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低保真和边缘人的胜利
我是本片中的“大象”之一，落魄的待业者，潦倒的诗人。
起初参与这部短片的拍摄是为了帮助导演金城屹完成毕业设计，包括另一位“大象”许文博，我们都是相识多年的同窗好友。因为口齿不够伶俐，脸皮薄，我向来是不愿意面对镜头的，甚至接打视频电话都让我不适，但老朋友毕业有难，当然是要豁出去了。
后来得知这部影片参选，我还没当回事：谁会严肃对待一部座机画质、絮絮叨叨的纪录片呢？再后来，抚顺的大象走到了海上，还要走向北京。这是我始料未及，也是喜出望外的。
透露一个“花絮”：这部短片的最初版本由三个人物视角相互切换，除了我和文博，还有一位锒铛入狱的、背负命案的嫌疑人。是的，我没开玩笑，是字面意义上的犯人。当然，为了过审被剪掉了，换成了切合诗歌主题的云南象群。
我和文博，包括导演，都是不擅社交、性格执拗的边缘人，用惘闻乐队的歌来形容就是患上了“21世纪不适症”。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家国命运，我们都没有信心，而且早就习惯了霉运降临在自己头上。抵触“老中”、“国男”的同时又没有什么与之抗衡的生活方式，渴望超脱这一潭死水却在原地兜圈，就像哪吒乐队的歌词里写得那样：“你觉得恨又离不开。”
我写这些诗的初衷也是折射萧索的大环境笼罩在个体的内心阴霾，比如流调中最辛苦的人、从天门山一跃而下的青年、在誓师大会干呕的学生……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写着写着会落泪，能体会到西蒙娜·薇依创作《工厂日记》时的悲怆感。我对自己的语言技艺没什么信心，但这些诗关乎一代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底色。我记得《猜火车》中有一句颓丧而卓富生命力的台词：“我们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是地球上的渣滓，是拉在文明世界中最悲惨、最卑劣的一坨屎。”
在灵活就业的那几年里，我常常为生存问题发愁，觉得自己被“好好学习”、“天道酬勤”那一套旧观念给骗了。但这几年的苦闷经历也让我的灵魂变得坚韧、深刻：我在精神世界里是个流浪汉，开始读老庄，用英语翻译嵇康、陶潜的诗词，这些文学给了我实打实的安慰。我重新捡起了摄影的爱好，专注于记录老家抚顺的老建筑，那些杂草蔓生的厂房、老旧的回迁楼和梦核的儿童公园就是我的游乐场和避风港，是鄙帚自珍的存在。
如今，我已经将“事业编”、“国企”、“公务员”这些令大众垂涎三尺的铁饭碗职业纳入劣等词汇的范畴，且永久性地将其列入个人职业生涯选择的黑名单。这些字眼和“李佳琦”、“孤勇者”、“蜜雪冰城”一样病毒式繁殖，并堂而皇之地侵占着私人空间。当我看到毕业班就业统计表上近七成的学生选择考公考编，我很沮丧，这是一个多么死气沉沉的社会啊。陷入安全温暖的集体拥抱一定很幸福吧，那为何不参与其中呢？因为我想做一个人，有社会属性的自由人。就工作的创造性和价值性而言，安贫乐道的清道夫也比外宣肉喇叭更高贵。
我还想回答为什么影片穿插着云南象群北迁的影像。无关乎生态学意义，这些出逃的大象就像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动物喻体，富有神性，揭示了后现代世界的荒诞、残忍和注定徒劳的浪漫。当然，刘擎教授的宣读词让我很感动：“它呈现了与适者生存法则反差鲜明的不适状态。正如新闻报道中野象群的隐喻，与主流的竞争游戏完全脱节。两位年轻人的回忆、疑惑和自白触及了我们时代核心的社会问题，抵达了对存在意义的哲学追问，蕴含着诚恳与反思的力量与诗意。”
很怀念拍摄这部影片的日子。我还能回想起和金导在废弃的涉黑酒店里的漫游、在三八线冷面店吃的朝鲜饭菜、在海城小世界里的喃喃自语。这是一段放慢倍速的、冒着哈气的无聊故事。约翰·列侬曾说过：“你所乐于浪费的时光并没有被浪费。” 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