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捕入狱在牢房中死去，他拍摄的这部电影一上映就被法国封禁
文/金恒立
公众号：抛开书本
小黛说：9月10日教师节，推荐这部关于学校的电影，或许它会让人想起反叛的青葱时代。
这是法国导演让维果第一部剧情短片，也是他倒数第二部电影。父亲被指控入狱并死在牢房中，他拍出这部电影，首映后就被法国封禁，所以也就成为了法国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电影。
特吕弗盛赞它是比《亚特兰大号》更为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此刻，用法国影史第一部禁片打开今天这个教师节。
声明：特意选在今天发这篇文章，无意对教师这个职业群体进行责难，只是希望用我们对教师身份的认真反思，并向认真负责的老师们表达敬意。
法国的一座寄宿学校的学生们在假期之后陆续返回校园。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却如同监狱一般欢迎他们。这里的生活单调重复，学生们经常遭到老师的斥责和体罚，稍有反抗就会受到操行零分的严厉处分。教师们如同冷血动物一般，让学生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和学习。他们开始蓄谋一场重大的事件。愤怒的学生们最终占领了这所严酷的寄宿学校。©豆瓣
一战后的法国，在欧洲这栋将倾的大厦中，依然保留着某种歌舞升平的体面。在战后工业化的发展催生出的消费热情的支撑下，巨幕拉开，现代主义运动与装饰艺术呼应着大洋彼岸在爵士乐中迷醉摇曳的新世界，东方革命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思潮让一代欧洲人相信直接的叛逆可以带来一蹴而就的自由。
二十年代的巴黎是海明威和毕加索的巴黎，同时布努埃尔与达利的合作铸就了先锋派的神话，而阿尔贝·冈斯（Abel Gance）的华丽与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的灵巧也使受战争重创的电影工业在创作上迅速恢复着活力。
在当时和很多后世人的眼中，午夜巴黎依然是战前那颗梦幻般的明珠。
但另一方面，近百年之后的回望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疯狂时代”（Années folles）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巴黎这颗明珠在欧洲烟云的中心闪烁着光芒，只是在这光芒明灭的某一刹那，我们还是能发现捧着这颗明珠的双手早已失去了血色。
在一次大战中损失超过任何国家的法兰西在衰弱中加剧了分裂，文化界向左倾，第三共和国则向保守主义乞援。于是在二十年代的法国公立机构中，上层中产阶级的道德教条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一起团结在了国家安全的大旗下，成为官方依赖的意识形态话术。
因为法国公立机构的特点，这一套话术的影响甚至比现代主义运动更为深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体、学校与监狱。
1917年的战时，一名34岁的报刊主编、无政府主义者米盖尔·阿尔梅里达（Miguel Almereyda）被发现死于弗雷讷监狱（Fresnes Prison）的单人牢房中。阿尔梅里达因为莫须有的“德国间谍”指控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人们无法知道他的确切死因。
此后的八年，阿尔梅里达的儿子让·维果（Jean Vigo）不得不以Jean Seals的名字在寄宿学校中度过。
父亲留下的无政府主义遗产与寄宿中学严厉而等级森严的训诫生活在一个少年身上引起的矛盾与不安既是可想而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二年，维果感染了肺结核。持续的病痛使维果陷入了长时间的忧郁和内省，同时也将他推向了表达。
患病三年后，维果在尼斯结识了苏联电影学者、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胞弟，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两人合作拍出了维果的第一部电影短片《尼斯景象》（À propos de Nice）。
这部记录短片用出色的隐喻与象征系统完成了激烈的社会批评，加上其中对阶级关系的讽刺，使维果赢得了电影先锋派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们的赞赏，这为他带来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和继续拍电影的信心。
1927年底，27岁的维果在完成了一部游泳运动员的记录短片后，开始与考夫曼合作拍摄一部真正个人化的影片，这就是在三十年后被特吕弗引为新浪潮精神先驱的《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Zero for Conduct）。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维果用44分钟的片长讲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学生反抗校方的高压权威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我少年生活的写照。我急于把它了结，因为我还要做别的事情。”
从如此的自陈中我们不难看出《操行零分》对维果的意义，以及少年时代的矛盾不安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的影响。
影片开篇，返校列车外遮蔽了一切的浓烟既增加了列车的动感，又完成了全片第一观感上的动荡气氛，入校场景中大面积的背影又使刚刚在列车上参与了男孩间嬉闹的我们一下子陷入了冰冷的隔绝中。
在俯拍角度下，宿舍内景中学监的影子投映在床帐上，被帐内的灯光放大，罚站的男孩们被压低至屏幕的下方，看到这一幕的我们更无可犹疑地确定，之前的情绪反差以及对话戏中摄影机对轴线关系的突破都是出自导演的精心设计，让·维果是有声片童年期的影像天才。
影片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结束于一个梦游中的男孩脸上诡异的强光，也许对维果来说，少年时代就是一场梦游，而他急于醒来。
穿着整齐深色套装的总监走进宿舍时，刚刚还在床上咒骂粗暴地掀开被子的学监的男孩们立即慌张地爬起来，依次在床上立正。寄宿学校内森严的等级感从镜头深处随总监的步伐与一对对孩子的低头肃立被一步步传递给观众。
喧闹与寂静、慌乱与从容、狼狈与优雅，影片尖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在戏剧性的对比中高效地呈现了出来，这种戏剧性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某种压抑。
与此同时，男孩们的反抗也开始了。影片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三名男孩在光线明亮的树下策划着一次“叛乱”。但在高效地呈现了学校内的氛围之后，维果并没有事所当然地描述孩子们的具体谋划，而是展开了两个学校内有丰富意涵的成年角色，这一部分在评论中常常被忽视。
当男孩们兴高采烈地画着“叛乱”的黑旗时，与他们同一班列车到达的新学监于盖尔一面恍惚出神，一面似乎无意地踢了踢孩子们，提醒他们注意到总监可能的目光。
通过“引用”“夏尔洛先生”的经典场景，维果赋予了这个角色与早期卓别林相近的特征：耽于幻想、感性，以温和的嘲讽来面对看起来严整而宏大的东西。
他喜欢与男孩们奔跑玩闹，喜欢在自修课倒立在讲桌上画总监的漫画给学生看，甚至在带孩子们散步时忘乎所以地去追逐年轻的女士，全然不顾身后跟着他跑起来的孩子们把人行道弄得混乱不堪。
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个在教室中显得无比怪异的青年是维果在试图“了结”自己少年生活的记忆时，深情地创造的某种寄托：一个理想的中学教师，一个如父如兄的伙伴；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想象或许27岁的让·维果也本该是这样一个青年，愉快、明亮，而又躁动、玩世不恭，厌恶说教与责任感。
影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成年角色是以侏儒形象出现的校长。不同的是，在这个角色身上，导演的讽刺意图与尖锐的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于盖尔带着孩子们散步，与校长和总监大谈“道德责任”这两场戏之间的平行剪辑清晰地完成了导演关于师生间的隔绝及校长虚伪陈腐、荫位自彰气质的表意。
但这个角色身上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他与性格优柔、家境优越的学生塔巴尔的谈话中。校长暗示塔巴尔与另一名年长于他的学生有过于亲密的关系。
当“精神病”、“变态”这样的字眼从这名身材矮小、留有长髯的校长口中说出，敏感而惊惶的塔巴尔仿佛看到校长变成了一个张开双臂的，苍白的恶魔。
这只持续了不到三秒的镜头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让这个本来充满喜剧感的形象突然间毛骨悚然，是因为在这个镜头中被极端地表现出来的教师对学生的权力关系依然隐藏在迄今一代又一代学生记忆的暗处。
如果我们承认教师个人的爱憎无法避免，无论这种爱憎是基于学生家庭的社会地位如影片中，还是基于对特定学生性格和价值观上的投契，或是仅仅由于相处中偶然的亲疏，那么这种爱憎对十几岁往往是性格敏感的学生来说，将是巨大的压力，即使这种爱憎不像影片中那样发展为偏见。
这种权力关系中，进一步地，心智、人际经验与社会地位上必然的不对等又会因为一些流俗的话术而变成了能使任何沟通的尝试无效化的壁垒。这种话术在一百年前表现为影片中校长一再强调的“教师的道德责任”，而在当下表现为一套通俗化的，成年人自说自话的青春期心理学。
面对着粗暴权威的恐吓，乖巧而不知如何自处的塔巴尔成为了班里最后一个加入“叛乱计划”的孩子。于是影片在校庆日这天进入了高潮。
“叛乱”的开始来自塔巴尔对教师喊出的一句“Je vous dis merde”（I say you s**t）。维果化用了阿尔梅里达曾经的文章题目，在这部个人化的作品中完成了对父亲的致意。
塔巴尔宣读“叛乱”宣言并把孩子们自制的黑旗插上学校的烟囱之后，维果拍出了他著名的，影史上一再被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引用的经典场景之一：男孩们撕开宿舍里的枕头与棉被，将里面填充的棉絮扬起。密如白云的棉絮纷扬像一场鹅毛大雪，男孩们在“大雪”中的升格镜头下打滚、翻跟头，用自制的十字架戏谑教皇的御座，并组成了一支激昂的游行队伍。
天将亮时，熟睡中的学监被孩子们绑在床上，四名“反抗”的主导者在校庆日的清晨爬上学校的屋顶，把各种杂物扔向院子中的校长、总监以及观礼者。院子里的人狼狈地躲避，只有年轻的新学监于盖尔站在原地，向男孩们脱帽致意。
影片在四个孩子走向屋顶更高处天空的景深镜头中结束。八十七年前那场首映到这一幕时，影院内已是嘘声四起。一家法国天主教杂志称这部影片是疯子的作品，甚至有评论指出影片是“反法国的”（antifrancais）。
在首映之后，法国马上封禁了这部电影，据称是因为内政部认为本片会“制造骚乱，妨碍秩序的维护”。但与此同时，在文化界的一定范围内，影片也受到了即时的认可，其中包括来自于之后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者之一、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名作《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Paradis）的编剧、诗人雅克·普列维（Jacques Prévert）。
成为法国电影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影片，与首映后极度两极分化的口碑，这两者都让后来影迷对《操行零分》的观感变得坚硬，它也就自然地被更多评论解读为一部叛逆的电影。
诚然，影片的反叛特征是明显的，维果在表达这种反叛情绪时使用了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派艺术家常用的丰富象征系统，不同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交错展现在影片中。
比如校庆日庆典上来宾身后的一排面目僵硬的假人，直斥这些名流背后僵死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时间相近的另一场戏，孩子们在宿舍把学监绑在床上，将床竖起来，把游行时用的十字架两端挂上灯笼立在学监胸前，通过戏仿司法女神的天平，讽刺当时昏沉暗昧、浑噩无知的第三帝国公权力。
但冷峻深沉的质疑和解构其实并非本片的本色，也不是维果的所长。这一点在一年后他诗意盎然的遗作《亚特兰大号》（L’Atalante）中更显著与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后者是维果生涯唯一一部长片，浪漫、温柔、缠绵而又清丽，被包括英国《视与听》杂志在内的多方评论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及影史最佳作品之一。
《操行零分》中的复杂性与诗意，相对地，在1945年解禁重新发行之后，虽然零星地被陈述但始终没有被充分关注。特吕弗认为《操行零分》是比《亚特兰大号》更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联结起了一种“自传式的、个人化甚至私密的审美情绪”。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描述与特吕弗自己的名作《四百击》的关系。《操行零分》的这种魅力被维果的传记作者保罗·戈麦斯（P.E.S.Gomes）归因于他对“关于成人世界中孩童易受伤害地位的一切事实的极度敏感”，以及“他对儿童及他们的感受的尊重”。
我想这一点是这部摄制于有声片初期，各技术环节都难免粗糙的中长片对当代观影的影迷来说最值得体会与深思的地方。正如之前提及的，“青春期叛逆”的一套未见得有足够坚实度的心理学话术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更了解十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反而建立起了一道将双方相互隔绝的高墙。
因为孩子们的任何不安、惶惑、激愤甚至思索都会被视为无需倾听与交流的“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太需要维果的视角来正视这个年龄的少年们，通过体会少年们在一场乌托邦式的“叛乱”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去理解某些被我们忘却的生存状态。
权力关系与种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代替了对青少年真实感受的尊重和敏感，师长就会变成影片或张牙舞爪或庸俗不堪的成年人，而我们也会完全失去对近百年国内外各种规模的青少年事件进行反思的可能。
当然，正视同样也意味着摆脱简单的“好孩子与坏孩子”的二元评判。《操行零分》中的青少年形象狡猾、粗野、自我甚至显得残忍。写出《孩子王》的阿城说，青春不是恶（当然也不是纯然的善），而是盲目。也许只有完整呈现出这种盲目生发的各种情绪状态，才有可能与这种盲目相处。
另一方面，呈现青少年乖戾一面也使《操行零分》的可能表意进一步被拓宽了。
戈麦斯对这一点同样有精到的概括：“校园内成年人与学生之间的分野可以类比于校园外社会的阶级分野：一个强大的少数人阶级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弱小的大多数人身上。”
如果我们再次提及“疯狂年代”与其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再次考察保守与激进，考察经济上巨大的起伏，真实的道德与社会价值的崩坏与同样真实的人们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失落与疑惧，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29岁离世的天才导演让·维果与《操守零分》的特异之处，这该是另文讨论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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