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或者乌托邦

  一九七六年，美国文学史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回顾刚刚过去的六十年代时写道：“所谓长大成人就是第一次产生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挽救的感觉；我们认识到，每走一条路，就一定有许多其他的路未走，许多路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走。成年的甘苦糅杂的才识总是不同于青年的冲动的激情；但是经验之路并不一定以徒劳和挫折告终，正像青年的憧憬不一定由于天真和希望一样。”（莫里斯·迪克斯坦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这是典型的美国六十年代的青春狂想曲。
  他认为，宗教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世的悲剧性宗教思想，一类是入世的乌托邦式宗教思想。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甚至整个美国文化，在他看来，就是在后一种倾向下产生的。在六十年代，美国人“迷恋秘术，推崇东方宗教术士和静思功夫，以及通过吸毒、多态性行为或快速疗法而获得短暂的涅磐”，而这正是“乌托邦式的宗教转变成世俗人文主义的词句”所形成的结果。在这种信仰中，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改进感官的享受取得道德与精神的胜利。
  在这里，后一种倾向与两个层面相连：曾经的伊甸园与未来的乌托邦。伊甸园指向的是救赎，是前一种倾向中那种出世的渴望，正因为入世太深，所以想要回去；而乌托邦是前瞻式的，是想把当下打破，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国，所以要前往。
  《逍遥骑士》仿佛这段议论的一个绝妙脚注。
  很容易可以在电影中辨认出六十年代美国的影子：吸毒、群交、摇滚、狂欢节、嬉皮士……两个骑着哈雷的家伙一路南下，一条条线索顺序展开，一个悸动中的美国在反反复复的摇滚声中破土而出。而他们居然谈论自由、救赎、存在与虚无这些最为艰深的哲学与宗教命题。联系迪克斯坦的论断，这种入世的癫狂指向的是一个更高的层面：那种乌托邦式的宗教倾向。这里面有宗教的信仰问题，也有世俗的政治诉求，按我的说法：曾经的伊甸园与未来的乌托邦。另一方面，《逍遥骑士》又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片（最典型的例子，作为公路片的始祖，它的主要卖点一开始就设置在沿路的风景上，观众通过消费风景获得快感）。它与当下的意识形态共谋，安于现世。可以说，它本身的形式天然排斥这种追求。而这其实是整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悖论，也就是迪克斯坦提到的在“乌托邦式的宗教转变成世俗人文主义的词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是当下世界和曾经的伊甸园与未来的乌托邦之间的张力：我们既回不去伊甸园，也到不了乌托邦。
  结尾处那一长串彼此交错的镜头集中体现了电影这种双重言说的性质。在我看来，这是全片主旨性的一幕。
  怀特和比利带着妓院里的姑娘前往墓地，吸毒后四人抱在一起鬼混。接下来出现的镜头仿佛从四人心里面跑出来的梦魇，镜头在不同的场景间快速切换，其间伴随着呓语般暧昧不清的呢喃。
  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少女在墓地中作的祷词，讲的内容大概是人如何堕落，又如何寻求拯救，其中的宗教意蕴昭然若揭。这里对原罪的阐释直接指向作为背景的施工声。在此之前，两个主人公穿过一片工地前往墓地。来自工地的施工声暗示着人的堕落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联系：后者对人性的戕害一如工业文明把自己嵌进自然的身体之中，一如墓地路边那只惨死在城市中的野狗。影片一直致力于揭示这点。两个主角在路上遇到的天主教家庭与嬉皮士团体承载着对这个主题的言说：一种远离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公路片本身脱离城市的冲动更说明了这一点（哈雷摩托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则是上述悖论的典型例证）。女性的裸体在这里是救赎的象征，她们的姿势是耶稣受难的姿势，同时又像圣母玛丽亚的样子。两个妓女的声音一直在言说死亡，另一边那个少女一开始的祈祷文就谈到耶稣的复活，两者联系在一起看，很容易可以看出救赎的主题。在这里，堕落与救赎指向的是伊甸园。那个曾经的乐土早已因为我们的罪孽不复存在，而救赎的的希望存在于回望伊甸园这种方式中。
  除此之外，在宗教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政治诉求的声音。怀特衣服背后的星条旗与紧抱自由女神像的姿态说出了这点。联系前文露宿中的闲谈，那段律师与比利关于自由的说法，很容易可以看出这种诉求：
    “这个国家以前是个好国家，我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错。”
    “人人有鸡了，就这么回事，我们甚至进不了一家二流旅馆。”
    “他们害怕的不是你，而是你所代表的东西。”
    “我们代表的只是人人都需要有个性的发型。”
    “不，你代表的是自由……谈论它和实现它是两码事，真正的自由是很难的，特别是当你被在市场上买卖时，所以别告诉人们你是不自由的，他们会以杀戮和做恶来证明你错了。”
    在这里，当下的政治被认为是坏的，而电影开出的药方不是亦步亦趋的改革，而是一种大同世界的构想（以自给自足的嬉皮士社区为典型代表），对社会正义的诉求表现为一种乌托邦主义，与寻找个人真谛结合起来。
   在这一长串镜头里，开头与结尾是同一个镜头：阳光斜四十五度照下来。这道阳光后面，是曾经的伊甸园还是未来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