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台
昨晚Kate做了一个“变化中的现代中国”讲座,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所有的变化只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正好也是迄今为止她个人成长的过程。这一讲座十分成功,平素开会总是有人缺席的这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大讲堂里,座无虚席,走道上站的坐的都是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Kate的演讲技能很好,擅长将陌生的中国意象,和人们所熟知的一切联系起来。她在讲座中提到的一点很发人深省,她说她所讲的只是她所熟悉的中国。确实,不同时期来美国的中国人,心中都装有一个自己重新分解组合的中国。
中国过去20年的变化,当人们反思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关注反思者是谁。当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叙述者的角色丝毫不能忽略。中国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者的中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是品尝(或遭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江和胡的中国,也是我们每一个小兵小卒各自体验的中国。是大城市的中国,也是小城的中国,是城乡接合部的中国,也是乡村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为次要。彼此之间气息互通,一个区域、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代人的变化,另外一个区域、时代或群体可能需要几代人去调整。
这一切之间,流动性也非常之大。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的。我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痛苦的身份定位过程。鉴于各自环境,以及个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不同,每个人的反思都会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却也会有时代打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烙印。文革后我们出现了“伤痕文学”。假如现代化之后,同样来一次反思,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呢?
这样对变化的反思让我想起了电影《站台》。这是一部散文式电影,叙述了1980-1990年间,小县城汾阳一群“文艺青年”的变化。小县城是苦闷的。如李浔阳曾说的那样,小县城的一切,往往是对周围更大城市的拙劣模仿。更为广泛地说,乡村的流行是在小镇的拙劣模仿。小镇是对县城的拙劣模仿。县城是对省城的拙劣模仿。省城是对京沪的拙劣模仿。而京沪则可能是对欧美的拙劣模仿。
现代化的过程,有时候真是让人找不着北。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希望守住自己的独特。在模仿外面的世界,也要坚持保持自我。我们在乡下常说,他们是城里人,“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梁朝伟在《花样年华》)现代化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然而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落后,就是落在别人的后面,仿佛我们都在奔向同样一个标杆。事实上这标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连我们自己也都不一定能够及时认识到。我们有没有反省过,或许跑错了道,排错了队,搭错了车呢?不过,那又怎样,继续驶向下一个站台。
中国过去20年的变化,当人们反思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关注反思者是谁。当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叙述者的角色丝毫不能忽略。中国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者的中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是品尝(或遭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江和胡的中国,也是我们每一个小兵小卒各自体验的中国。是大城市的中国,也是小城的中国,是城乡接合部的中国,也是乡村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为次要。彼此之间气息互通,一个区域、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代人的变化,另外一个区域、时代或群体可能需要几代人去调整。
这一切之间,流动性也非常之大。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的。我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痛苦的身份定位过程。鉴于各自环境,以及个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不同,每个人的反思都会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却也会有时代打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烙印。文革后我们出现了“伤痕文学”。假如现代化之后,同样来一次反思,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呢?
这样对变化的反思让我想起了电影《站台》。这是一部散文式电影,叙述了1980-1990年间,小县城汾阳一群“文艺青年”的变化。小县城是苦闷的。如李浔阳曾说的那样,小县城的一切,往往是对周围更大城市的拙劣模仿。更为广泛地说,乡村的流行是在小镇的拙劣模仿。小镇是对县城的拙劣模仿。县城是对省城的拙劣模仿。省城是对京沪的拙劣模仿。而京沪则可能是对欧美的拙劣模仿。
现代化的过程,有时候真是让人找不着北。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希望守住自己的独特。在模仿外面的世界,也要坚持保持自我。我们在乡下常说,他们是城里人,“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梁朝伟在《花样年华》)现代化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然而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落后,就是落在别人的后面,仿佛我们都在奔向同样一个标杆。事实上这标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连我们自己也都不一定能够及时认识到。我们有没有反省过,或许跑错了道,排错了队,搭错了车呢?不过,那又怎样,继续驶向下一个站台。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