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一点《德国出版零时年》里关于原作的资料
小说的历史背景不明,叙述者始终紧贴他的德国主人公,在描述主人公遇到的其他人物,尤其是苏联人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时充满了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他们,“至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孩童,有一种幼稚的残忍和乐于助人的习气”,在小说中,他们“消瘦、眼窝深陷,一副穷酸样,看上去卑鄙、可疑,就好像他们能活下来都要感谢绞刑架上断裂的绳子一样”。战俘营中的一名苏联护士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既不能对任何德国犯人感同身受,也不像正常人类那样有情绪的起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个德国人,即使深陷困境,他们也能保持“教养”和人性,其中尤以昔日的军官最为出众。
直到几年前,巴伐利亚的一位广播记者才发现了“中尉福雷尔”的原型。他综合了很多可靠的线索,证明了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从未发生过。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内,西伯利亚东端根本没有什么战俘营,而所谓“真实的”克莱门斯·福雷尔也早在1947年就离开苏联战俘营返回了慕尼黑,因此不可能辗转跋涉3年。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此书讲述的究竟是谁的故事?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而是类似的关于战争和战俘的作品的真实性都非常可疑。
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鲍尔不仅仅依托于对时代的见证者科尔内留斯·罗斯特(福雷尔的原型)的描述,其自身的丰富经历也是他创作的源泉。鲍尔于1940年加入纳粹国防军,还参加过对苏联的战争。他当时的出版商赖因哈德·皮珀,很早就曾表达过有兴趣出版一本关于他这段经历的书。这与鲍尔的野心不谋而合,他一直关注着战争,开始勤勉地搜集资料。“从我们第一天越过边境开始,直到今天,经历了无数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可怕的和令人恐惧的事情。”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伟大的经历从来都是战争,是我们的战士所打过的仗。……苏联的风光千姿百态,无不美丽、灵动、震撼人心。令人恐惧的是苏联人,22年的统治留下的痕迹远比战争中的他们更可怕。我当时并未弄清为什么这一目标值得追求,但是处处都可以看出,灵魂的缺失、简单化、同质化以及所有对人生价值的贬低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必须面对这一切令我感到恶心和仇恨……命中注定我要遭遇战争,对此我毫无怨言。我很愿意再重新经历这一切,虽然辛劳,但我最终获得了成长。危险并未大到无法承担的程度。我相信,我会从这一切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