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的人格与伦理

我初到华盛顿时，住在弗吉尼亚北郊一户中国移民家中。男主人在联邦机构上班，离我工作的地点不远，经常好心地开车送我。一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我们在车中闲聊起来。房东大哥提起几年前美国媒体报道过的一桩间谍案。案件主角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特工汉森，他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卖情报给俄国人，一直干到2001年。据说汉森用换来的酬金取悦一位脱衣舞娘。这位目前单独监禁在科罗拉多监狱中的前情报特工，之前就居住在我们生活的弗州北郊。
特工、情报、叛国、脱衣舞娘，霎时间我的大脑充满了想像，我仿佛看到汉森正驾车从我们旁边驶过，装作不经意地将情报包裹丢在路边某个垃圾筒里。被这个故事激起想像力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于是就有了以此案件为原型的好莱坞影片《双面特工》（Breach）。影片中的汉森当然比我的想像要精明老练得多。同样是在一个清新明媚的早晨，他步入一座人迹罕至的公园，谨慎地将情报藏入公园内的小桥下面。不想这一切均落入远处的望远镜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一拥而上，汉森随之伏法受刑。
广东话将自己一方的叛徒或对方派来的奸细统称为“内鬼”，看过《无间道》的朋友们对此并不陌生。望文生义，内鬼可以解释成内部的鬼怪，也可以说是内部有人搞鬼。同样含有贬义的还有“特务”一词，比较书面和中性的叫法是“间谍”和“卧底”。无论何以名状，内鬼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极其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整天生活在谎言中，依靠欺骗过活，表面上效忠于一个组织，背地里却服务于另一组织。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内鬼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无间道》里打入黑帮卧底的警员就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并向上司大发牢骚。《双面间谍》中被派往监视汉森的年轻助理也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在上司被捕后辞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内鬼们长期在两副面孔之间切换，必然抱有某种一以贯之，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行为逻辑，才能长期维持这种特殊人格。
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内鬼行为逻辑的出发点无非是个人利益或是团体利益。就纯粹的物质利益而言，内鬼这一职业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风险太大，一旦东窗事发，千人所指，终生监禁，很可能连命都搭上。如果智力和机敏程度已经可以胜任内鬼的工作，倒不如干点别的，来钱更快也更稳妥。即使仍留在情报界里，也不如当职业的情报贩子，像电影《慕尼黑》中的庄园主人——有买卖就做，管他你死我活。有些内鬼叛变的动机或多或少是出于对所在组织的报复心理，比如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转而投靠国民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美国的主旋律影片《斯巴达三百壮士》中，有一个长相极其丑陋的叛徒角色，也是因为在希腊人这边不受重用，绝望之下为波斯人提供情报的。在汉森的案子中，两种动机他大概都有一点。
若是忠于团体利益，内鬼的行为逻辑就有点复杂了，甚至可以引申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我曾听说二战前后，一些信奉共产主义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主动向苏联人提供情报。尽管这是十足的叛国，他们的行动不仅不自私，而且体现了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精神——不管今天这些行为看起来多么愚蠢。汉森当然不在此例，身为天主教徒的他不仅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将苏联崩溃归因于无神论（“Godless”）。另外一种团体利益不涉及根本的意识形态判断，比如帮会之间、公司之间、族群之间或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大家都是人在江湖，各为其主。《双面间谍》在这点上刻意美化了美国的情报工作人员，好像他们净想着为自由价值奋斗。我们并不喜欢前苏联的极权体制，但这一政权的确有保障俄国国家利益的功能。被汉森出卖的克格勃特工同样出卖情报给联邦调查局；而联邦调查局也收买克格勃内部人员出卖汉森，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就道义而言，你很难说联邦调查局就比克格勃好多少，克格勃的汉森难道就不是汉森了吗？
涉及平等竞争的团体利益，我们只能从一方的角度相对评价内鬼的行动正义与否。不过，在一个团体内部，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评价标准应该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无间道》中的卧底警员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服务于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些帮会兄弟。在德国影片《窃听风暴》里，东德的秘密警察良心发现，隐匿情报，保护了他监听的对象，也是因为出于一种超越了党派团体的正义感。（尽管我更愿意相信主人公是因为爱上了那个女演员才这么干的。但愿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在普遍主义的伦理适用范围之内，内鬼尽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偷偷摸摸的事。
看完《双面间谍》后，我对邻座说：“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这个。”好在，内鬼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