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中，一群同時具有加害者與受害者身分的臺灣人──馬來西亞山打根俘虜營的臺籍戰俘監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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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因廣大香港移民聚居，而有「小香港」之稱的山打根（Sandakan），位在跟臺灣距離其實不遠的東馬來西亞沙巴州屬。即便因城市發展的關係，市區榮景不再，山打根仍舊作為婆羅洲雨林的熱門入口之一，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國際觀光客。儘管這個地名對臺灣而言有些陌生，然而上個世紀此地最血腥的一段歷史事件之一，卻有臺灣人參與其中，那就是發生在二戰尾聲的「山打根──蘭瑙死亡行軍」（The Sandakan Death Marches）。

現在的山打根紀念公園（Sandakan Memorial Park），是二戰期間日軍用來關押盟軍俘虜的好幾個戰俘營之一，其中尤以澳洲軍人佔營區內被俘人口的最大宗，其次為英國軍人。而山打根戰俘營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原因在於，當時能倖免於難的人數極其稀少，在行軍開始前最高曾關押約兩千名俘虜的山打根戰俘營，在1945年8月終戰後，僅僅只有六名成功脫逃的澳洲軍人存活下來，其餘的戰俘在遭俘期間紛紛因為重勞動、飲食與藥品的稀缺，逐漸死去。而三次嚴峻的行軍則更以可觀的數字消亡俘虜。時至今日，這個紀念公園由澳洲與沙巴政府共同維護，每年4月和8月各舉辦一次紀念活動。如今園區留下的遺跡並不多，只有一個當時發電用的鍋爐和協助機場建設的挖土機，以及一個水井。相關歷史故事則保存在園區內一個佔地大概不到三間教室大的展示中心內。裡面有相關照片、影音內容和文字解說，還有一個房舍模型。

彼時日軍為了連接菲律賓與新加坡等日本佔領的東南亞諸國，移動了原先關押在新加坡、和砂拉越的古晉等地的盟軍俘虜，到山打根建造機場，作為中繼站以連接菲律賓和南洋群島。根據日內瓦條約，首先戰俘不得被迫為敵軍建造與戰爭相關的設施。再者，日軍未妥善提供建造機場所需的機具，加上在日益困窘的糧食和藥品供給之下，許多戰俘因此日漸虛弱。而隨著戰況愈來愈不利，日本開始向臺灣和朝鮮徵招軍屬，讓更多日本軍人投入前線作戰。軍屬雖非正式軍人，以擔任勞役工作為主，但仍受相關軍事訓練。許多來自臺灣的軍屬便被發配在各個日軍佔領地的戰俘營中擔任戰俘監視員（Formosan Guards）。終戰後，這些日軍麾下的臺籍軍屬紛紛被以戰犯的身分起訴。

一些婆羅洲在二戰期間作為日軍基地（戰俘營）的歷史，主要資訊來自國史館的《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作者李展平採集了當時仍在世、且願意談論那段故事的監視員們的訪談資料，敘事角度也基於各種原因，在所難免地展現了對那些為日軍所利用的臺灣人們的關懷。書中將這段歷史定調為殖民地人民的悲歌，訴說臺籍軍屬為軍國主義弄髒雙手，但最後卻落得以「戰犯」身分站上審問台的下場。然而，山打根紀念公園裡的展示中心卻提出不同的控訴。

展示中心的尾端，牆上斗大的標題寫著：「Brutality」（殘忍行徑），戰俘到底都受到了什麼樣的殘忍對待？標題下的內文寫道：「體罰深刻在階級制度森嚴的日本帝國軍隊中。而由於戰俘處於此種階級的底層，他們的所受的待遇是極其殘酷的，特別是當日本人認為成為俘虜是一種恥辱時。1943年，在更多受徵召的臺灣衛兵取代了原先的衛兵後，戰俘的處境大為惡化。臺灣人自身經常受到日本統治者的歧視，因而對俘虜施加了嚴厲的待遇。」也就是說，由於自身受到日本軍官歧視與暴力對待的臺籍監視員，經常將所受到的挫折施加在戰俘身上，因此囚禁於山打根的俘虜們，處境因臺籍戰俘監視員的到來而急轉直下。

沒錯，即便他們理解臺籍軍屬自身所面對的結構暴力，但原來在當時那些戰俘眼裡，他們所帶來的暴力是如此具毀滅性的。陸陸續續瀏覽了一些資料後，在那裡發生的事開始有了更清晰的輪廓。

戰俘營裡的暴力與權力關係

最密集地奪走戰俘性命的是戰爭尾聲的三次分批行軍。當時因為日軍推測靠海的山打根隨時會有盟軍登陸，所以計畫將駐紮地遷往內陸地區的蘭瑙（Ranau），然而當時本就性命垂危的戰俘們多數無法負荷這樣長的徒步移動。最後逃跑成功、存活下來的只有六位澳洲戰俘。

在臺籍監視員的戰犯審判報告中，透過倖存者的證詞、法庭中（嚴格來說只是簡陋搭起的棚子）的詰問，說明了他們是如何將某些戰俘活活虐待致死。其中一個刑案是殺害試圖逃亡而被殺雞儆猴的澳洲戰俘Albert Neil Cleary。逃跑失敗遭到逮捕的Cleary被監視員連續三個半小時輪流施暴，除了拳打腳踢之外，也以棍棒和槍托毆打。為此案作見證的倖存戰俘之一Keith Botterill表示，他在隔日中午從勞動地點返回時，見到監視員還在打Cleary，到了夜晚，監視員輪班後的毆打更是變本加厲。

在這之後Botterill隨工作隊離開營區四天，他回來後見到Cleary還活著，脖子套著繩索綁在樹旁。蘭瑙的夜晚因地勢較高，氣溫寒冷，然而Cleary身上僅剩兜襠布，加上身患痢疾，只能倒臥在自己的排泄物與血跡中。這樣的狀態維持了大概十一、十二天，奄奄一息的Cleary被棄置在路旁的水溝，最後終獲允許讓其他戰俘將他帶到河邊洗淨並帶回營房。年僅二十二歲的Cleary不久後便死去。

參與虐行的三名監視員：漢名蔣清全的川上清（Kawakami Kiyoshi）、漢名王壁山的北村光太郎（Kitamura Kotoro）和漢名李琳彩的鈴木三郎（Suzuki Saburo），最終都遭判處絞刑。

孱弱的俘虜即便難以對日軍造成威脅，但因為身為敵軍的一員，在日軍的監管之下成為刀俎魚肉，接收他們無處宣洩的戰末挫敗。而肩負管理戰俘之責的臺籍戰俘監視員，當戰俘出現偷竊、逃跑等行為時，監視員會因為被上級究責而遭體罰，也因此，監視員們多認為自己無意加害戰俘，而只是在遵從命令。

關於服從命令的機制，人權與文學學者詹姆士．道斯（James Dawes）在其著作《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中有詳盡的思辨過程。道斯在書中採訪了許多二戰日本軍人，他們多半不給人「惡人」的形象，對談之中顯示，他們大多只是普通的年邁日本老人，有些甚至用餘生懺悔自己的罪行。然而到底是什麼讓他們能夠做出令人髮指的暴行？其中一位受訪者江波君表示，從回話態度到軍靴、武器的保養等等，都能是上級對他們呼巴掌的理由，「我們日夜挨耳光。結果就是，我們做為人而擁有的情感與理性被體罰徹底摧毀。然後當你聽到上級或老鳥吩咐些什麼，你會發自本能地馬上照辦──就像個機器人那樣。你大可以說每個士兵的個人自我都被殺死了，摧毀了。總之，他們就是有辦法把你訓練得像個機器人或奴隸，會以反射動作回應命令……」去年甫重獲出版的小說《獵女犯》裡，曾親身以臺籍日本兵參與南洋作戰的作家陳千武寫道，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天，主角「臺灣特別志願兵」林逸平頭一個想到的並不是和平的到來，而是軍隊裡權力的瓦解。「林兵長覺得這頓晚餐又香又好吃，從進入軍隊以來沒有吃過這樣輕快的晚餐；因為霸佔隊部的老兵們都癱瘓了，飯菜裡沒有摻雜著惡性權勢的油膩味道哩」。

日軍透過暴力在軍隊內界定不可動搖的權力關係，在這樣難以反抗的系統下，絕大多數的臺籍戰俘監視員，無論有沒有選擇，都在那個扭曲的環境裡變成了殘酷的殺人犯。然而江波君口中那個被摧毀的「自我」，有沒有可能是一種用以安撫良知的藉口？道斯對於服從命令這件事提出更令人不適的思辨：「集體暴力的成因是複雜的，但在大多數個案，集體暴力都可以回溯至一個簡單時刻：一個人（往往是男人但不必然是男人）拱手讓出自行判斷事情權利的時刻。」「服從上級命令有一種單純之美。但更吸引我們的是一種更全面性的單純：世界觀的單純。我們渴望逃離人生免不了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安躺在舒服的清晰裡。」

不一樣的關係──監視員與戰俘間的友誼

然而有極少數的人，硬是不願屈服於那樣的環境。有一位善待戰俘的臺籍監視員Nakamura Koji在朝日籍長官開槍並丟了手榴彈後舉槍自盡，沒能撐到終戰後的審判的Nakamura，因此沒有留下審判資料。另外一名派駐山打根的臺籍監視員，漢名林錦樹的豐田耕吉（Toyoda Kokichi）則透過審判報告留下他獨一無二的遭遇。

豐田耕吉跟其他六名監視員在行軍時被日籍軍官要求處決23位戰俘，終戰後這7位戰俘監視員被分別判處 12 年或 15 年的徒刑，然而，前面提到過的倖存戰俘之一Keith Botterill，在戰犯審判過程中，認出了平時總是善待戰俘的豐田，並提出希望重審豐田刑期的意見。Botterill在證詞中說道，豐田曾多次在要搜查集中營前事先警告大家，或是當日籍長官對監視員下令，要他們嚴格對待戰俘時也會預先示警。Botterill並補充所謂的「嚴格對待」被戰俘們私下稱之為「仇恨時段（hate session）」。比對歷史學者田中利幸（Tanaka Yuki）在其著作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中對山打根死亡行軍的研究，「仇恨時段」指的可能是日籍軍官在戰爭情勢愈來愈不利的時候，開始會透過觀看監視員毆打戰俘來取樂這件事；田中利幸也指出，與此同時，日籍軍官也會以不當對待戰俘監視員來緩解自身的挫敗感。

豐田耕吉的刑期後來在加入了另一位倖存戰俘William Sticpewich的證詞後，最終確定縮短至兩年。Sticpewich在證詞中表明，他曾經目睹豐田因為拒絕懲罰戰俘而自身遭受懲罰。此外，他還樂於學習英文，因為不希望跟戰俘之間產生誤會。豐田還會自掏腰包買食物和香菸給戰俘，甚至在戰俘們休息時幫忙把風。豐田耕吉是山打根戰俘監視員中唯一一位在判決上有這樣翻轉的例子。

為豐田提出上訴的這位倖存者Keith Botterill在終戰後回憶道，他那個小組在行軍時，有五十個人一起出發，抵達蘭瑙時已經只剩三十七人，無法抵達的俘虜多半直接橫死路邊，若是有半死不活的俘虜跟不上行軍的腳步，則會被射殺或是以刺刀刺死。Botterill說，一路上，他漸漸明白先前出發的隊伍大抵都碰上了相似的命運：「雖然我沒有看到比我們早出發的那些人的屍體，但我聞的到。」

豐田耕吉的審判不外乎是特例中的特例，他是少數能在那個扭曲的背景下仍友善對待戰俘的監視員。而他的例子更讓我們看到，倖存者在行過地獄之路後，為他人曾展示的善意做見證，即便彼此曾因為戰爭而站在對立的兩邊。

二次大戰時在山打根發生的事，以臺灣人的角度來說非常不體面，而設法理解創傷性事件的加害者，在倫理上更是非常艱難。然而就像山打根紀念園區掛著的標語：永誌不忘。標語不見得有力，但卻也引人思考什麼事情被記得，而什麼事情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