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子宫的权利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正发生》以毋庸置疑的优势拿下了金狮奖。影展结束后，我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了这次影展最喜欢的电影：我最喜欢《正发生》，男朋友最喜欢《上帝之手》，gay蜜最喜欢《犬之力》。原因都只有一个——这三部电影对我们来说代入感太强了，而它们又恰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别视角，是他者难以体会的心境。作为女性，我喜欢《正发生》，因为它足够坦率地掀起了女性感想不敢言说的悲剧：捍卫我们的子宫，究竟要经历多少伤痛？

作为一部法国电影，《正发生》继承了同年夺得金棕榈的《钛》的真实、残酷、裸露和直白，在电影节展映期间，一名影评人甚至在观影过程中因为对某些镜头感到不适而当场晕倒，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诊。《正发生》叙述了一名意外怀孕的女学生安妮的经历，60年代的法国，堕胎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会让医生和孕妇都面临牢狱之灾。一如电影名《正发生》这三个字所阐述的那样，从安妮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第一个数字开始，怀孕的焦虑、女性的社会压力、来自外界的羞辱以及身体的痛楚，超越了电影线性时间和历史界限，影射在当代现实社会当中。

生育虽然说是一件普通人在二十多岁以后才会真正面临的问题，但是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早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一种想法：长大以后，她们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妈妈，就像她们妈妈的命运一样。没有人会在女孩小的时候告诉她们，身为女性是否有选择成为妈妈的权利；在她们长大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拒绝成为一名妈妈。生育的代价和养育孩子应当具有的责任感在社会的审视下被刻意淡化了：它仿佛是每个女人按照人生轨迹过日子时必要经停的一个驿站，到了发车时间刷完票以后，人生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过下去。直到有一天，女孩的小火车终于行驶在了成为母亲的车道上，才会发现，生育事实上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一旦试探性地打着灯开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变道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波伏娃说，“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长成了女人”。

显然，怀孕过早地出现在了安妮人生列车的轨道上，她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变条道。她本是文学系最出众的学生，渴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走出无产阶级家庭的困境；她沉溺于文学，留恋萨特和加缪畅谈自由的书页；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她可以始终保持清醒地淌过那些渴望她的男人们，坚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安妮的目标很明确：为了能够继续学习，她必须要冒险堕胎。无论要经受多少身体上和健康上的折磨，她都渴望逃离，是因为只有这么一条道路，才能逃离整个社会为妇女设下的永恒不变的结局。

在电影伊始，导演奥黛丽·迪万将镜头近距离地靠近在安妮的身侧或者身后，观众始终只能看到安妮的背影或者侧脸，直到场景切换到安妮的日常校园生活时，观众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安妮的正脸。全片采用了大量这种四分之三的镜位，就像是用一种亲密朋友的视角伴随着她，让观众能够和安妮用同等角度审视生活。在女性电影中，观众通常站在一个评判者的位置，人们迫不及待地从女性电影中挖掘和现实社会关联的真相，批评它、讨论它，有时候，女性电影需要观影者具有一定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同理心才能理解导演的意图；《正发生》在全片贯穿的这种从安妮主观视角出发的独特亲密镜头，无限放大了安妮的情绪感染力，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投入到了早孕学生在60年代封闭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安妮正在经历的，也是观众一起面临的。对于一部女性电影来说，最大的困难或许就是如何跨越性别障碍，让所有人都可以最大程度地站在女性的视角去看待她们所遭遇的一切伤害——《正发生》却做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正发生》是如此地真实又残酷。99年出生的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饰演的安妮冷静、果断、隐忍。她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怀孕的周期，一边毫不犹豫地一步步实施自己的堕胎计划，表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勇气和沉着。她无法轻易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即便是亲密到可以共享同一快口香糖的好朋友，也不能接受她堕胎的决定。《正发生》用“少女怀孕”作为引子，揭露了一个女性在社会中常遭受到的多重压力——包括来自于同性本身的责难。安妮的密友前卫开放、毫不掩饰自己对情欲的渴望，却在精神领域囿于社会封闭的界限，对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想法不敢苟同，在安妮最无助的时候离她而去；导演选用了一场裸露的浴室戏来表现安妮和宿舍楼里其他女孩的争端，雾气弥漫下赤条条的女孩们像重装武士一样居高临下，每个赤裸的躯体都是命运相似的个体，同性之间的坦诚反而成为了弱点，她们用尖锐的语言刺痛安妮无所遮掩的软肋。女性之间的无妄恨意是看似柔软的花茎上的直白尖刺。

导演把安妮一步一步执行堕胎计划的过程用于推进电影的戏剧强度，每一次堕胎计划的具体实施都成倍地为观众增加了情感压力。第一次情感压力发生在安妮拿了母亲给她买书的钱去看妇科医生，陌生的医生请她张开双腿，将手伸进她的下体做产检——安妮脸上的羞耻逐渐转变成了隐忍，她在那一刻开始明白：我们无法逃脱，我们别无选择。当自己走上违背社会伦理的道路时，尊严早就无从谈起了。镜头以安妮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营造出身体被入侵的不安感，让观众和安妮一起承担身体上未知的痛苦和精神压力。

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在堕胎计划的第二步愈演愈烈，安妮被不同妇科医生拒绝之后，决定自行堕胎，比手臂还长的工具径直捣入下体，精神压力在这里被转换成了身体上的具体痛楚，镜头对少女忍耐着巨大痛苦的表情进行了漫长的特写以后，忽然间就转换到了第二天：安妮假装无事发生，憔悴但平静地坐在课堂上。

影片在堕胎计划的第三步达到了全片情绪压力的顶点：这一次，安妮终于找到了能做堕胎手术的地下医生。地下医生藏匿在居民楼中，所谓“诊所”就是医生的家，看上去和普通的住所毫无差别。这种普通让人生疑，卫生条件更无法得到满足，但在一个堕胎即为犯罪的时代，妇女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堕胎的法律地位并不会左右女性是否要放弃自己身体里的孩子的想法，它只能决定女性是否能获得安全的堕胎医疗服务的机会。安妮躺在餐桌上接受完检查，随后开始正式进行堕胎手术。镜头越过安妮的肩膀，和安妮以相同的主观视角向下俯视，在她张开的两腿之间，医生正在准备手术工具，怀孕带来的一切痛苦终于要在此刻结束。双腿在构图上形成了一个视觉聚焦的牢笼，医生的准备工作的过程仿佛是在让观众为接下来的血腥场面做足心理准备，恐慌和身体的不适感慢慢逼近，医生冷漠地将大产钳探入安妮的身体，整个影厅回荡着安妮的惨叫声。就在这个时候，有观众陆续选择离场。

尽管《正发生》阐述的是60年代法国的社会问题，但它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当今社会对于堕胎的态度。自1978年以来，意大利早就通过了堕胎合法化，但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90%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医疗保健系统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影响，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护人员对于堕胎问题的态度。法律给予了医护人员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选择权，他们可以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根据意大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有高达68%的医生拒绝做人工流产手术，一些医生甚至会为了避免孕妇堕胎，故意隐瞒胎儿的健康问题；在保守的南部地区，拒绝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比例超过了80%，妇科医生在实习期间不会有专门的堕胎培训机会。如今，意大利的堕胎法案仍然在社会上存在许多争议，反堕胎计划在一些城市被政客用作拉拢选票的武器。

安妮的服装设定在整部影片当中都保持了蓝色。蓝色，是宗教艺术中圣母玛利亚外袍的颜色，也是宗教艺术中圣母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圣经故事中，圣母玛利亚保持童贞之身，受到圣灵感孕而怀上了耶稣。在安妮的第一次孕检中，医生问安妮是否有过性行为，安妮的第一次回答是否定的。导演有意将安妮与圣母联系在一起，挑战了宗教故事中圣母受孕的伦理问题：圣母无故受孕，是否真的符合她本身的意愿？圣母有权利拒绝诞下耶稣吗？

随着最后一次人工流产手术结束，观众的紧张情绪也随着安妮踉跄回到宿舍的夜里消散了。疼痛依然缠绕着安妮，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嚎叫、捶打墙壁，她逃向厕所，在敞开的厕所隔间里，不等观众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巨响，一颗混杂着血色的漆黑胎儿连着脐带坠落在了宿舍厕所的马桶里。正当大家已经从堕胎手术的紧张情绪走出来，从客体的视角观察安妮的生活，以为一切都在走向尾声的时候，导演又重置了观众的心理预期，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瞬间刺激到了所有的观众，为安妮的堕胎行动真正地画上了一个饱满的句号。

《正发生》以安妮堕胎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孩只身对整个社会体系和观念做对抗的数周，是如何一点点分泌出失望的。在她所经受的背叛、欺骗和羞辱中，堕胎而造成的身体伤痕反而是最微不足道的。她告诉老师，她得了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把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波伏娃说，女性境遇中的每一个因素，合谋限制了她们，让她们变得平庸不堪。《正发生》带给观众的远超越堕胎伦理，揭开了社会观念之困的，《正发生》能够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代表了评审团对电影艺术的肯定，以及现代社会对女性掌控自己身体权利的支持。观众的离场证明了《正发生》所反应的历史问题恰恰是当今意大利社会仍未面对的问题，电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编织美好梦幻的仙境故事，而是现实的投射：当我们离现实越近，现实的污点也就越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