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色土司》：羌族影史的里程碑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一个地下咖啡馆放映了他们拍摄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公认为电影诞生日。在电影诞生的一百多年来，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电影市场不断发展，影片传播的渠道和题材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而中国电影则进入“百花齐放”时代，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作品涌现，与此同时在商业大片的视效感官冲击下，衡量一部电影的成功，不完全是票房的成功才是它的终极价值，尤其对文艺片的评判。如今在80、90甚至00后为观影的主体人群下，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载体，如何在商业电影的语境下生存发展，这是所有少数民族电影人应该思考的。
秉着传承发扬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与信念，羌族导演艺兮选择植根本民族的生存土壤，用母语为依托展现本民族的根与魂。十年磨一剑，创作并拍摄出电影《红色土司》，作为党70周年的献礼片，艺兮导演在偶然得知本民族竟还有一位这样的传奇英雄人物时，初感很好奇，后在与安登榜后人的拜访交谈中，深入了解了安登榜的英雄事迹后，更坚定了要将这一人物拍摄成电影，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了解这段历史文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根据史实，电影《红色土司》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国共内战，红军长征时期。影片采用双线性交叉叙事的表现手法，主线根据历史时间线叙述了安登榜从叠溪地震救灾，得罪国民党高官，老土司病逝到安登榜成为新一代土司，掌管六关十堡的初成长，到安登榜因不满国民党对羌民苛捐杂税反抗被通缉追杀，再到与共产党结缘被感召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最后在筹粮的路上壮烈牺牲的故事。副线则围绕亲情、爱情、兄弟情展开，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娜依作为安登榜的妻子，等了安登榜一生，从青丝等到白发，最后等到他战死的消息时安详离世；兰巴泽作为安登榜的青梅竹马，因仰慕之情偷偷加入红军，最后舍身成仁，小爱成大义；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战役血拼中，安登榜敬重的红军排长、政委的相继牺牲，在悲恸的同时不得不扛起大旗，继续为余下的红军战士北上筹粮。安登榜作为一个首领、丈夫、父亲、最后蜕变成一名战士，在影片中扮演了多重角色，鲜活的人物性格有菱有角，展示的淋漓尽致。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下，安登榜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必然趋势，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真理。电影《红色土司》可能从故事的悬疑性上略显苍白，作为主旋律的人物传记，观众可能从影片开始就能猜到人物结局，但从文化解读上，其拍摄手法还是可圈可点。以宏观视角来看整个电影画面，影片开始，几个航拍镜头展现了羌区大气磅礴的自然地理风貌，考究的摄影构图，配上恢弘的音乐作为背景铺陈，奠定了整部影片悲怆的基调。夜深人静时，安登榜站在山上朝着远方吹奏羌笛，镜头切换娜依站在羌寨屋顶上吹奏口弦，两人分隔两地遥相呼应，思念之情溢出荧幕。而在羌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在数千年前，一位叫尔玛撒哈的羌族小伙喜欢上了羌族姑娘白珠，为了打动白珠的心，他用几个竹片做成一个简单的乐器送给白珠，白珠试奏后音色清雅，心里特别高兴，但尔玛撒哈的舅舅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他虽不乐意却不敢说出来，白珠知道后很伤心，尔玛撒哈成亲那天，白珠伤心地爬到山上，一边演奏口弦，一边朝尔玛撒哈的家里眺望，最后跳下山崖以死殉情，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由此流传下来。羌笛、口弦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导演艺兮用此道具符号，隐喻暗示了安登榜与娜依间的悲伤结局。影片最终表达的已经不仅是对英雄人物事迹的讴歌，还有传奇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坚守。导演的高明之处是在影片中并未刻意展现本民族的风俗特色作为观众的猎奇点，而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真实客观的再现还原历史。
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除了影像质感、纯度和文化深度外，还是要看它最终传达了什么。它与商业片的不同在于，它可能注重的是传达，这里一定存在导演和各主创想向外界传达的信息，而这个信息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也是解读民族文化的密码。尽管电影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既然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就不得不注意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位置问题。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拯救者的立场？不把眼光局限于民族主义才好。这或许也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电影真正当作电影艺术本身而非意识形态本该有的立场。电影《红色土司》作为首部羌族战争史诗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民族文化传播之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