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英电影第七期 || 谁配举起雷神之锤？古典政治中的德性

不管是谁持有此锤

只要他配得上

就将拥有雷神之力

Whosoever holds this hammer, if he be worthy, shall possess the power of Thor.

Vol.01

现正上映中的《雷神4》，已经让托尔·奥丁森拥有了第四部独立电影，超过了目前漫威电影宇宙任何其他一位超英。2011年，由莎翁剧出身的肯尼思布拉纳导演的电影《雷神》第一次将这个角色带入了漫威电影宇宙。布拉纳的执导，他的御用作曲Patrick Doyle的配乐和剑桥古典文学系毕业的抖森等等，都使得这部电影带上了浓重的莎士比亚气质。阿斯嘉德的天神，莎翁笔下的王族，似乎与作为现代普通人的我们隔开了无数彩虹桥，然而为何这些故事依旧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正如布拉纳在解释为什么托尔的王子身份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时所说的——

人们关心的是权力走廊里发生的事情，不管那是在白宫还是白金汉宫的走廊。因此，莎士比亚对中世纪皇族的生活感兴趣，但他也借用过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来写相同的故事。我觉得斯坦•李就是借用了莎士比亚没有用过的神话。他们两人都认识到这些神话包含了短暂流传的高度浓缩的故事，我认为这些故事是相通的。如果这些故事之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在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这样的故事中，年轻莽撞的王子遇到了坏朋友：他能当上国王吗？在《雷神》中，我们的缺陷英雄必须取得当王的资格，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可能造成的危害。莎剧中可能危害到的是欧洲和英国，而这里是整个宇宙。当这些家族中闹出矛盾的时候，所有平民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当托尔大发脾气，吼了他父亲而遭到放逐的时候，世界刹那间就变得不稳定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演员们认真对待这些危害，就会充满激情，充满张力。我觉得包括莎士比亚，包括漫威作者们在内的说故事高手们，对于观察这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身上的普通人性缺点（虽然他们身为神），都有一种执迷的精神。

施特劳斯学派的学人们也曾指出，莎士比亚是以诗的形式传达了对于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莎士比亚戏剧刻画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处境，其主角或是贤良的统治者或暴君，或是置身于具体政治情境中的人，通过展现这些政治人物的言行和命运，莎士比亚提出了某些永恒的政治哲学问题，比如：何为最好的政治秩序、何人应当统治、何为正义、何为美德、政治有何限度、如何认识人性等。[Howard B. White. (1978).Antiquity Forgot: Essays on Shakespeare, Bacon, and Rembrand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5-30; John Alvis. (2000). Shakespeare as Political Thinker. Wilmington, DE: ISI Books, pp.1-23] 这些问题至今尚无理想的答案，这也就决定了哈姆雷特和托尔洛基们的故事将继续以各种各样的传奇形式演绎下去，并始终提醒我们政治思考的关注点在经过古今之变之后已经经历了多大的转向。

Vol.02

古今之变中最可堪称革命性的政治范式转化，就在于人民主权理念的崛起。现代的政治思考当中，人人平等是最基本也最为“正确”的范式，哪怕有些人默默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加平等”，至少没什么人会在明面上挑战这一理念。在这一基本范式的统摄下，现代的政治思考关怀的侧重点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权利及福利，并基于“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如何服务人民的福利”这样的目的来设计制度和政策，例如宪政法治、权力分立、再分配与基本收入等等。

然而，这些很难说得上是古人面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方式。郝景芳在《雷神》的影评（点击此处查看）中指出：“我们传统的课本和文学舆论里，往往对富人或贵族有‘反向偏见’，似乎生在富贵之家直接等于这个人品性不好。‘富二代’几乎是‘渣’的代名词。其实这和美化富人、神化贵族一样的肤浅。”从贵族统治向平民统治的过渡被认为是历史进化的重要标志，然而，现代的平民社会所产生的自下而上限权的思路，建立在有更多的主体有能力参与进政治生活的基础之上。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的前提必须是有资本使自己摆脱繁重的生产工作，如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闲暇是全部人生的惟一本原”。［(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这也就使得政治在客观上只能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所以，所有的应对方案，基本上都绕不开这些执掌权力的政治精英：在“少数精英掌握巨大权力”已经是一个既定的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人拥有领导国家的资格？如何防止这些人转过来危害到共同体？古人在这种问题意识下产生的政治智慧，就凝结成了一套我们现在看来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方案——德性。

Vol.03

德性(virtue)在古希腊原文中为aretê，在荷马史诗中用来表示任何种类的优秀或者说卓越(excellence)，而非狭义的“美德”。Aretê可以在运动员、士兵或者智者身上使用，例如，快跑选手就展现了他双脚的aretê。[(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在更往前的巫史文化中，“德”是可以创造、凝聚和吸收的神秘能量，夏商时代的玉器就是德的能量转换器。这也是雷神的锤子可以检验德性的原因，因为德性在古老传统中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而这是已经习惯了实证主义科学的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德性首先是一种独立于个人、高于个人的客观秩序或者说价值规范，这一规范优先于具体的个人品质，更接近于中文中的各种“统”，如道统、法统、血统、政统。约翰·麦克米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说：“詹姆斯二世是不好的国王，但统治资格名正言顺。”这里的“不好”与“统治资格”都是价值评价，但前者指涉的是掌权者的个人品质，而后者针对的是权力运作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前者与掌权者作为一个“人”本身息息相关，但后者并不care掌权者具体个人。不管他是张三还是李四，是托尔还是海拉，是朱元璋还是陈友谅，是麦克白还是李尔王，合法性/正当性关注的都是其“职位”本身的来源和谱系是否符合作为“正当程序”的一套整全的价值规范。其实，在当代，这种价值规范的作用依然存在，例如在民主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领导人即拥有合法性。然而一些复制了选举制度的国家在选举之后仍会遭遇街头政治和军事政变的冲击，其因无二，正在于这些国家尚未建立“民选上台即合法”这套价值规范本身。

扯远了，比起现代，这种价值规范的“正当程序”作用更为显著。在我们的观念中，封建王权似乎独裁，然而这种政体是基于传统价值规范的政体，它的权力并非源于自身。传统规范就是一整套价值观念的权威，只不过以神圣教会和正统君主为化身。柏克声称“我们的礼仪风尚、我们的文明，以及所有跟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美好事物……世世代代有赖于两条原则……我指的是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贵族和教士，一个以其职守，另一个以其庇护，使学问得以存在。”[(英) 波考克：《德行、商业与历史》，三联书店2012年，第320页] 传统规范先于王权，大于王权，王权只是作为传统规范的化身。因此这种王权依然是有限政体的一种，它不能自我授权，而要诉诸自己之上的元规范。而证明自己符合元规范的方式大多带有“自古以来”的味道，因为元规范本身就被认为应当已经经历过时间的考验，正如詹姆斯一世与柯克法官相互争执，采取的做法却都是将自己所执掌的权力向前无尽追溯，甚至到达《圣经》或亚瑟王时期，靠比较谁的权力依据更久远来定胜负。这样一来，正所谓“天经地义”，价值规范甚至和自然法则没有明显的区别，政治体制如同生物性家庭的模拟，或者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父权制。

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种种在现代人有色眼镜看来保守落后蒙昧的色彩，几乎违背了所有大行其道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看来，任何国人现在都会嘲笑晚清时倭仁反对洋务运动的那句话：“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但是，将这种约束放回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当中，就会发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政治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的时代，国家的力量对于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你只能靠传统价值伦理来对其进行约束，对任何政治行为进行道学家式的褒贬评价，以实现对权力的可预期性。[施展：《枢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页] 否则的话，偏离“正统”，代价很大。这代价，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僭政”。

Vol.04

僭政是不受传统和先例约束的无限权力，僭主自我授权，而非来自正统方式。洛基为冰霜巨人血脉，连庶出都不算，比起嫡长子托尔，不可能有统治阿斯嘉德的正当权力。洛基夺权，即为僭主。这无关个人品性与能力，也无关腐女们所愤愤不平的父母对托尔洛基爱有差等。纵然被贬下凡前的托尔愚钝好斗狂妄贪婪，纵然洛基得知真相前其实也未被偏待，奥丁依然不会考虑由洛基继任阿斯嘉德大统，哪怕是在进入奥丁之眠后，王后弗丽佳依然透露说放逐托尔其意只在促其历练而非放弃托尔。洛基与生俱来的权力乃在尤顿海姆而非阿斯嘉德，是谓“物自有序各得其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这一灾殃就在于，僭主由于得位不正，深知自己掌权后也无法享有天然合法性的保障，因而往往深陷持续的焦虑与不安中。除非他有能力建立起一种新统，从而使自己在旧秩序下惊天骇人的行为在新统中获得意义。[施展：《枢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页]（像武则天在现在可以有女权主义（点击此处查看）的理论武器，又或者像《异人族》中的马克西姆斯一样将自己的谋朝篡位包装在“颠覆异人与一般人的等级制度”这一宏大叙事下，虽然这是一部漫威系列中出了名的烂剧）否则，这种不安全感既可能使其因多疑而需要施行更加残酷的暴政以消灭来自各个方向的真实的或臆想的威胁苗头，又可能会促使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力度企图通过政绩功业来确立合法性，最终变成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瞎折腾、乱作为。于是，奥丁的养子需要派出毁灭者铲除奥丁的长子；于是，冰霜巨人之后裔想要用毁灭冰霜一族来证明自己。

所以，遵循历代相传的“正统”，即在于把稳定的一般性规则置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此类实用主义之上。在军国大事上还搞谁行谁上、管用就好的哲学，把对统治资格的评价让位于对个人能力的评价，看似能够获得短期收益，实际上却会鼓励更多野心家想要平起平坐的机会主义行为，无法让生活在此中的天下苍生建立起明确而稳定的预期。即使在今天，这依然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法治和宪政来约束权力的专断恣意之基理。[刘仲敬：《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一起来欣赏基神用眼神与表情传递的情感爆发。目前看来MCU里演技爆棚程度能达到抖森在《雷神》里这种层次递进级别的看来只有阿伟在《尚气》里演的徐文武/满大人那些不怒而威但完美显露内心起伏的片段了（点击此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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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作为一种“统”的客观德性为权力运作的架构提供了一个合法性/正当性评价标准，它起到的作用也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确保长远的秩序，而无法阻止一个莽夫成为法定接班人，无法回应“一个不好的人却拥有名正言顺的统治资格”这个难题。毕竟，高贵血统可以遗传，高贵人格却不一定。

更为晚近的思想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便已驳倒了强权即真理、高贵血统天然正义的概念。相应地，经典文献更多地将“高贵”“强者”的基本内涵定义为自由、自足、独立、不受外在命运的打击、充沛地实现自我。而实现这样一种“强者的自由”，或者按现在的话讲叫“内心的强大”，就需要同时应对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欲望，而这就需要诸美德的修养。毕竟，“德性”原初的含义即有能力把某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而这就指向“至善”（Perfection）。” [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这就是古典方案给出的对策——主观品质意义上的德性。

《雷神》中的莎翁戏剧张力，就在于这是一个自负王子在兄弟阋墙的宫廷王位之争中落难、下凡、与人间女子相恋，最终重新认识自我，学会勇敢、节制、仁爱和睿智诸美德而成为一个合格王位继承人的老套但传奇的神话结构。其中，在人间漂泊以及回到天界拯救一个敌对的国度，分别包含了托尔在成长为一个高贵强者过程中所需要克服的两样东西：外在的命运与内在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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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戏剧与莎剧中，悲剧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古典文学、史诗与历史著作的审美基调就是悲壮的。这种悲剧的主旨往往是追求卓越的英雄向上冲击，却遭受其所无法改变、无力抵抗的外在“命运”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命运”往往是萦绕在古代政治思考上方的幽灵。针对“命运”的诠释，当然可以是揭示人力之虚妄当常怀敬畏之类的警世恒言。但反过来，正是在这种叙事中英雄或者说强者才展现出人性当中的色彩，他/她愿意付出暴死的代价，只因不想与广大弱者看齐。故而，在厄运当中，才更加考验诸德性中的首要美德——勇敢。

在后荷马史诗的时代，aretê一词首先就被用来指代战士的勇敢。英雄社会中勇敢的概念和友谊、命运、死亡等概念紧密关联。勇敢不是鲁莽好战，所以古人不会把托尔试图赤手空拳灭了冰霜巨人当作勇敢。真正体现出强者勇敢的高潮，是四勇士被打败后，已经沦为凡人之躯的托尔为了保护众人依然敢于站出来直面弟弟派来的毁灭者并牺牲的一刻。这是一种在磨难中保持尊严的品质，而政治家的这种品质不仅对其自己十分重要，对于其所领导的共同体亦极为关键。因为如伯里克利所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马基雅维利因此认为，唯有强势阳刚的德性才能激励民族从奴役解放出来，阴柔奴性的民族则不配自由。此即所谓“德性可以战胜命运”。

西塞罗反复论述过，强者的人生目标应当是集中精力追求荣誉。荣誉亦即尊严。对尊严的维护不会屈从于外在环境的变化，无法还原为成本收益分析和理性计算博弈，在任何境况下都只做符合内在身份体统的事。例如，既然强者的德性主要是维护和平帮助弱者，那么即使已是凡人之躯也要挺身而出保护其他的凡人。正是因此举，托尔重新拥有了举起锤子的资格，也意味着托尔的德性再次配得上成为王者。在先哲看来，恰恰是生活窘迫的平民或品格猥琐的懦者，才时时处处只看到“用处”。奖惩赏罚只对仅仅懂得趋乐避苦的人起效，所以在古代社会，刑不上大夫，严刑酷法本质上只针对被认为不会追求荣誉、没有羞耻感的弱者。高贵强者才不会关心“实用”，才超越了物用层面，也因此才脱离了必然性的领域而进入自由王国。如果政治家也屈从于外在的功利激励而放弃“体面”，那么他只会被认为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坚强意志，属于巴甫洛夫的狗般被挟持的傀儡，于城邦与王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这个角度讲，那些嘲笑“费厄泼赖”、嘲笑“不肯过江东”、嘲笑“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的“伟人”们，即使上位，也只不过是些僭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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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我们小人物无望摘得命运女神帽上的纽扣，也只能期盼大人物的理智和睿智了。——《哈姆雷特》

如果说勇气尊严荣誉等等是一种向外舒展的品质，那么克服内在的欲望则需要另一套德目。在电影中，这就是奥丁一而再再而三提及的“睿智”。

“睿智”的一个核心面向就是“节制”。这一在古希腊被称为sôphrosunê的美德与荣誉、正义一样在古典德性中位列前排。它在起初被认为是一种专属贵族的美德，因为它指向有权力但不滥用权力。[(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这种对内自我克制的品质所针对的就是强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没有将追求荣誉理解为保护弱者，反而将其理解成恃强凌弱，如阿克顿勋爵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现代各种权力制约技术尚付之阙如的古代，政治精英的这项痼疾不仅会危害自我，对政治共同体同样也是极大的威胁。托尔试图惩罚冰霜巨人，却险些重启战端；洛基为了自我证明，而甘心毁灭尤顿海姆。因此，才需要用节制，以及相关的仁爱、谦逊、睿智这些向内自我约束的品质来规训、驯化君主和贵族。圣奥古斯丁将这项顽疾称之为“统治欲”（libido dominandi），并在《上帝之城》中用其来区分理想政体与现实中腐化的政体：“地上之城统治欲统治其王侯，如同统治它所征服的民族；上帝之城双方在爱中彼此服务，掌权者以看顾，服属者以服从。”（第14卷第28章）理想的基督教家庭中家主们“不是出于统治欲而发号施令，而是出于看顾之职责；不是出于作主子的骄傲，而是出于关切之仁慈。”（第19卷第14章）。[高全喜：《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学会了这些的强者才能够拥有政治家所应当具备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非纯粹基于统治者身份而追随自己欲念，包括爱欲。因此，合格的王位继承人不仅为了维护九界的和平可以保护自家的世仇、纠正自己的兄弟重蹈自己曾经的权欲熏心的错误，甚至也愿意将联接天界与凡间的彩虹桥砸毁，从此与简·福斯特像牛郎织女那样天人相隔。如果说为了追求品德完善而克制自身欲望是成为一个好人的标准，那么为了众生福祉而牺牲自己正当的儿女情长已经是成为一个好政治家的担当。

Vol.08

德性的清单大致列举如此。还剩下一个问题：如何将这些德性灌注到统治阶级当中？从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到早期现代的共和主义者，古典方案都注重“人文主义研习”（studia humanitatis）的重要性，强调荣誉、职责和政治参与，从而形成了一种“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的德性伦理学。

这种德性伦理并不同于当代的道德理论。当代的道德理论有两种主流范式，恰好对应了复联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位。钢铁侠的行事风格和思考方式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而美队则是完美的康德式“行所当行在所不惜”的义务论者。在现代人看来，你采取何种道德原则是你的一项决策，例如在“电车难题”来临的关头是要牺牲少数拯救多数让火车改道还是秉持绝不杀人的原则而拒绝将火车改道。这两种当代的伦理学范式都把重点放在行为上，行为准则是外在于人、由人自主选择采纳哪种行为准则的，按克尔凯郭尔的表述就是道德原则对人的约束力独立于人们自身的态度爱好和情感。

但是古典的德性伦理学则把重点放在行动的人本身。德性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道德原则并非由人所选择的，而是内在于人的生活方式的。行德之事乃因事合德，而非被要求或规训如此。要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将美德当作一种实践理性，当作一种修养。这样一种修身齐家的功夫不需要像康德后来所认为的那样让人们为了更高尚的原则而克己复礼、强行压制自己的爱好(inclination)去行动，而是将美德本身培养成人的爱好，使人们脱离低级趣味而自然而然地爱好上一种“高级趣味”。[(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所以，队长做正确的事，是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并一以贯之地坚持的原则；而成长后的托尔做正确的事，是因为这乃是他作为一个为荣耀而生的奥丁之子与生俱来的性格，代表着遵循所有品格的最高标准的不朽品质。[(美) 马克·D.怀特 主编：《<复仇者联盟>与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这样一种德性培养方案是基于少数人掌握大权的古代现实出发的。在没有更多的政治主体能够参与分化、约束权力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一种最能够使德性发挥作用的技巧。不用说，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显然是应当为强者所不屑的。不过，义务论所提供的保障力度也太过薄弱，难以保证强者能够持之以恒地对抗自己的私欲。只有调整策略，使德性成为爱好，使行德成为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使人像厌恶苍蝇蟑螂一样本能地反感悖德之行，才能防止贵族因为无法抵挡自身偏好的诱惑而做出背德之事。所以，“封建主义的武士是一种基于出身的权利，技能取决于罗马式的经验训练，没有或几乎没有纯粹抽象的学问。这些训练从少年时期开始，从不脱离贵族阶级的实际生活。贵族的天职就是长期和精练的仪式活动……经验知识就是最佳状态的自然流溢，犹如罗马元老和英国绅士的德性……不需要或是几乎不需要专业技能，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刘仲敬：《经与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德性伦理学也因此具备了积极有为的气质，因而与共和主义存在着紧密的亲和关系，使之成为一种相比于现代主流的政治理论更加重视主观能动性的行动哲学。柏拉图是“沉思先于行动”这种调调的先驱，到了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更多地将政治视为“必要的恶”，认为政治只不过为人类从事其它更有意义的活动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而已，因而对政治行动并不抱有太大的兴趣；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讲，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人顶多以阶级作为基本单位进行集体行动。但在普鲁塔克看来，“行动”或“公共生活”高于哲学或者广义的“文化”生活，政治是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事业。现实的个人即便因敢想敢做而最终走向悲剧，也是可歌可泣、可以大书特书的，也高于平平安安的一生。[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5页]到马基雅维利这一批近代共和主义者则主张，只有德性可以战胜腐败，维持一个良善政体。共和主义的一个预设是，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赖于制度设计外，还要看公民的德性，德性与自由相互支持，公民只有积极行动方能维持正道，而德性败坏之时，即为政治衰亡之始，正所谓“武德充沛，费拉不堪”。现代的共和主义者如阿伦特，更是主张“行动”是人区别于自然界而特有的活动，因为不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工作”，行动不受制于必然性或者功利动机，而体现出人有做出自发创举的可能性，因而是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途径。在这种关照下，人不是也不能仅仅是理性算计的博弈相关方，而需要的是激情、勇气与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做出行动，因为自由不能仅仅根基于利益的基础上，而更要伫立于德性之上。所以这种积极公民，往往在自由系于一线之间的危难之际、民主转型期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中，涌现得最为众多。

Vol.09

这样看起来，主观德性的积极有为气质似乎隐隐然与作为一种“统”的客观德性相冲突，正如共和主义常常和“激进”这个与保守主义在字面意义上构成反义的形容词挂钩。不过，究其内核，分布式的主观德性正是客观德性的基石。原因很简单：中哲道“徒法不足以自行”，西谚云“为权利而斗争”，一种高于世俗权力的自然法或者道统能够有力制约掌权者的前提是有其他人有实力且有意愿捍卫这一价值规范。这需要在政治权力未被垄断、社会结构维持多元的均势平衡格局下才有可能。昆廷·斯金纳指出，自由的对立面不是“干涉”，而是“依附”。[（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如前所述，“强者”的古典内涵核心即在于“独立”，而无需仰赖他者。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产的自由人是天然的德性强者，而奴隶只懂得恐惧与愚昧之下的“忠诚”。在日耳曼部落中，“夫拉矛”（framea）就是选票，每一个有资格手持长矛的战士都可以在部落大会举起长矛表示赞同，用嘘声表示反对。当诸城邦的富农和小庄园主们有足够财力将自己武装成重装步兵时，他们就结束了古希腊的王政时代。罗马中产阶级自由人为捍卫罗马法保卫下的私有财产和生活方式而战，罗马公民兵军团因此彪炳史册。在15世纪的福特斯丘看来，英国拥有足够的财产殷实之人，从而使他们可以免受他人权力干扰来为共同体的利益而独立行事。[菲利浦·霍夫曼、凯瑟琳·诺伯格：《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常备军兴起，服兵役的“血税”最终促使大革命爆发。哪怕是中世纪的封建王国或者匈奴、蒙古、女真等游牧帝国，贵族担任的重骑兵都保证了等级会议和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样的军事民主制度存在。而恰恰在缺失阶级、职业团体或本土共同体的地方，历史才早已终结，只有权力独大的朝廷与一盘散沙的奴隶上演着千篇一律的改朝换代，唯一的不同在于皇帝姓谁。德性充沛是一种系统积累，正因无人能够挺身去维护政治理想、责任与合法性这些看似抽象的价值理念，反过来也没有什么客观德性来凝聚人心。伊苏斯之战中的波斯大军两倍于敌，却仅因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即作鸟兽散。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出征欧洲，将士却需将资产折成金银携带以防远行时被苏丹随意抄家。[（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杀戮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这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地方，就是德性的洼地。

今天这个价值被祛魅得近乎绝望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却将芸芸众生放到了曾经贵族的位置。因为按照韦伯的看法，在这个时代，个人只有以一种不断努力斗争进行自我磨练的日常伦理，来成为“那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而真正在政治中找到“自由与个性的空间”的孤独的人。这种被罗曼罗兰概括为“看清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正是作为古典精英主观德性的强者自律与自立。而这种积极公民，在现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越发难能可贵。《复联4》最终证明美队同样有资格举起雷神之锤，因为他填补的是早已消散的贵族在当今所遗留下来的空缺：在一个民主时代，谁来担当捍卫自由平等的德性强者。（点击此处查看）

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

武德充沛的自由人才配享有未来

Thor

7.6

Patrick Doyle / 2011

本文发布于“观点Pointout”公众号(gdpoin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