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蒂姆•伯顿(Tim Burdon)的电影《大鱼》(Big Fish)备受观众宠爱,短短几句话,就能概括其精要:一个父亲老是向别人讲述自己过去近乎神话的传奇经历,儿子从小耳濡目染,深信不疑,成年后却认为都是荒诞不经的吹嘘,在父亲临终前,儿子终于发现父亲的“神话”正是其生命历程的最佳写照。片名曾被汉化译为《大智若鱼》,有揄扬父辈智慧之意,影片由此会被理解为偏向前喻社会的代际沟通。不过,我以为一个稍嫌罗嗦的翻译更能恰当地凸现影片主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相信我说的故事,怎么能理解其中妙处?《大鱼》用故事的方式比较了两种不同媒介——口语文化和印刷文化。 父亲曾在病榻上对儿子说:“咱爷俩都是说故事的人(story teller)”。儿子对此报以居高临下的宽容微笑,他是驻巴黎的大通讯社记者,在他看来,两者有本质和等级上的区别,虽说在英语中,报道和故事是同一个词(story),但父亲那些漏洞百出、前后不搭、玄妙离奇的口语故事,怎么能和自己发表印刷在严肃大报上的国际通讯相提并论?儿子的故事带有印刷媒介的典型特征:借助印刷机达成的高强度重复拷贝、低清晰度的简明风格、对事实的单一认定。 相比之下,父亲的故事完全是口语化的,凌乱、随意、发散式、细节丰富、但逻辑糟糕。和父亲较生分的儿媳一开始很不适应公公口语故事中的插入、倒叙和补叙,父亲启发道:“你不知道吗,这才是会讲故事,平铺直叙有什么味道?”同样手法如果过度运用,就会使印刷文字的故事结构趋于崩溃,而口语故事由于利用了时间的特性,则无此之虞。口语故事更像是音乐在时间中展开,它玩弄着“时间之流”无法重复的特点(“你无法两次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与印刷媒介的精确复制与可反复校验正处于两个极点之上,口语故事当然也可以印刷在纸面上,但就丧失了其最精妙的部分——即兴和不可重复,就像音乐被录制成唱片后,仅仅是音乐的复制品,一个固定的影子,而不是音乐本身。口语媒介的时间性特点,使得所谓“事实”在口语故事中呈现难以捉摸的一面,或者说,这并不是口语故事最关心的,口语故事中的意义在流动的时间中层层叠叠、变换不定,甚至互相冲突。这正是身处印刷媒介包围的儿子最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他认为父亲所说的一切是自大狂的妄想,而没有反省到自己对事实非真即假的单一理解,使他无法介入父亲的世界。每种媒介都规定了自身讯息的性质,这被麦克卢汉称为“媒介的咒语”,在《大鱼》中,儿子和父亲的隔阂正是由于两种媒介各自的咒语带来了混淆和冲突。 印刷媒介借由复制功能达成的群体一致和对事实的单一化理解,强化了欧洲各国文字的壁垒,曾被人认为是催生民族国家潮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重新部落化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网络越来越深入地植入社会,在一对一的深度卷入条件下,父亲的口语故事可以轻松战胜儿子的印刷故事。影片中,身为摄影记者的儿媳很快就投诚于公公的口语魔咒之下,或许从侧面证明影像比印刷文字更适应这个网络和读图时代。当然,整个《大鱼》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尾声——父亲的死和复生。父亲在儿子童年时种下的口语萌芽,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终于破土而出,由儿子亲口讲述了父亲一生中最精彩的故事:儿子载着父亲突破公路上的交通阻塞(由车轮而诞生的双向公路也带有印刷媒介非此即彼的特征,打破这个单一秩序似乎意味着儿子从这个印刷媒介的咒语中解放出来),来到河边,父亲化身为一条大鱼,投入源头活水,时间之河,一个可以令意义畅游的口语世界。 《大鱼》的高明,在于用了一个异常准确的意象捕捉到了口语媒介的特征,比起公路和车轮的单向模式,还有什么比鱼和水更能带来自由任意、方向无穷的感觉?飞翔和天空也许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失之轻灵和一览无余。水,神秘与半透明的水,映出这个世界的难以琢磨和变幻不定。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你相信这个故事吗?但相信我,答案绝不是非此即彼。