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琳·海尔曼的怒火
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美国犹太裔左翼女作家，米高梅影片公司剧本总编辑，是电影《北极星》《双姝怨》《小狐狸》的编剧。
本片是根据她自传体小说《茱莉亚》改编，描写一对在优越环境里长大，性格刚强反叛，思想激进的女性的不同命运，她们一个留在美国潜心写作，一举成名，过上了歌舞升平的名流生活；一个（就是茱莉亚）留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倾尽家产，进行地下的反纳粹活动，最终被残害致死。
两人在少年时代是密友，青年时代分离，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直到茱莉亚被纳粹暗杀两人只见过两面，最后一面只有数十分钟，女作家冒生命危险帮茱莉亚传递5万美金进德国（考虑到她的犹太裔身份，这个举动确实很了不起），见面发现茱莉亚已经失去一条腿，茱莉亚说一旦自己有危险，请女作家照顾自己的女儿。这段戏在片中份量很重。演茱莉亚的演员也因这段戏拿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片子描写的“情”很深，很细腻，是描写女性友谊的影片中的经典，其中时代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演到茱莉亚已死，女作家上天入地也找不到人主持公道，并且再也找不到好友女儿的消息的时候，那种个人面对无情政治强权的愤怒和无奈，更加深了这种“情”的悲剧力量。
补充一段资料：
丽琳·海尔曼的怒火
董鼎山
我初次发现丽琳·海尔曼的中篇小说《朱丽亚》是在一本杂志中。读了第一页便不忍释手。一口气读完后，我赶忙向朋友介绍，而且预测这个故事必会摄成电影。
故事是自传性的，叙述一位美国青年犹太女作家前往纳粹德国探望她自幼共同生活、出身富有的基督教朋友。这位朋友甘愿抛弃美国的富裕生活，留在德国参加反纳粹的地下活动，终被纳粹残害而死。朋友在与女作家告别之时，请她找寻与照顾她的私生儿。然而这个孩子从未找到。
《朱丽亚》后来果然被拍成电影，主演者乃是影剧界两位思想最进步的女演员：英国的梵尼莎·瑞德葛蕾芙与美国的简·芳达。一般的所谓“文艺片”难得能与原作相比。《朱丽亚》却是一部杰出的影片，两位女主角的天生热情从银幕上洋溢出来。我在黑暗的电影院中听到女观众的泣声。丽琳·海尔曼，这位饱含正义感的作家的创作果然起了大效果。
一个作家的成就必须是思想、观念与技巧的结合。海尔曼的写作技巧在《朱丽亚》达到了精湛的高度，很容易地吸引了读者，而同时也向读者灌输她的崇高思想，所以她自然地能受到大众的欣赏。
海尔曼以剧作家出身，她的最著名的剧本是第二次大战时代的《守望莱茵河》。这个剧本译为中文在战时重庆上演时曾轰动一时。我好象觉得丽琳·海尔曼与中国的反法西斯革命有特别悠长的姻缘。因此日前她的死讯传来，使我很是怅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朱丽亚》的回忆。文艺界的巨星又殒落一颗。
海尔曼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心脏病逝去，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数星期，她曾赢了一场官司，初步终结了她与另一个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锡之间的四年争吵(请参阅本刊一九八○年七月号中拙
代，她静悄悄地在麻州的玛莎葡萄园避暑地向世界告别了。
海尔曼生前作品众多，出名的剧本除了上述的《守望莱茵河》以外，又有《小狐狸》、《儿童的时刻》等。她也是美国电影剧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而她所著的三部回忆录：《一个未完成的女人》(一九六九年)、《旧画新貌》(Pentimento，一九七三年)及《邪恶的日子》(Scou-ndrel Time，一九七六年)也都获得好评与畅销。这些自传性的记叙涉及作者的思想与政治，因此甚至比她反纳粹反封建的剧本，更具有代表性。
海尔曼的左倾思想曾给她带来不少麻烦。一九五二年，美国社会正处于反共疯狂时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进行调查工作，将美国的左翼人士与国内外的共产党联在一起。海尔曼也被传讯。她在致该委员会一函中表明她的耿直忠贞的性格，已成为众所乐道的名句：
“我不能也不愿割破良心来适应本年的风尚。”
海尔曼在信中说，她愿意出席应询，谈论自己的意见与行为，但她不愿意讨论别人，因为“为了保全自己而伤害我认识多年的无辜人士，对我来说，是件非人道的丢脸行为”。
采取了这个正义立场后，她几乎因“蔑视国会”的罪名而坐牢。她的名字此后上了黑名单，而她的写作收入也自每年十五万降为零。
海尔曼意志坚强、好争辩，态度固执傲慢，从不认错。她与人有争论时，难得承认他人的意见也许有些道理。她的自傲态度使她在文艺界人缘不佳，她在后期生活中与女作家狄安娜·屈瑞林及玛丽·麦卡锡等的不和，主要起因就在于此。
丽琳·海尔曼于一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中，是个独生女，自幼即对富有的家庭背景起了叛意。她的回忆录中就充满了她对亲戚的描写。她不满家庭与私立学校生活，就是喜爱看书。十四岁时她被父母责骂后，离家出走整两天。十五岁时她将舅父所赠的生日礼物宝石戒指典当化钱购书。事后她向舅父忏悔，不料舅父毫不在意，笑对她说：“你到底有骨气。其他那些都是糖水做的。”丽琳后来把这两句话用在《小狐狸》的对白中。
成长后，海尔曼在纽约大学就读，后转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学。在纽约期间她有机会去格林威治村体验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初次就职，在一个书局里看稿子。那时她不过十七岁，文学天才已在崭露。次年她与一个名叫柯柏的作家结了婚，七年后离婚。在这期间，她开始发表书评与短篇小说，并在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制片厂编审电影剧本。
她的生活并不如意，慢慢染上酗酒习惯。后来她遇见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默特(Dasheil Hammet)，堕入爱河。她与哈默特的同居关系时合时离地持续了三十一年。其间她开始编写舞台剧本。第一部成名的是一九三四年的《童时》(Children’s Hour)。故事乃述一个私立学校中的两位女教师的密切友谊被一位女学生诬指为同性恋者后，毁损一生。此剧在百老汇上演，立时轰动。可是当时社会风气尚很保守，由于它的主题的不平常，在波士顿、芝加哥及其他城市遭禁演。
海尔曼后来谈论《童时》说，她并不认为剧本的几位主角是“可怕的”。她写剧本原意不过是在表明，闲言可以杀人。她似乎已在预测不久即将发生的美国政府政治调查与迫害无辜人士的行为。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她替电影公司写剧本，成为全国电影剧本作者中的最高薪者。可是财富并没有影响她的叛逆思想，她愈来愈左倾。一九三六年她前往西班牙，替电影制片者裘利斯·伊文思(JorisEvens，《愚公移山》的导演)写了《西班牙土地》的电影剧本，回来后便积极参与协助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的民主势力活动。
在这期间，她又写了一出描写美国南方富有家庭的剧本，是她幼时对外祖父家怨愤情绪的发泄，剧名《小狐狸》。
《小狐狸》在百老汇上演后一鸣惊人。由她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也非常卖座。赚了钱后，她在纽约郊外购地置产。
西班牙内战加强她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德国纳粹主义的成长更促进她的左倾思想。保守人士不时给她戴“红帽子”。可是当她的反纳粹剧本《守望莱茵河》于一九四一年上演时，美共报纸却也攻击她，指责她支持欧洲盟国对纳粹的抗战(那时苏联与德国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尚未参战)。但《守望莱茵河》还是被纽约剧评家协会评为一九四一年度的最佳剧本。故事是说美国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中，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与一个玩世不恭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对质。女主角是以海尔曼童年时代的好友做模型。这位好友就是上面所述的裘丽亚，后来在德国参加反纳粹地下活动被害。
大战时期，海尔曼写了电影剧本《北极星》(The North Star)，剧中叙述苏联人民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事迹。电影在当时很受美国观众欢迎，可是后来却被批评为捧苏亲共。此外，她又写了剧本《搜索的风》(The Searching Wind)，曾改编为电影。一九四六年的剧本《松林深处》(Another Part of the Forest)以及一九五一年的剧本《秋园》(The Autumn Garden)都回到美国南方财势争执的主题，演出都很成功，受到很大欢迎。
大战以后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的强横霸道的姿态纷纷表示不满，海尔曼没有公开攻击斯大林，受到左翼文坛的批评。她与玛丽·麦卡锡等就是在这时分道扬镳的。
一九五一年，她的爱人哈默特因拒绝向国会非美委员会作证而一度入狱。次年她自己也被传作证。虽然她未入狱，可是黑名单引致了戏剧电影界对她敬而远之，不敢与她交往。她的收入一时断绝，不得不出售家产过活，有一度曾化名在一百货商店充当售货员，处境之恶劣，由此可知。
不过到了一九六○年，新剧本《搁楼上的玩具》(Toys in the Attic)问世，又是一举成功，解决了她的经济问题。纽约剧评界虽认此剧为该年最佳作，普莱策奖金委员会则未予以重视，可见她处境虽有改善，还没有到彻底翻身的程度。
海尔曼在一九七六年的回忆录《卑鄙的年代》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段磨难的经验。她的怨诉对象倒不是那些追捕共党分子的人物，而是那些不敢发言或是参加反共检举的左翼人士。她认为这类怯懦风气终而造成后期如越战及水门事件那类祸患的发生。
海尔曼与哈默特同居三十年。后者自监狱释出后，健康从未恢复，终于一九六○年病逝。海尔曼承认，由于二人嗜酒、脾气暴躁，以及对于婚姻的随意态度，他俩间关系并不十分美满。
在约十年的黑名单时期，海尔曼在创作方面只做他人剧本的改编工作，不获什么好评。《搁楼上的玩具》重新恢复了她的声誉。同时，好莱坞电影公司又在开始高价索求她的著作，可是她对电影剧本已无兴趣，主要原因是她不愿让导演任意改变剧作者的原作。以南方没落家庭为主题的《搁楼上的玩具》是她最后一部剧作，被一些人认为是她的最佳作。
她在停止写剧本以后，生活并不空闲，她曾陆续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写作课。她也编集了契诃夫书信集及哈默特的短篇小说集。此后她就连续出了几部回忆录，都是畅销书。在她纽约的家中及玛莎葡萄园的夏间居所中，常常高朋满座，来者多是慕名的青年作家。
对世界和平这个话题，海尔曼与她过去的文友意见骤有不同。某次她著文攻击文学批评家莱昂乃尔·屈瑞林(Lionel Trilhng)夫妇鼓吹美苏之间的“冷战”。莱昂乃尔已经过世，夫人狄安娜尚在，也著文反击海尔曼。此二位女士之间的怨仇经久不息，有时在记者访问记中作互相的攻击。
海尔曼的倔强刚烈的性格造成她与另一个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锡间的不和。详情前已述及。麦卡锡控她写作“不诚实”。海明威的前妻玛莎·葛尔杭(Martha Gelchorn)也有同感，曾于一九八○年著文攻击海尔曼在《一个未完成的女人》回忆录之中有关海明威的一部分，与事实不符。无论他人如何攻击，丽琳·海尔曼的整个生活都是为和平，正义、自由、人类尊严等仗义执言。
七月三日在玛莎葡萄园一个墓地所举行的葬礼中，在场有二万余名亲友，多数是文学、电影、戏剧、广播、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她生前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作家约翰·赫赛的追悼词极其动人，其中这么说：
“我要对丽琳的怒火说几句话。它象发电似的激发了我们时代的抗议情绪。任何伟大的作家都应有这种气质：生活的现状必须不断改进。”
然后，赫赛面向棺柩，凄然地说：“亲爱的丽琳，现在你已是一个‘完成的女人’了。……你将你的怒火传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思索。现在我们都向你告别；我们对你的热爱，应该也可以永远地平息你的怒火。”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于纽约
本片是根据她自传体小说《茱莉亚》改编，描写一对在优越环境里长大，性格刚强反叛，思想激进的女性的不同命运，她们一个留在美国潜心写作，一举成名，过上了歌舞升平的名流生活；一个（就是茱莉亚）留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倾尽家产，进行地下的反纳粹活动，最终被残害致死。
两人在少年时代是密友，青年时代分离，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直到茱莉亚被纳粹暗杀两人只见过两面，最后一面只有数十分钟，女作家冒生命危险帮茱莉亚传递5万美金进德国（考虑到她的犹太裔身份，这个举动确实很了不起），见面发现茱莉亚已经失去一条腿，茱莉亚说一旦自己有危险，请女作家照顾自己的女儿。这段戏在片中份量很重。演茱莉亚的演员也因这段戏拿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片子描写的“情”很深，很细腻，是描写女性友谊的影片中的经典，其中时代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演到茱莉亚已死，女作家上天入地也找不到人主持公道，并且再也找不到好友女儿的消息的时候，那种个人面对无情政治强权的愤怒和无奈，更加深了这种“情”的悲剧力量。
补充一段资料：
丽琳·海尔曼的怒火
董鼎山
我初次发现丽琳·海尔曼的中篇小说《朱丽亚》是在一本杂志中。读了第一页便不忍释手。一口气读完后，我赶忙向朋友介绍，而且预测这个故事必会摄成电影。
故事是自传性的，叙述一位美国青年犹太女作家前往纳粹德国探望她自幼共同生活、出身富有的基督教朋友。这位朋友甘愿抛弃美国的富裕生活，留在德国参加反纳粹的地下活动，终被纳粹残害而死。朋友在与女作家告别之时，请她找寻与照顾她的私生儿。然而这个孩子从未找到。
《朱丽亚》后来果然被拍成电影，主演者乃是影剧界两位思想最进步的女演员：英国的梵尼莎·瑞德葛蕾芙与美国的简·芳达。一般的所谓“文艺片”难得能与原作相比。《朱丽亚》却是一部杰出的影片，两位女主角的天生热情从银幕上洋溢出来。我在黑暗的电影院中听到女观众的泣声。丽琳·海尔曼，这位饱含正义感的作家的创作果然起了大效果。
一个作家的成就必须是思想、观念与技巧的结合。海尔曼的写作技巧在《朱丽亚》达到了精湛的高度，很容易地吸引了读者，而同时也向读者灌输她的崇高思想，所以她自然地能受到大众的欣赏。
海尔曼以剧作家出身，她的最著名的剧本是第二次大战时代的《守望莱茵河》。这个剧本译为中文在战时重庆上演时曾轰动一时。我好象觉得丽琳·海尔曼与中国的反法西斯革命有特别悠长的姻缘。因此日前她的死讯传来，使我很是怅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朱丽亚》的回忆。文艺界的巨星又殒落一颗。
海尔曼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心脏病逝去，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数星期，她曾赢了一场官司，初步终结了她与另一个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锡之间的四年争吵(请参阅本刊一九八○年七月号中拙
代，她静悄悄地在麻州的玛莎葡萄园避暑地向世界告别了。
海尔曼生前作品众多，出名的剧本除了上述的《守望莱茵河》以外，又有《小狐狸》、《儿童的时刻》等。她也是美国电影剧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而她所著的三部回忆录：《一个未完成的女人》(一九六九年)、《旧画新貌》(Pentimento，一九七三年)及《邪恶的日子》(Scou-ndrel Time，一九七六年)也都获得好评与畅销。这些自传性的记叙涉及作者的思想与政治，因此甚至比她反纳粹反封建的剧本，更具有代表性。
海尔曼的左倾思想曾给她带来不少麻烦。一九五二年，美国社会正处于反共疯狂时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进行调查工作，将美国的左翼人士与国内外的共产党联在一起。海尔曼也被传讯。她在致该委员会一函中表明她的耿直忠贞的性格，已成为众所乐道的名句：
“我不能也不愿割破良心来适应本年的风尚。”
海尔曼在信中说，她愿意出席应询，谈论自己的意见与行为，但她不愿意讨论别人，因为“为了保全自己而伤害我认识多年的无辜人士，对我来说，是件非人道的丢脸行为”。
采取了这个正义立场后，她几乎因“蔑视国会”的罪名而坐牢。她的名字此后上了黑名单，而她的写作收入也自每年十五万降为零。
海尔曼意志坚强、好争辩，态度固执傲慢，从不认错。她与人有争论时，难得承认他人的意见也许有些道理。她的自傲态度使她在文艺界人缘不佳，她在后期生活中与女作家狄安娜·屈瑞林及玛丽·麦卡锡等的不和，主要起因就在于此。
丽琳·海尔曼于一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中，是个独生女，自幼即对富有的家庭背景起了叛意。她的回忆录中就充满了她对亲戚的描写。她不满家庭与私立学校生活，就是喜爱看书。十四岁时她被父母责骂后，离家出走整两天。十五岁时她将舅父所赠的生日礼物宝石戒指典当化钱购书。事后她向舅父忏悔，不料舅父毫不在意，笑对她说：“你到底有骨气。其他那些都是糖水做的。”丽琳后来把这两句话用在《小狐狸》的对白中。
成长后，海尔曼在纽约大学就读，后转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学。在纽约期间她有机会去格林威治村体验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初次就职，在一个书局里看稿子。那时她不过十七岁，文学天才已在崭露。次年她与一个名叫柯柏的作家结了婚，七年后离婚。在这期间，她开始发表书评与短篇小说，并在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制片厂编审电影剧本。
她的生活并不如意，慢慢染上酗酒习惯。后来她遇见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默特(Dasheil Hammet)，堕入爱河。她与哈默特的同居关系时合时离地持续了三十一年。其间她开始编写舞台剧本。第一部成名的是一九三四年的《童时》(Children’s Hour)。故事乃述一个私立学校中的两位女教师的密切友谊被一位女学生诬指为同性恋者后，毁损一生。此剧在百老汇上演，立时轰动。可是当时社会风气尚很保守，由于它的主题的不平常，在波士顿、芝加哥及其他城市遭禁演。
海尔曼后来谈论《童时》说，她并不认为剧本的几位主角是“可怕的”。她写剧本原意不过是在表明，闲言可以杀人。她似乎已在预测不久即将发生的美国政府政治调查与迫害无辜人士的行为。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她替电影公司写剧本，成为全国电影剧本作者中的最高薪者。可是财富并没有影响她的叛逆思想，她愈来愈左倾。一九三六年她前往西班牙，替电影制片者裘利斯·伊文思(JorisEvens，《愚公移山》的导演)写了《西班牙土地》的电影剧本，回来后便积极参与协助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的民主势力活动。
在这期间，她又写了一出描写美国南方富有家庭的剧本，是她幼时对外祖父家怨愤情绪的发泄，剧名《小狐狸》。
《小狐狸》在百老汇上演后一鸣惊人。由她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也非常卖座。赚了钱后，她在纽约郊外购地置产。
西班牙内战加强她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德国纳粹主义的成长更促进她的左倾思想。保守人士不时给她戴“红帽子”。可是当她的反纳粹剧本《守望莱茵河》于一九四一年上演时，美共报纸却也攻击她，指责她支持欧洲盟国对纳粹的抗战(那时苏联与德国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尚未参战)。但《守望莱茵河》还是被纽约剧评家协会评为一九四一年度的最佳剧本。故事是说美国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中，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与一个玩世不恭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对质。女主角是以海尔曼童年时代的好友做模型。这位好友就是上面所述的裘丽亚，后来在德国参加反纳粹地下活动被害。
大战时期，海尔曼写了电影剧本《北极星》(The North Star)，剧中叙述苏联人民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事迹。电影在当时很受美国观众欢迎，可是后来却被批评为捧苏亲共。此外，她又写了剧本《搜索的风》(The Searching Wind)，曾改编为电影。一九四六年的剧本《松林深处》(Another Part of the Forest)以及一九五一年的剧本《秋园》(The Autumn Garden)都回到美国南方财势争执的主题，演出都很成功，受到很大欢迎。
大战以后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的强横霸道的姿态纷纷表示不满，海尔曼没有公开攻击斯大林，受到左翼文坛的批评。她与玛丽·麦卡锡等就是在这时分道扬镳的。
一九五一年，她的爱人哈默特因拒绝向国会非美委员会作证而一度入狱。次年她自己也被传作证。虽然她未入狱，可是黑名单引致了戏剧电影界对她敬而远之，不敢与她交往。她的收入一时断绝，不得不出售家产过活，有一度曾化名在一百货商店充当售货员，处境之恶劣，由此可知。
不过到了一九六○年，新剧本《搁楼上的玩具》(Toys in the Attic)问世，又是一举成功，解决了她的经济问题。纽约剧评界虽认此剧为该年最佳作，普莱策奖金委员会则未予以重视，可见她处境虽有改善，还没有到彻底翻身的程度。
海尔曼在一九七六年的回忆录《卑鄙的年代》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段磨难的经验。她的怨诉对象倒不是那些追捕共党分子的人物，而是那些不敢发言或是参加反共检举的左翼人士。她认为这类怯懦风气终而造成后期如越战及水门事件那类祸患的发生。
海尔曼与哈默特同居三十年。后者自监狱释出后，健康从未恢复，终于一九六○年病逝。海尔曼承认，由于二人嗜酒、脾气暴躁，以及对于婚姻的随意态度，他俩间关系并不十分美满。
在约十年的黑名单时期，海尔曼在创作方面只做他人剧本的改编工作，不获什么好评。《搁楼上的玩具》重新恢复了她的声誉。同时，好莱坞电影公司又在开始高价索求她的著作，可是她对电影剧本已无兴趣，主要原因是她不愿让导演任意改变剧作者的原作。以南方没落家庭为主题的《搁楼上的玩具》是她最后一部剧作，被一些人认为是她的最佳作。
她在停止写剧本以后，生活并不空闲，她曾陆续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写作课。她也编集了契诃夫书信集及哈默特的短篇小说集。此后她就连续出了几部回忆录，都是畅销书。在她纽约的家中及玛莎葡萄园的夏间居所中，常常高朋满座，来者多是慕名的青年作家。
对世界和平这个话题，海尔曼与她过去的文友意见骤有不同。某次她著文攻击文学批评家莱昂乃尔·屈瑞林(Lionel Trilhng)夫妇鼓吹美苏之间的“冷战”。莱昂乃尔已经过世，夫人狄安娜尚在，也著文反击海尔曼。此二位女士之间的怨仇经久不息，有时在记者访问记中作互相的攻击。
海尔曼的倔强刚烈的性格造成她与另一个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锡间的不和。详情前已述及。麦卡锡控她写作“不诚实”。海明威的前妻玛莎·葛尔杭(Martha Gelchorn)也有同感，曾于一九八○年著文攻击海尔曼在《一个未完成的女人》回忆录之中有关海明威的一部分，与事实不符。无论他人如何攻击，丽琳·海尔曼的整个生活都是为和平，正义、自由、人类尊严等仗义执言。
七月三日在玛莎葡萄园一个墓地所举行的葬礼中，在场有二万余名亲友，多数是文学、电影、戏剧、广播、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她生前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作家约翰·赫赛的追悼词极其动人，其中这么说：
“我要对丽琳的怒火说几句话。它象发电似的激发了我们时代的抗议情绪。任何伟大的作家都应有这种气质：生活的现状必须不断改进。”
然后，赫赛面向棺柩，凄然地说：“亲爱的丽琳，现在你已是一个‘完成的女人’了。……你将你的怒火传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思索。现在我们都向你告别；我们对你的热爱，应该也可以永远地平息你的怒火。”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于纽约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