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一次内植，一个问题与它的回答

首发于深焦：图文版

2021年对罗马尼亚电影界是个不错的年份。先有拉杜·裘德加冕金熊，正式坐稳罗马尼亚当今“四巨头”席位，后有亚历山大·讷讷乌的《集体》抢下两个奥斯卡提名，而这也是历史上罗马尼亚电影的第一次奥斯卡提名。这是之前无论是前辈大师扬·波佩斯库-戈波或是卢奇安·平蒂列，亦或是新浪潮风头最劲的“三巨头”，均未能达成的成就。此前最好成绩是克里斯蒂安·蒙久凭借戛纳双奖作品《山之外》入围过最佳外语片短名单（另一个最接近提名的是，拿下克莱蒙费朗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的「圣诞礼物」，该片入围过最佳真人短片的短名单）。不过再往前数，蒙久的《四月三周两天》未能入围短名单，除了引发巨大争议（当年一篇著名吐槽评论的标题为《请问“奥斯卡丑闻”用罗马尼亚语怎么说？》）也引发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规则调整。

当然还可以聊聊的是罗马尼亚本国的提名程序。目前罗马尼亚选送代表本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评选的机构是罗马尼亚电影家协会（UCIN，读音大概是“乌沁”）的一个专家委员会（而不是所有会员）。UCIN虽然名称比较像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就是金鸡奖的主办单位），但是架构还是仿照奥斯卡背后的“学院”而建设的。UCIN的投票结果经常很迷幻，比如在2016年他们就投出了普优的《雪山之家》，而并非人见人爱的蒙久代表作《毕业会考》。既然蒙久能撼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规则，为了冲奥显然《毕业会考》是个更好的选择，很可能挤掉《禁忌之恋》砍下罗国影史第一个奥斯卡提名（当然那一年的局面是法哈蒂因为川普的政策意外反杀成功二封反正也没奖……）。蒙久在墙外更香那简直是不争的事实。莫说这个，蒙久跟罗马尼亚戈波奖闹翻也好几年了……

这次《集体》拿下两个奥斯卡提名，堪称罗马尼亚电影又一个历史性突破。当然2019-2020年的罗国电影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便是纪录片方面，拉杜·裘德的两部力作《大写印刷体》和《火车出站》也可以一战。那么为什么是《集体》？这个选择还是颇有些意味的。

首先可以看看《集体》的电影节路线。影片于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展映，并同时登陆多伦多电影节——这是典型的颁奖季电影的路线。影片好评如潮之后还入围了包括阿姆斯特丹IDFA、哥德堡、圣丹斯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电影节，并拿下了2020年欧洲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影片在美国转了一圈电影节后进入发行流程，并收获一堆影评人协会的提名与奖项，还拿到了英国学院奖和独立精神奖提名（未颁奖）。这一通操作其实有点像曾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修女艾达》。

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很容易理解这部影片。首先是社会公正-调查记者这个题材，影片里调查记者那条线剪得实在有点像《聚焦》，当然更大一个故事是个人对抗大公司/政府，官商勾结，线人爆料、腐败窝案、政治谋杀、内幕重重这种戏码，简直是美国电影电视剧的标配。这个故事易于共情的点还在于恰逢新冠疫情，不仅影片谈的就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而且卫生部长那条叙事线，稍稍一联想就是川皇抗疫不力，有识之士勉力支撑屡败屡战的投射，简直不要太像。加上愿意在电影院里读字幕的观众（奉俊昊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而且其实《里夫金的电影节》里，“subtitled film”应该直接翻译成“外语片”才对嘛）本身就是教育程度较高的、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观众。怎么可能不把这部片子“内植”成自己的经验？

稍稍解释一下“内植”这个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戴锦华老师提出的这个概念极好地解释了《阿甘正传》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戴老师认为《阿甘正传》对美国六十年代伤痛的处理方式，被中国（知识界/电影界）借用，象征性地疗愈了一部分文革及八十年代末的伤痛，这个内植的过程在于，我们这边的伤痛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被言说（只能是“伤痕”）和想象性的抚慰，而必须借助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本，用以代替自己的经验，其实也带有“移情”的过程。类似的例子比如《悲情城市》，比如最近电影圈人人交口称赞的《亲爱的同志们》（这个译名才准确……）。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集体》的内植稍有不同，只是因为他们还处在忙着拍《神奇女侠1984》这种打脸片的阶段，以及疫情来的太快，能用来抚慰和反思的影片还没拍出来，这时一部如此好看，如此对症下药的片子出现（不过恰好是罗马尼亚片而已），当然，要叫好。

回来说《集体》这部影片。译名方面曾长期被译作“科莱采夫”，这个翻译也蛮搞笑的，音译也不能这么译（标准音译是……科莱蒂夫）。港译“医官同谋”并不准确，因为还有供应商的问题；台译“一场大火之后”还算不错。不过直译“集体”还是比较准确的，“集体”俱乐部本身开在一个前工厂里，而这个工厂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后冷战标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这也被认为是罗马尼亚的一段黄金时代），罗共执政时收归国有，罗共倒台后原来的所有者未能成功收回，反而成为了前厂长的私人财产——典型的后冷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案例。“集体”这个颇具社会主义历史的命名，提示着工厂的空间和前社会主义历史，同时也暗示着后续事件中，记者与新卫生部长要对抗的也是一个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联盟的“集体”。

影片主要人物托隆坦具备一切斯皮尔伯格影片男主角的特质，看上去是个“普通先生”，但被不公正激发出了惊人潜能。嗅觉灵敏，业务熟练，下手稳准狠，也有积极的社会介入意识。在调查“集体”事件（罗马尼亚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叫做“稀释消毒剂丑闻”）之前，托隆坦是罗马尼亚第一大体育报纸《体育日报》的主编（2009年发行达6万多份）。《体育日报》创刊于1924年，一度也做得很大，2008年甚至还开办了自己的电视台（2014年关闭），2010年改版后还曾刊发3D图片广告。2018年被瑞士荣格集团收购。不过影片中出现的报社印刷厂已经被报废并拆除了。托隆坦跟随这部纪录片也去了许多电影节，随着颁奖季的一片好评，他也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焦点人物，如今以数字出版为主的《体育日报》也自豪地在网站上援引《纽约时报》的评论“我真的想知道《体育日报》这种头版只关注足球的报纸，是怎么培养出如此出色的新闻调查团队的。”

当然，如果你读托隆坦的博客的话，他自己就专门开了一个“调查”的分类，虽说他的第一分类是足球，但他的足球文章写得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基本上是个专业调查记者了。他在调查“集体”事件之前，就曾经调查过罗马尼亚足球界的洗钱案，其结果是包括著名球星格奥尔基·波佩斯库在内的8个人被判刑。最近他一直在报道跟疫情和疫苗有关的新闻。在奥斯卡提名揭晓后，他发了三篇文章。来看看题目吧：

3月15日：调查记者在哪里等待奥斯卡的新闻？在布加勒斯特法庭上是最好的方式

（这篇文章也很劲爆，托隆坦写到他最近三年一直在调查的中国黑帮拉皮条案……）

3月15日：NARCIS HOGEA：对父母而言，最悲惨的事情是失去了孩子，并感觉他死得毫无价值。我现在可以说：“ALEX，我们亲爱的儿子，世界将听到你的故事！”

（本文发布于提名公布之后，是对火灾中烧伤、因无法出国治疗而在医院去世的Alex Hogea的父亲的采访。托隆坦写道：“这次的曝光，让这个故事不再仅仅属于我们，整个国家都在质疑，并且等待答案”）

3月22日：186次庭审0最终宣判，“集体”事件相关的5个案件中的司法公正

托隆坦在这篇跟踪报道中指出，时隔五年，仍然没有任何责任人受到法律的惩罚。五个案件分别为：“集体”俱乐部消防安全案（上诉中，4月2日下一次宣判）、Malaxa医院经理挪用公款案（已有7人认罪并被判刑，主犯未审结）、Malaxa医院经理虚假合同案（延期审理）【这一案件出现在纪录片当中】、Hexi制药案（即影片中稀释消毒剂丑闻，这一案件被两个法庭拒绝审理，“没人想审理这个案子”。最终于2019年初审，此后被上诉法院推迟审理），以及“集体”中烧伤者医疗事故案（还在检察官办公室，连被告都没有被确定）。

看看是不是业界良心？热点都蹭的这么业务！

影片的剪辑和叙事线安排显然也是在向《聚焦》靠近（不少构图和细节安排都很像）。不过影片的结构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视点在后期切换到新卫生部长一边，虽说“书生救国+技术官僚+对抗体系”的人物弧线挺不错，但视点上就比较割裂，而且问题逐渐被带偏了，最后落到器官移植法案上面，不由得不说这是有些离题——但这也可以说是纪录片/Non Fiction的题中之义，由医疗体系的问题讨论到政治体系（尤其民粹政治势力把医疗问题政治化……）上。

问题在于，中国观众或者美国观众，搞得清楚罗马尼亚政治么？

我来捋一下时间线：

2015年10月30日：火灾。

2015年11月3-9日，罗马尼亚多地爆发群众游行，抗议政府无能。

2015年11月4日，总理蓬塔及社会民主党（PSD）政府辞职。

2015年11月17日，总理乔洛什及无党派的技术官僚政府上台，执政至2017年1月4日。

2016年3月27日，追思会——电影时间线开始

【追思会文章链接：https://www.tolo.ro/2016/03/27/parintii-victimelor-de-la-colectiv-ne-ati-furat-suficient-25-de-ani-gata-lasati-ne-sa-traim/】

此后是托隆坦的调查，爆出丑闻，文章可以在他的个人博客上阅读，如2016年4月的几篇著名文章：https://www.tolo.ro/2016/04/

比如这篇直接怼卫生部长的：

2016年5月9日，原卫生部长辞职。

2016年5月20日（周五），新任卫生部长弗拉德·沃伊库莱斯库上台。

2016年5月23日，Hexi制药老板Dan Condrea死于车祸。

此后就是卫生部长的时间线，尝试改变，但是陷入了死结。

然后是结尾：

2016年12月11日 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45%的选票，取得67个参议院席位及154个众议院席位（全部席位：参议院136，众议院329，最终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联盟党联合组阁）。

看清楚了吗，政府在火灾之后就辞职了，影片开始于火灾发生的5个月后。托隆坦反复质询的是技术官僚政府的卫生部。所以影片的时间线聚焦在“集体”俱乐部大火发生之后一年内的事情，而且要点在于……体育记者可以搞调查，但技术官僚救不了罗马尼亚。卫生部长跟父亲那个电话，简直就是“如此生活三十年，大厦还没崩塌”。问题在于，当年罗马尼亚可是革命成功了啊，然后呢？

所以，影片这个奇怪的结构是有用意的，前半段是托隆坦的调查与提问；后半段转到卫生部长视点的段落，当然是一次试图回答，但并不是预想中的答案。一铲子挖下去，挖出来的是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所以这才是纪录片比起故事片更动人的地方，因为即便生活再像电影，它仍然不是电影，没有剧作法或者观众要求的大团圆结局，它的结局是，无解。

是不是很眼熟。是不是，不能不明白？

如果你以为影片说的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揭露了腐败导致的医疗事故并导致卫生部长下台，那只是一个层面。影片对这个事件的分析还是得需要结合些国情才看得出来。比如，革命后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进程，新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新社会制度下旧的权钱交易和腐败的模式，社会运动的遗产，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当今社会政党政治的弊病，环环相扣，死结纵横。

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熟悉罗马尼亚历史的都知道，1989年圣诞节前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我不禁怀疑导演讷讷乌有些历史循环论，不过只是在这一刻，才能发现这一代罗马尼亚导演，共同都在处理着一个命题：究竟1945-1989年的历史是如何在影响着今天。在普优那里，是“咖啡与香烟，还是这一套”，是勒泽雷斯库先生之死的偶然与必然；在蒙久那里，是《毕业会考》里让下一代赶紧离开这片土地；在波蓝波宇那里，是后革命社会中，一些改变了，一些尚待改变；在拉杜·裘德那里，影响着今天罗马尼亚社会的历史，得从二十世纪初数到直到革命之后。

把现实的问题历史化，罗马尼亚导演太擅长了。

随着这两个奥斯卡提名，被罗国评论家宣布了好几次的“罗马尼亚纪录片新浪潮”终于算是站在了聚光灯的中央。从早年的安德烈·乌日克、弗洛林·耶潘和亚历山德鲁·所罗门开始，新世纪以来的罗马尼亚纪录片其实一直也相当扎实，还诞生过《齐奥塞斯库自传》《共产主义银行大劫案》这样的杰作。但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统治力如此之强（至少在国际电影节圈子里，2005-2013算是顶流），也掩盖了不少纪录片光芒。随着跨界过来的裘德大放异彩，加上2020年讷讷乌和拉杜·乔尔尼丘克的巨大成功（后者2020年纪录片《我的家》（Acasa - My Home）获得圣丹斯世界纪录片最佳摄影奖，并入围多个重要电影节），再来一个导演就可以正式宣布纪录片新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