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个玩边个”--演员「陈安琪」与艺术家黄仁逵

在看过不多的艺术家肖像纪录片里，我试着总结它们的‘传统’：在手法上，它们惯用采访呈现艺术家灵感或者直接到艺术家studio里‘直播’创作过程；在影片架构上，大多艺术家纪录片会使用一个传记的叙事结构，即引介艺术家的一生，有时还能从往事中提供或暗示一些创作的源泉。

这一切不外乎都在通过创造强调艺术家们的天才性以及透过影像去发现艺术家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水底行走的人》是不一样的，即使它试图遵循‘传统’手法（讲述黄仁逵跟父亲谈画画作为职业的情景，他去巴黎学画的经历，呈现他音乐，摄影，绘画之间艺术性的流通），它多了一层「不合作」之后的表演性，而恰恰是这一层不同使得它独出一帜。

黄仁逵的通透

要说《水底行走的人》中导演与被拍摄者的对峙达到了什么，就是凸显出黄仁逵机灵背后的率真与执着。

在两人夜晚喝酒争吵的片段，黄仁逵突然机灵地说：这段好，剪进去很好。他还真说对了，陈安琪还真剪了。那影片不断出现两人对纪录片定义的争论时，它们有何意？

在阿鬼的角度而言，他不愿卷入这样既定的纪录片框架里。而对导演陈安琪而言，阿鬼对框架的点破恰恰成为她重新构建框架的基础。另外，阿鬼也某种程度上妥协并且成全导演陈安琪。一开头阿鬼对Go Pro拍摄画画过程的抵触，到后来把Go Pro固定在雨伞上，到最后完整记录下画画从画完到收藏家家里的过程。这种成功是演员陈安琪不在场的结果，也恰恰是阿鬼自我探索的过程。

因此，演员陈安琪的角色其实带来对主角黄仁逵的不适感，从拍摄女儿到拍摄对话。黄仁逵不但选择不合作，而且在持续挑战。嬉戏玩弄的态度是反抗的呈现。而导演陈安琪精明地利用这样的不适，恰当地刺激艺术家阿鬼的创作，不恰当地再次构建出一个跌宕起伏的纪录片框架。

源于这种悬念式的剪辑，影片开头和结尾像是一个环一样套在影片中间之外。特别是黄仁逵的最终回应「这是你要导的电影，但我不是演员」在片尾打出时，这部片子注定是一场导演由始至终自知的失败。

这种精明又难能可贵，在黄仁逵「不合作」的前提下，影片中的对抗表演恰恰服务于对黄仁逵「比同代人靠近本性多滴」的形象。

陈安琪的迷惑

第三次看，我又回到最初那个结论：导演陈安琪再次支起自己过往纪录片剪辑的框架，将拍到的素材安放其中。而我最初认为，《水底行走的人》是成功的。原因更多在于黄仁逵这样的人物有无法隐藏或是被这个框架重构的吸引力。在上一篇评论中，我评论它是‘被安排出来的纪录片’。同时，我又十分肯定陈安琪的真诚。这并不意味着虚伪的反面，而是放任‘挑衅’的产生的背后并无恶意或是作弄。

导演陈安琪的出镜角色真诚与否，在执着的黄仁逵面前表现出的艺术‘局外人’问题真假与否，影片延续到最后的愤怒的自然与否，以及最关键的纪录片认识的局限与否。她在始终以一个疑惑的朋友身份出现。这种疑惑或不解在有关纪录片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得以‘爆发’。

这些问题有些可以回答，也尝试回答，有些也是重看一遍变换一次观点。

在写这篇评论时，我一度又偏离最初的想法，开始怀疑陈安琪在其出镜角色的扮演上的安排。我想起自己上学期的老师在讨论完英国导演Molly Dineen的《Geri》时坦诚的存疑，即他每次看一遍《Geri》都不断变化着他对导演是在惋惜Geri这个被拍摄者还是在批评她之间摇摆。我想，观看《水底行走的人》也是如此。试着解释，这种模糊性来自于加之于影片的回顾性评论。它是在剪辑阶段时试图去构造叙事的副产品，即陈安琪的字幕说明。它们不约而同地构造出一种差异，即此刻陈安琪的说法和彼时陈安琪在镜头前的形态的迥异。

Stella Bruzzi在她的《New Documentary》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她提出Nick Broomfield和‘Nick Broomfield’二者的关键差别---导演和演员的区别。导演Nick Broomfield是位聪明逻辑性很强的人。而演员‘Nick Broomfield’以戴着耳机，拿着收音麦，呆呆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他‘愚蠢’地故意惹怒拍摄对象。在《The Leader, His Dirver and the Driver’s wife》中，他一直想跟白人至上组织AWB的头约个单独采访，他一直被故意拖延。当他最终得到机会时，他迟到了十五分钟，因为什么？因为和摄像师喝茶！

举Nick Broomfield的例子在于试图从一个极端的表演纪录片者那里理解以表演来完成创作素材的必然性和取巧性。不凡反问：陈安琪导演真的不明白黄仁逵所提出的纪录片与拍摄者的关系吗？

我始终认为她是懂得的。在她前两部作品中，她都选择自己身边的人（聂华苓）和动物（狗）为主角。以她而言，‘陈安琪’既是那个在《爱与狗同行》与哥哥在沙发上聊起父亲的对谈者，我讲出我记忆中的爸爸，你反串讲出爸爸的另一方面。

而黄仁逵有没有‘上当’呢？在‘陈安琪’发怒之后，他只表露自己反抗的原因：因为你从没问我愿不愿意。这似乎是在给陈安琪一个交差的答案。但是陈安琪已经掌握这个游戏，‘when I read his note, my film took its shape’。

在「边个玩边个」的问题上可以这样解答：陈安琪把自己不计后果地抛出去，最后得到自己的纪录片。这就回到Stella Bruzzi的区分上：牺牲演员「陈安琪」，成就导演陈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