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形象的变迁，折射的是当代中国的世道人心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系列终章《大秦赋》中，张鲁一饰演秦始皇嬴政。而史料对秦始皇形象的描绘以两种意见为主。第一种源于秦朝军事家尉缭的著作《尉缭子》，尉缭描绘秦始皇道：“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另一种源于民间传说：“秦始皇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失，名祖龙。”
七十年前，建国初期，秦始皇是被当作反派角色塑造的。那时候管秦国叫“暴秦”，秦始皇被描绘成一位残忍专制、滥用民力的暴君，郭沫若写过一部《高渐离》，就是歌颂高渐离、荆轲，讽刺秦始皇的，那时候还有借秦始皇暗讽蒋介石的说法。因为新中国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价值上建立的，而秦始皇是帝制社会的开创者，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反对秦始皇。但因为秦始皇对大一统做出的贡献，所以当新政权统一国家，追求社会融合、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秦始皇大一统的功绩就会被追认，但是直到九十年代，影视剧还是言重了“暴秦”这种字样，对六国有所同情，在价值上更认可杂糅秦制和六国文化，儒法并用的汉朝。这种对秦朝的贬低，对帝制社会的批评，其实也表现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把自我放低、学习西方民主的思想风气。那是一种发自内心认可现代民主，反思本国传统的精神倾向。
不过九十年代后，尤其是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情况为之一变。一方面，中国国力上升，民族自尊心提振，文化界和市民社会的崇洋风气开始下滑，这从二十年来，知识界对美国的观感转变可见一般。现在人可能很难想象，九十年代，崇拜美国才是知识青年的主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中国一度成为美国的头号假想敌，所以这种对社会稳定的渴望，对大一统的叙事的维护（尤其自香港回归之后），让中国文化工作者不得不对秦始皇做出价值重估。首先出现了姜文、葛优主演的《秦颂》，然后是张艺谋争议巨大的《英雄》（剑客不杀秦王）、陈凯歌诡谲华丽的《荆轲刺秦王》，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对秦始皇的看法已经愈发复杂，随着大一统叙事的流行，稳定胜过一切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国对两千年专制社会的重新评估，对秦始皇的评价水涨船高，直到近十年，《大秦帝国》系列，秦始皇和奋六世之余烈的秦国，已经成了典型的正面角色。而六国子民的牺牲都成了历史车轮碾过的灰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半个世纪，对秦始皇评价的变迁，折射的也是当代的世道人心。
神圣的囚徒：秦始皇影视形象变迁史 作者：宗城
秦始皇是中国皇权文化的精神图腾。他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重用法家，许多人称他作“千古一帝”，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写道：“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但司马迁批评秦始皇“取天下多暴”，并引用尉缭子的描述，把秦始皇刻画为一个“胸突如鹘，声厉如豺，恩寡情薄，心若虎狼”的暴君形象。
史料对秦始皇形象的描绘以两种意见为主。第一种源于秦朝军事家尉缭的著作《尉缭子》，尉缭描绘秦始皇道：“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另一种源于民间传说：“秦始皇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失，名祖龙。”这个版本的说法让秦始皇的形象高大许多，虽然它不被官方史料采用，但有不少学者取信于此，比如张分田版《秦始皇传》就根据生物学的方法，推测无论秦始皇是庄襄王还是吕不韦的子嗣，基因都会很好，他心目中的秦始皇形象近似于这个民间传说。
八十年代以来影视剧对秦始皇的描绘借鉴了这些史料。以香港1986年版《秦始皇》为起点，内地和港台连续推出几部秦始皇剧。在台湾，1995年，戏说历史剧《秦始皇的情人》（又名《秦始皇与阿房女）播出；在香港，2001年出了一部《寻秦记》；在内地，阎建钢2001年拍了一部历史剧《秦始皇》，张艺谋2006年导演歌剧版《秦始皇》，电影圈更是有《秦颂》《英雄》《荆轲刺秦王》三部大制作。这些影视作品中，秦始皇的面貌大有不同，它背后反映了创作者的立场和时代风向。
九十年代前，影视剧里的秦始皇多以暴君、专制者的形象出现，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是因为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皇权总体上就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当时的文化界对秦始皇并不是只有批评，仍然有一些肯定秦始皇的声音出现在公共舆论中。
建国初批判秦始皇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早在1942年，郭沫若曾经写过一部叫《高渐离》（原名《筑》）的历史剧，发表于该年10月30日的《戏剧春秋》月刊第2卷第4期上。后来又几次修改，于1956年定稿为《高渐离》。这部剧是新中国早期少有的涉及秦始皇的历史剧，也是后来许多书写秦始皇、高渐离、荆轲关系作品的重要参考。
在这部剧中，高渐离是具有悲剧意味的正面形象，而秦始皇则是一个倚仗权力滥杀无辜、奸污女人（怀清夫人）、弄瞎高渐离眼睛的暴君，基本延续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批判。这部剧是一部“以古讽今”剧，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校后记》中，郭沫若透露：“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
《高渐离》用以古喻今的态度来写秦始皇，而第一部正面书写秦始皇的全景式历史剧要数1985年拍摄、1986年上映的香港亚视版《秦始皇》。那一年，亚视把台内最豪华的班底凑上，奔赴西安等地取景，拍出了六十集长剧《秦始皇》，刘永饰演的纵横捭阖的秦始皇形象，至今仍是不少人的青春回忆，而刘松仁饰演的荆轲与米雪在雪山邂逅的戏码，更是亚视影视剧的浪漫瞬间。尽管受制于资金等原因，亚视版《秦始皇》有不少粗糙之处，但导演李兆华、丁亮把握住了秦始皇的神韵，罗嘉良演唱的片头曲《大地在我脚下》更是把秦始皇霸道的一面渲染到极致。歌词道：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
夷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
高高在上，诸君看吧，朕之江山美好如画。
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夸？
秦氏始，人在此，夺了万世潇洒。
顽石刻，存汗青，传颂我如何叱咤！
八十年代，随着格林布兰特、福柯、德里达等人著作的引进，史学界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新历史主义思潮，主张反思权威历史叙述，解构并生成新的历史描写，这种反思热波及到影视剧创作中，以《雍正王朝》《走向共和》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剧一改主流成见，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大胆的再创作，《秦颂》《荆轲刺秦王》《英雄》等电影，就是在这种反思热潮中应运而生。到了九十年代，影视剧对秦始皇的呈现更加多元，既有对专制的批判，也隐含着对权力的体认，创作者流露出对秦始皇更加复杂的态度，像《秦颂》《荆轲刺秦王》《英雄》都在拍秦始皇，但它们的姿态是非常不同的。
《秦颂》是九十年代内地秦始皇热的开篇之作。它由大洋影业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导演是第五代导演周晓文，姜文、葛优、许晴等人主演。《秦颂》这个故事讲的是统一，统一是剧本的主线，也是激发主人公的原动力，秦始皇想要统一中国，他灭掉一个又一个诸侯国，整合一种又一种文化，却发现自己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法真正统一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没有统一。而《秦颂》所呈现的就是秦始皇要围绕音乐和信仰来统一人心。
据《中国古装历史片中的秦始皇形象研究》一文考证：“《秦颂》的拍摄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映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血筑》，血既映射了秦始皇的统一战争中军队或平民所流的血，又是赢栎阳、高渐离所流过的血，给电影以悲剧色彩，“筑”则是高渐离为秦始皇演奏的乐器。……高渐离因“筑”与秦始皇、赢栎阳结缘，又因“筑”而获死。”另外，电影的英文版名字叫《帝王的影子》，还涉及到秦始皇与荆轲的关系。《秦颂》本来想在内地上映，但就在北京等五个城市上映四天后，就因为不可抗因素停掉了，转到香港和海外院线放映。
《秦颂》上映时骂声颇多，它几乎是借了历史的一个壳，虚构出一段故事。秦始皇与高渐离的童年交集、高渐离和栎阳公主的爱情等，都是历史上没有真凭实据的事，但被编剧揉在一块，用来表现秦始皇与高渐离不同的价值取向。《秦颂》里一个富有争议的情节，就是高渐离被囚秦宫后，希望通过侵犯栎阳公主来激怒秦始皇，从而一死，可栎阳公主却因此喜欢上了高渐离，而且神奇地治好了腿疾。这种大幅度甚至超现实的改动不但招致史学家的批评，也让许多人质疑该剧的价值观，有人就批评《秦颂》“随心所欲地刻画寡头形象，一方面描述一位杀人如麻的暴君，一方面又将秦始皇的暴行解释成是为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定”。许多人认为《秦颂》是一部宣扬国家主义的历史剧，这种批评声在后来张艺谋翻拍《秦颂》（即歌剧《英雄》）时也不绝于耳。
《秦始皇》于2006年12月22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剧场上演。张艺谋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有人情味的秦始皇，从而让这个帝王更加血肉充沛。在《秦始皇》里，张艺谋选择正面歌颂秦始皇，当大都会剧场上响起“始皇万岁”的口号，全剧东方红式的抒情达到一种高潮。
张艺谋执导的歌剧《秦始皇》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剧场上演
九十年代改编秦始皇最大胆的是陈凯歌，他的《荆轲刺秦王》颠覆了主流认知中的秦始皇形象。《荆轲刺秦王》改编自日本作家荒俣宏的小说《始皇帝の暗杀》和《史记·刺客列传》。陈凯歌采用了历史剧创作的基本方法，即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在此前提下，“和史事尽可以出入”。同时，他又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方法，以至于这部电影充满了莎剧范，和传统的历史题材电影殊为不同。这部电影斥资八千万元，在1998年是一个天文数字，巩俐、李雪健、张丰毅等一线演员参演，更是让电影还未上映就充满噱头。然而，《荆轲刺秦王》却成为陈凯歌的票房滑铁卢，不但票房惨淡，还为他招来一片骂声。
《荆轲刺秦王》挨批的主要原因就是对秦王的塑造，很多人认为陈凯歌在丑化秦始皇，把一个雄伟的君王歪曲成小丑，其实，《荆轲刺秦王》里的秦始皇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暴君或雄主，他更像一个普通人被历史裹挟，一步步适应他的身份和使命。曾经，一统六国是他的终极生命意义，他用冠冕堂皇的口号来粉饰这个目的，然而褪去义正言辞，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个敏感、善变、歇斯底里乃至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他会专门修建浮桥来唤起青春的回忆，也会为了斩草除根，把赵国幸存的男童们生生活埋；他会策马纵横于疆场，一连击杀数个敌人，也会在面对荆轲时惊慌失措，像一个小人物一样狼狈闪躲；他会登高临下对群臣发出帝王号令，也会在失去一个个亲友时感到彻骨的孤独。这不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帝王符号，而是血肉充沛的大写的人。编剧刘和平曾说：“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李雪健饰演的秦始皇是这句话的绝佳注脚。
提起《荆轲刺秦王》，就不能不提《英雄》，张艺谋和陈凯歌曾经是同门师兄弟，但他们对相似的题材却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在《英雄》中，剑客无名肩负刺秦任务，却最终放弃刺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秦王为何不可杀？另一位剑客残剑给出答案：“天下。”更具体地说：“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秦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在天下也不再是仇恨。”这种“天下”观统合了《英雄》的叙事，在无名放弃刺杀秦王那刻达到高潮。无名不杀秦王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天下”，一统天下更有利于止战安民，而秦王是一个有能力一统的君主，所以他宁愿一死而不杀秦王政。无独有偶，在《荆轲刺秦王》中，巩俐饰演的赵女起初也抱有和残剑、无名一样的想法，她盼望秦王能够统一六国、结束战乱，然而，在目睹了秦王活埋赵国后代、大肆屠杀战败国臣民后，赵女的理想动摇了。陈凯歌和张艺谋价值观上的不同在秦王一角的塑造中可见一斑。在《英雄》里，秦王坚毅、果敢，不念儿女私情，毕生践行一统天下的夙愿，当陈道明饰演的秦王说：“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我们能看到康熙的影子，那是中国传统叙事中典型的雄主形象，《英雄》里的秦王迎合了中国人对至高权力者的想象，而陈凯歌塑造的秦王兼具了豪迈与猥琐、傲慢与自卑、善良与残暴，歇斯底里，这个秦王最贴合《尉缭子》的记载，“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与《英雄》版沉毅果决的秦王不同，李雪健版的秦王对“统一六国”的理想先坚定后犹豫。电影开篇，他和《英雄》里的秦始皇一样，都抛出自己的大一统观点，表现出要“结束乱世，天下太平”的意愿，然而，当秦王意识到吕不韦才是自己的生父，而他为了统治的正当性不得不埋藏这个真相时，他感受到了历史的荒谬，尽管在回答少司命时，他说“（统一六国），嬴政一刻也不敢忘”，但这时候他的语气已经出现了犹豫。到与荆轲对峙时，这种犹豫更加明显，嬴政迫切要对奄奄一息的荆轲吐露自己的理想，希望荆轲认同他，荆轲只是冷冷的笑。
《荆轲刺秦王》借人物之口，对大一统史观做出极为有力的怀疑。在电影中，赵女本来相信有了大一统的秦王后，天下百姓可以休养生息，可是，当她目睹赵国的惨象，她对秦王说：“我真傻。我以为有了你，百姓就可以不用再流血。可我一路上看见，是你的军队，把人吊在房梁上绞死，绑在柱子上射死。把村庄夷为平地，城池烧成废墟。这些都是你干的，你跟那些王有什么不同？”赵女劝秦王不再杀戮，秦王假意答应她，可在邯郸城破后，他却因为一个赵国小孩对他唾面，霎时违背承诺，活埋剩余赵国孩童。与秦王相比，观众经由结尾荆轲的话，却知道原来秦王迫切要杀死的将领樊於期，他虽然知道秦王的秘密，却到死也没有说给别人。高高在上的君主撕毁承诺，小人物却重然诺轻生死，巨大的讽刺感瞬间向观众袭来，历史的荒谬像化不掉的浓雾，令人喘不过气。后来，陈凯歌给张艺谋留下过一句话，表达他对《英雄》的看法，他说：“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2007年出版的《收获》杂志第2期刊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张艺谋：士为知己者死的过程最动人》，张艺谋在文中透露：电影《英雄》最初有另一个结局。剑客无名放弃刺杀秦王嬴政，离开时却被射杀，群臣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秦王嬴政流下眼泪。张艺谋后来删掉了这个结局，他说：“如果做了这样的颠覆，秦始皇一代枭雄的形象是得到了巩固，也使得他非常有智谋，一切都在帝王的掌握之中。但是这么做的话，和我原本的意图就相悖了，那就是梁朝伟他们的牺牲会变得非常可笑。”其实，张艺谋之所以不要这个结局，是因为它会深化秦王阴谋家的一面，弱化他一统天下的正当性，从而瓦解《英雄》的大一统叙事，也让无名之死显得非常可笑。
张艺谋将“一统”作为侠的最高价值取向，然而他侠文化和极权专制的根本矛盾。众所周知，秦是中国皇权文化的开端，秦始皇立，皇权发端，而奴隶制和分封建国制的混合体（春秋战国）也就此被中央集权制度所取代，秦朝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大一统”，但春秋战国兴盛的任侠们，恰恰是大一统的对立面，他们凭个人好恶或“然诺”来主宰自我行动，以武犯禁，挑战国家机器，这种江湖异端，必然是中央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汉武帝时才要大量打击游侠，而到明清皇权达到顶峰的时期，武侠和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
侠，“俜也”，即放任和气力之意。重然诺、守信义、轻生死是侠的特点。《游侠列传序》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可以说，武侠作为前现代国家的产物，它本身就有别于大一统观念的价值取向，文人墨客们歌颂武侠的仗义相助、锄强扶弱，是因为专制政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百姓的权益，专制政权存在的暴君、贪官和污吏等更是会欺凌百姓，这时候，百姓就会盼望一个第三方的正义力量，能够践行他们心中的善来惩治恶，这个践行者正是江湖武侠。可在《英雄》里，无名却假“天下”之名，认可了秦王的大一统观，而秦王虽然尊敬他、欣赏他，依然默许了秦兵射杀无名，这个结局彰显了侠文化与大一统叙事间的冲突，而无名的悲剧，本质上是因为他的观念和身份产生了剧烈冲突。
九十年代是“陕军东征”的黄金期，“陕军东征”本是文学界的用词，形容当时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一批陕西人的文学创作，《白鹿原》《秦腔》《废都》《大秦帝国》等长篇小说，让陕西文化飘向四方，吸引了影视圈的目光，尤其是一些有陕西文化沉淀的从业者，如“秦人”张艺谋、在陕西当过知青的芦苇，便趁着这股热潮创作和秦文化有关的故事，而秦文化的源头就是崛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
同时，九十年代是历史剧创作的上升期，由于知识精英还在艺术创作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政府投资历史剧的热情又高，一系列优质历史剧在那时诞生，除了《荆轲刺秦王》《英雄》，阎建钢的《东周列国志·战国篇》也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剧对秦始皇的着墨点也主要集中于“奇货可居”、“荆轲刺秦王”、“吕不韦之死”、“统一六国”的书写上，持论和主流评判相似，塑造了一个雄才大略但也残暴无情的秦始皇形象。2001年，阎建钢紧锣密鼓推出了历史剧《秦始皇》，在《荆轲刺秦王》里饰演刺客荆轲的张丰毅，摇身一变成为了始皇帝。该剧由中视传媒出品，在香港的电视台首播，200年才登陆央视，但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比起港台的秦始皇剧，这部剧严肃地呈现了秦始皇的一生，基本遵循李贽“千古一帝”的调子，对秦始皇进行正面描绘，但在结尾处也有反思。可惜的是，这部剧的结构和戏剧编排过于墨守成规，虽说全景式地呈现了秦始皇这一生，却也有流水账之嫌，在思想上也没有超越前作。
学者张分田在2003年出版的《秦始皇传》里所说：“如何评价秦始皇的‘暴’是解读‘秦始皇现象’的重要课题。对于‘暴’必须做具体分析，否则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一段历史和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忽略了由西周王制到秦朝帝制的社会变迁在若干重要指标方面相对弱化了社会性暴虐这个基本事实，如果不将社会性暴虐、时代性暴虐、制度性暴虐和个体性暴虐有所区别，就很难正确认识秦始皇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笼统地抨击秦皇、秦制的‘暴’，反而不利于全面地认识中华帝制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历史现象，也不利于深刻地批判专制主义政治。”
当我们将视线拉长，对比以《高渐离》为代表的秦始皇书写和改革开放后的秦始皇书写，会发现创作者对秦始皇的体认是增强的，秦始皇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暴君形象，愈来愈多创作者尝试从理解他的角度来书写他，将他作为“结束战乱，一统天下”的代言人，就像戴锦华所说的，九十年代后的历史剧（以《雍正王朝》为标志），越来越多“权力的体认”，创作者成为皇帝的化身，担君之忧，思君之虑，“天下”、“万民”、“一统”等大词成为历史剧的惯用话语。
秦始皇在这些作品中成为一个马克斯·韦伯口中的“卡里斯马型人物”，他们生长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凭借雄才大略脱颖而出，成为拯救危难的“英雄、领袖、先知、救世主”。在韦伯看来，“卡里斯马型人物”从属于人治思维，是前理性时代的产物，但即便到现代，当社会上缺乏一套可以引领潮流的观念，公众处于“精神无主”的状态，卡里斯马型人物就会脱颖而出，成为不少人崇拜的对象。《银幕秦始皇形象批评》一文敏锐地发现，陈凯歌、张艺谋和姜文都存在着“卡里斯马型人物”情结。如今，这种“卡里斯马型人物”叙事已然成为历史剧的“标配”，然而，当它统合了历史剧的话语，重复输出那一套价值观时，需要反思的是，那些以天下之名兴起的滥杀是否都是正当的，如果正义名义下的牺牲都被视作值得的，个体的权利和尊严该如何保障？“卡里斯马型人物”叙事诚然在价值整合上有它的便利之处，但它的泛滥容易让历史剧导向精英决定论，模糊历史现场，使得历史剧充斥着现代人对古人的想当然和自以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