 2000年前后，四川省农业厅开始定期组织农民赴俄务工。川大一位老师找到张博士，问他愿不愿意去俄罗斯做翻译。 “眼前马上浮现出和长着黄头发蓝眼睛、吃着土豆的俄国人聊高尔基的场景。”他说。 虽然他的俄语水平从来没有被测试过，但农业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去农场当翻译问题不大。 他开始忙碌起来，经常去男生宿舍找即将赴俄做翻译的学生聊天，又回到重庆找多年未见的弟弟为他办护照，找已经将他除名的木作社开工作证明，找从来没去过的天生街道办事处开同意劳务输出的单子。 导演黄儒香拍摄的纪录片《张博士》也正是将视角主要集中在这个阶段。 2002年12月，张博士接到四川省农业厅通知，乘绿皮火车去俄罗斯。 火车开动，片尾曲《独角戏》唱：“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那一年，他已经55岁。 “他原本可以组建家庭过得滋润，可性格中偏执的一面让他对自己、对急剧变化的社会都无所适从。”黄儒香说，他也承认，也是这种偏执造就了他。 他去的是伊尔库茨克州一个木材加工厂，为中国工人和俄国老板做翻译。 晚上，俄罗斯工人带他看俄语版的《动物世界》。白天，他跟着老板，一条接一条替老板翻译指令。 同去的中国人似乎对他都不太友好。比如中方的女会计就对张博士每天占用厕所两三个小时颇有微词。 变故随之而来。2003年5月，老板让他回国，工钱却一分钱没给。张博士认为，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按俄罗斯老板的要求组织工人加班。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也告我的状。”他至今觉得因此被扣掉工钱毫无道理。 那时，“非典”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火车开到北京，他走不了了。赴俄前，他曾受邀参加河北电视台一档节目，北京网球教练张帆联系过他。 刚到北京，他去庞各庄找张帆，对方塞给他300元应急。但熬到非典结束，他又没钱买火车票离开。 他不得不靠零工苦苦支撑。直到2003年年底，通过工地上小包工头送的一张火车票，他才得以回到成都。 他以每月50元的价格租下成都郊区一幢破旧小楼的一楼楼梯间，同时向四川省农业厅递交了再次赴俄做翻译的材料。 他仍然靠菜市场捡商贩扔掉的菜维持生计。一个军人看不下去，隔三差五给他送牛肉。后来再从俄国回成都，张博士去找他，“但找不到了”。 五 2004年5月至11月，张博士第二次赴俄，在库尔干州一个农场做翻译。这一次，57岁的张博士第一次收获了爱情。 俄罗斯盛夏的一个下午，当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到农场完成劳动周的作业。健美科学系的大二学生娜丽萨身穿蓝色碎花衬衫和灰色的裤子出现在他眼前。 同行的新闻系女生采访完张博士，问他喜不喜欢俄罗斯的女孩。他说喜欢。女学生指着旁边的娜丽萨问，“那你喜欢她吗？”他笑了。 劳动周原本只有7天时间，娜丽萨在农场待了快20天。俄罗斯农民要求他干活，她会拦着，拦不住就跟他们吵架。农民识趣地走了。 他宿舍没人，她会去找他。她教他俄语，他教她汉语。他至今觉得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两人都未曾表白，可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最先泼冷水的是中国工友。他们说，以他的条件，就算在国内也只能找离过婚的女人，或者有残疾的女人，“你怎么能惦记俄罗斯的黄花大闺女？” 娜丽萨的同学要含蓄得多。她们告诉他，爱情虽然是伟大的，但不是毫无条件的，只有成为优秀的翻译家，她们才会祝福他和娜丽萨。 他疑惑了，已经学了8年俄语，怎样才算优秀的翻译家？ 临回国时，娜丽萨一言不发。她塞给张博士一张小纸条，写的是她的手机号码。他说，娜丽萨是他唯一喜欢过的女人，但他从未拨打过那个号码。 2005年、2006年，他又两次通过四川省农业厅的劳务输出赴俄做翻译，也没有再找过她。 2007年年底回国，他准备次年再次赴俄，自称被四川省农业厅以缺乏社交能力为由拒绝。 他只能再次回到重庆，以每月60元的价格在北碚火车站附近租住一间民房。 日子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妹妹张蜀锋打听到他的下落，将之接到武汉。 2008年6月，张蜀锋在武汉汉阳区钟家村为张博士租下一间2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从自己的公司给他开一份四、五百元的工资。 2010年底，张博士回国后从外甥女蓝继红那里借的1万多元补缴的社保生效，他可以领退休金了。 为了让他安度晚年，张蜀锋出资在歇马镇购买一套在建的两居室经济适用房。 但张博士的晚年生活却并不平静。 习惯性便秘仍是老问题。通常，他会在早上6点起床。在厕所蹲到9点多，洗完凉水澡，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 俄语学习无可避免地落下了。“现在是与疾病斗、与死神斗、与阎王斗”，他说。 六 2014年搬到妹妹购买的经适房之前，张博士一直住在龙车村。 唯一的朋友周准昌说，张博士刨过野菜充饥，为数不多的消遣，是塔林园不定期举行的文艺表演。 张博士赶到这里时，老年歌唱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龙车村村民听到扩音器里主持人招呼，一个个围拢过来。他则独自坐在后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 比赛开始，独唱、男女对唱、小合唱、大合唱交叉进行。虽然是老年歌唱赛，但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几乎都比他年轻。 比赛间隙，他看到周准昌，过去热情地打招呼，“周准昌和我一样，一辈子都是单身汉，我们是好朋友。” 周准昌有些不悦，“也不是很好的朋友，我只是可怜他。” 张博士讪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个60岁出头的男人的独唱，使台下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演唱者口音很重，几乎是用重庆话在唱《母亲》。 他唱得声嘶力竭，句句破音，每唱一句，台下就笑一阵。 张博士严肃地说，“不该嘲笑他，他只是方言味道太重。”话音才落，演唱者忘词了，尴尬地望着台下。张博士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他这一天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母亲》唱完，他跟着观众们热烈地鼓掌。随后，他静悄悄地离开——在这场小型活动上，他是真正的局外人。 这不是他第一次与外部环境疏离。前一天下午，他去歇马镇工商银行大厅排队取钱，突然用标准的普通话大声介绍俄语和法语的语法差异。 人们诧异地盯着他。一个中年女人向同伴比划着，左手食指在太阳穴的位置打转，然后指指张博士。 一个戴眼镜的男柜员低下头，捂着嘴不敢笑，脸憋得通红。 保安警惕地绕到张博士左后方，放在背后的双手握紧黑色的橡胶辊。 张博士越说越兴奋，攥着拳头高声用俄语大段背诵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朗诵完《海燕》，他又没有任何征兆地陷入沉默。大厅里的人们也跟着沉默。他没有理会那些人的目光，背起塑料桶，缓慢地走下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